威洛比的一个主要情报来源是美国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和外交机构，它们从中国国民党情报系统得到了大量情报。（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有时也承认，台湾的有些报告是“大可怀疑的”。）远东司令部在同一页纸上就会援引这样的报告：（a）据美国第7舰队情报机构报告，中国军队将在朝鲜参加战斗；（b）周恩来在8月中旬“私下说”，中国人不会在朝鲜或中国以外的任何地区打仗，“除非遭到攻击”，以避免对他们希望加入联合国的事宜造成损害。两天以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苏联人、“2名捷克斯洛伐克人、1名德国人、1名波兰人、1名法国人和1名北朝鲜人”，他们讨论了对北朝鲜提供广泛和大量援助的事宜，包括派遣25万中国军队参战的问题。（威洛比对这一报告半信半疑。）
然而，威洛比的另一份报告说：“9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共参加朝鲜战争的问题是激烈辩论的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反对积极的干预，周恩来及其他人“坚决主张进行干预。据说最后的决定要求中共进行干预，如果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的话”。远东司令部对此的评论是：“定为C-3级的一个独立情报来源确信，尽管有前述的决定，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采取行动，因为正在进行争取联合国席位的谈判”。
两天以后：
随着北朝鲜军队的瓦解，联合国军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人的态度。两者都已经间接地卷入了提供物资的行动，他们会不会公开或秘密地进行干预，以拯救他们的邻国呢？人们目前都认为，俄国发现，如果它置身于冲突之外，而让中共闲置的百万大军去完成这一任务，以此作为使美国的资源在东方这个地理的老鼠洞中损耗殆尽的宏图大略的一部分，那么对它来说既十分便利又经济实惠。因此，所有情报机构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鸭绿江和难以捉摸的林彪（中国内战的一位军事英雄，被大家认为是在“满洲”调动的部队的司令官）部队的行动上了。……中共军队领导人最近威胁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进军北朝鲜，这种说法大概属于外交讹诈的范畴。这一决定如果存在的话，也是所有的情报机构无法探知的。这是在最高层做出的参战决定，即克里姆林宫和北平做出的决定。
中国人的一次警告
使情报分析人员十分尴尬的是，他们在事后才认识到，那些被他们斥之为“外交讹诈”的严重警告，恰恰就是中国人的意图所在：它向美国明确表明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采取的行动方针。这些警告的传播渠道是印度驻北京大使、激烈地亲共反美的潘尼迦。潘尼迦从战争一开始就经常转达外交信号（尽管有时不足为信）。
中国领导人把潘尼迦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高级官员对他设宴款待，颂扬备至，这使他的自命不凡有增无减。他们完全清楚，他们灌输给他的欺诈信息将会迅速通过他的外交部传给伦敦，然后传到美国。
然而，中国人这次告诉这位大使的却被证明是货真价实的警告。潘尼迦在9月25日与中国军队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共进晚餐。潘尼迦觉得聂的“圆脸庞和剃光的脑袋给人的印象像是一名普鲁士军官”，十分友善和坦率。吃饭时，这位将军对潘尼迦说，他的人民“不打算袖手旁观，让美国人直逼他们的边境”。当潘尼迦提出异议说全面战争的破坏力十分巨大时，聂笑着答道：“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聂认为仅仅靠空中轰炸是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而且他也不相信美国会派出作战部队来中国打仗。
潘尼迦立即把谈话内容报告了印度外交部，从那里很快就到了英国人手中，并转发给伦敦。然后在9月27日下午，消息到达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英国使馆的参赞休伯特·格雷夫斯急急忙忙赶往国务院，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麦钱特问格雷夫斯怎样看待这个情况。格雷夫斯说，英国外交官“并不看重潘尼迦的担忧，认为他是一个反复无常且不甚可靠的报告者”，但他们感到担心的是，这些报告可能会使印度人心烦意乱，以致他们在联合国里不再支持这场战争。
国务院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虚声恫吓的宣传而已。
一周以后，潘尼迦又传来了信息，这次他转达了一位更高层人士的警告。10月2日午夜过后不久，中国外交部把他从梦中唤醒，通知他立即去周恩来总理的住处。周请这位印度人喝茶，客气地和他闲聊，并对在深夜里唤醒他表示歉意。接着，周恩来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另外，周急欲寻求和平解决。
潘尼迦问周是否听到美国人确实越过边界的任何消息。
是的，周回答说，他听说美国人已经越过了三八线，但他不知道在哪里越境的（当时只有美国巡逻队越过了三八线）。
如果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怎么办？
周的回答干脆有力：“南朝鲜人不要紧，但美国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
潘尼迦这次传来的警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但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政府官员在10月3日上午显然十分紧张。美联社的一条消息说，一支配备大炮的连绵9英里的中国纵队，正在从“满洲”越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韩国军队正在侦察北朝鲜人民军遗弃的防御阵地，麦克阿瑟则在三八线待机而动。现在，中国总理发出了看来是明确无误的警告，即美国人不要越过雷池一步。
是威胁还是恫吓？
尽管如此，政府阶层的大部分人还是再一次把这一威胁贬为“恫吓”而不屑一顾（虽然，例如利文斯顿·麦钱特就认为“我们应该极其认真地对待”）。东北亚事务科副科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也这么认为，他向他的上司迪安·腊斯克建议说：“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完全使用韩国军队征服北朝鲜的可能性。”国务卿艾奇逊7个月后在国会作证时承认，他和其他在华盛顿能够接触所有情报的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会介入，而不是介入”。布雷德利将军在对军界发表讲话时，也同意艾奇逊的观点。
美国驻各国的外交使团也提出了各自的预测。驻莫斯科大使艾伦·柯克对一个“性质如此严重的信息”没有更为直接地转达到联合国或美国而表示惊诧。美国观察中国的主要据点、香港领事馆的总领事詹姆斯·威尔金森说，这是中国的“武力威胁”。美国驻荷兰大使塞尔登·蔡平报告了从荷兰外交官那里搜集到的另外一些花边新闻。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在北京与一位荷兰外交官私下谈话时说，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参战”，尽管与美国交战会使中国的发展倒退五十年，但如果中国不抵抗，它就将“永远受制于美国”。这位荷兰人还说，尼赫鲁给毛泽东发电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明确授权（并无此说），就不可越过三八线，而印度正致力于阻止这种授权。
英国的反应远不如美国那样模棱两可。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此惊恐不安。他从“玛丽女王号”的舱室（他正在对英联邦国家进行访问）打电报给其外交部，令其与美国人合作起草一份联合国的声明，该声明将阻止中国的干预，并向中国提供一个在联合国讨论悬而未决的朝鲜问题决议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人们可以回想起，美国不希望中国参与联合国的任何会谈，理由是中国并非联合国的成员，因此在朝鲜问题的辩论中不具有法律地位。）
10月4日下午，国务卿艾奇逊在纽约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办事机构的一次会议上力图使英国人强硬起来。使中国人参加辩论已为时过晚，这样做只会使问题更加混乱。他同意越过三八线会有危险的观点，但是“目前他相信，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的表现会招致更大的危险”。艾奇逊对周恩来私下对潘尼迦的谈话不屑一顾，因为中国人可以随时对此加以否认。如果中国人“打算参加扑克游戏的话”，艾奇逊说，“他们就应该比现在亮出更多的牌”。他最后说：“我们不应对大概是中共的一个虚声恫吓过分惊恐。”
会议结束时，英国人似乎是感到满意了。
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威胁的确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急急忙忙地对其已经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加以补救。出于明显的疏忽，先前的指令都没有具体规定在中国人不声明其意图就介入朝鲜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行动。经杜鲁门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指示说：
今后中共如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境内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指挥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你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授权。
最后一句话并不是要束缚麦克阿瑟的手脚，或是暗示将不让他有机会打击中国境内的基地。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8月份就同意，如果中国人进攻，美国不仅要用在朝鲜的力量进行抵抗，还要“在朝鲜以外针对中国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总统尚未最后批准这一决定。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在轰炸“满洲”的空军基地或封锁中国海岸之前要请示华盛顿，它认为这样就能够确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不会在东京做出。
中央情报局为杜鲁门总统准备一份10月中旬在威克岛会议上使用的情况简介时，潘尼迦提供的信息是情报研究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坚持它前几个月的观点：中国地面部队“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但“不一定对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它的结论是：“尽管有周恩来的声明、中国军队向‘满洲’的运动、宣传上的严词疾言以及发生的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的确打算全面干预朝鲜。”如果中国打败了美国，这种干预将给中国带来“声名大振”的机会，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列举了一大堆中国不会进行干预的理由。其中主要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国内计划的规模决定了该政权的整个国内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负担而受到危害。”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分析写于10月12日。一周以后，即10月20日，威洛比的情报处在东京这个有利的位置也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但是，远东司令部在整个10月份都不断得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满洲”活动的零散情报。10月20日的《每日情报综述》再次指出，大批中国军队在“满洲”的存在是一个既成事实；因此，他们“有能力”在安东或其他地方“越过”鸭绿江，这也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威洛比的结论是：“然而，本地的情报机构并没有权力做出这种决定。它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是否做好了高度准备，动用正在待命的‘满洲’中共军队打这场战争。”
在东京的一位军官不同意威洛比的估计，并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不起任何作用。10月中旬的一个上午，远东司令部海军司令的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同他参谋人员中的情报官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人回顾了他们一直收到的原始情报，说：“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好像在北朝鲜。”
伯克向威洛比汇报了这个情况，威洛比叫来他的情报专家分析这些资料。他们的解释与海军的看法截然相反，威洛比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也认为他们不在那里，”他说，“而且我也认为他们不会进来。”
两三天以后，海军的情报军官再次得出中国人在朝鲜的结论，伯克又再次报告了威洛比。但伯克这次不认为威洛比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了。他回到办公室后对他的上司特纳·乔伊海军上将说，他打算把前来运送补给的运输船的五分之一留在远东，这样在情况紧急时，他便有足够的船只进行撤退。乔伊（和海军部）同意这个意见。这样，在以后的几周里，伯克得以储备了大约90艘运输船。
斯大林插了一手
但是，决定中国干预最重要的一幕的发生，远远超越了任何西方情报机构的视线。初秋时节，斯大林在苏联总理度假胜地索契接见了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拜访斯大林。据尼基塔·赫鲁晓夫说：“周恩来问斯大林，中国军队是不是应该进入北朝鲜领土，以阻止美国人和南朝鲜人的进军道路。”斯大林和周恩来在开始时“似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干预将毫无结果”。但是经过长时间讨论，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中国将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支持”。据赫鲁晓夫说，周恩来和斯大林都“相信，这些部队完全能够控制住局面”。带着斯大林的支持，周恩来飞回了北京。
赫鲁晓夫的叙述中没有提及斯大林表达了任何意愿让苏联军队参战。就像1950年春天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入侵南朝鲜一样，苏联人要通过一个代理国来行动，这一次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