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那时候泰国的泰铢危机已经席卷整个东南亚，美国的专家建议，如果这些小国们打算重整朝纲，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借款，而借款的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坚持放松金融监管。这个建议，格林斯潘是抱绝对支持态度的，这个有案可稽，因为金融危机的余波并不是没有冲击美国的冒险家们。
接下来是韩国、日本，美国迫使韩国、日本的央行在汇率问题上，选择性地同步于格林斯潘和财政部大员们的脚步。总之在七国集团的俱乐部里，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致的，包括如何拯救出了麻烦的国家，如何维持一个自由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等等。
总之，任何国家只要出现经济上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市场自由理念的背离，这个背离是绝对的背离，克林顿政府的成功又把美国人的乐观推到了极端的地步。举例来说，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白宫里似乎没有一个人明智到担心可能出问题的地步。
现在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晚了，金融危机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整体失败—这不是说全部的内容都一无是处，比如压低通胀率，否则伯南克不会被美国总统请回美联储。对这个部分是对的、整体是错的的共识，我们需要找到肇事者。于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问，真正的肇事者究竟是谁？
总统的国情咨文年复一年地高谈保障自由和繁荣，至少从选举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这是美国人的常识。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肯定是政客那一方，这个不需要经济学家的解释。哪怕最不开明的人，只要想到人们对失败国家，像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利比亚、朝鲜这样国家的指责，人们过去都相信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拒绝自由的制度，但是今天的政客口中的自由把美国人推向了深渊。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了，他没有看到金融危机，没有机会领略茶党分子和“占领华尔街”的分子以及挤兑人群的愤怒。左翼批评家乔姆斯基激烈地攻击美国的“自由霸权”，在他看来，美国的所有行动，都是政客们操控失算，最后引致美国经济和制度失败的原因。
1976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当弗里德曼准备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一位观众突然举起“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站起来抗议，大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我们猜想弗里德曼若今天去世，估计同样会受到“左派”们的如此待遇。类似的攻击，芝加哥大学曾经出现过。但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弗里德曼的观点并不是“资本主义等于自由”，更不是说“美国政府等于自由”，这里面一切的错误应该是政客们偷换了弗里德曼和一些经济学家的严格概念，事实上执行的却是与自由毫无关系的事情。
政客们凭借民主手段获取了这种经济上的代言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有了真理的发言人的身份。政客们所做的只是：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和选举下，制造最小代价的欺骗，利用经济学家的只言片语无疑是最合算的。这一点人们只要把美国政府想象成一个商人就可以释然。
政客们像商人一样做事，自然面临做生意的一切麻烦。最近关于这一切的事实，似乎更加说明不能把政府想象成一个裁判员，认为他们可以无害到最低的水平。自由的传统理念是秉承自亚当·斯密时代的。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宏观经济学迫使我们也相信，最自由的政府也不是无害的，同样的失职是可以发生的。而为了掩饰失职，它们同样可以寻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
麦道夫的骗局多少年就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眼皮底下进行，在华尔街的整个救援行动上，政府就像个商人一样。他们不愿意和华尔街一刀两断—这是不可能的，最初的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的通过就说明了这种关系。尽管经济学家比如泰勒可以为他们解释成这是缓解风险进一步扩散的必要代价，但是随着危机的推进，这种救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泰勒也只好承认这是超越自己最初的认识的。但这和泰勒其实关系也并不大，因为他是那种关注长期的经济学家。
贝尔斯登、美林和雷曼兄弟的有毒资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作为国家的损失，一点点地解毒、消散。美国没有选择自由的法则，让这些罪魁祸首认赌服输，自生自灭，而是找借口，以全体纳税人的税收为代价，替这些失败者填补窟窿。另外，美国政府的失职行为又以完全地执行选择性的政策迷惑大众，尽管金融危机中牵涉众多的次级贷款负债人，救援他们本来可以用低得多的代价，而不是采用注入那些垮掉的银行资本的手段。因为这些负债人，根本不可能从直接的贷款中获得真正的救助。
第六节 美联储“点火”，财政部“添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关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两种经济学派。
“我所属的那个学派，由一批研究那个地区的专家，像肯尼思·阿罗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其他人组成。这个学派强调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从保障合同执行的法律框架到保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管制结构。在十年以前，阿罗和我同属一个国家科学院小组的成员，我们与中国人讨论过他们的转型战略。我们强调鼓励竞争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对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我们倾向于一个更加渐进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虽然我们同意在制止过度通货膨胀时采取临时的强制措施）。”
这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于自己的经历的一段回忆，其主要内容是他与美国财政部的政策选择冲突。那时正值1996年至1999年斯蒂格利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还处在“9·11”事件以前的全面繁荣的梦境里，世界其他国家却已经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的财政部在那个时代显然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在1993年韩国的风潮中，财政部的官员们几乎毫无讨论推行自由化建议的兴趣，这让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一下子陷入了长期的危机，至今韩国都没有缓和过来。“即使是内部的批评者，特别是那些负有民主责任的人们，也被封锁消息。美国财政部对它的经济分析和方案如此傲慢自大，经常把信息控制得很严—往往是太严了—甚至总统所能看到的也是如此。”
人们在批评美联储的错误政策的恶果的同时，常常也不得不抱怨财政部同样的武断和专横。这和民主体系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财政部仿佛就是我们能够用制度加以控制的地方，只要在国会里还有议员能够发声，我们大概就可以对部长们的愚蠢建议进行批驳，或者给予无情的驳回。不过你怎么解释一个问题：宣布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援项目，即使在实践中是无效的，这个本来要对国会负责的机构，为什么看上去和自称独立的美联储合谋，一同完成一揽子的欺骗？
如果说金融危机肇始于美联储前一段时间的各种错误和放任，这好像是故意引诱美国人坠入资产价格泡沫的陷阱，点燃熊熊的次贷大火，那么接下来财政部面对美国政府税务报表上的“异动”细节，诸如过高的政府债务、加州糟糕的国税反映，居然也毫无反应。即使在救援的过程，作为集中力量担当救火队员的财政部，很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更严重的赤字危机。
当然这在国会的讨论中都是争夺的关键，不过不管这些民主代表们怎么讨价还价，税收是源于全体纳税人的，为了一场别人放的大火，美国公民却必须在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替他们埋单。如果拒绝埋单，财政部长们恐吓说这将让美国人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大概是最不公平的交易之一了。这好像是黑帮片的现代大制作，主体内容是美国人民被一群金融匪徒敲诈，这群匪徒在某一场敲诈中自己弄伤自己，却要求美国人民埋单。
事实上，要解释这个怪异的现象，似乎并不困难。
首先，因为财政部根本就是和美联储一伙的，尽管名义上财政部要对总统和国会负责，是完全的公职部门。
这同美联储独立的银行家俱乐部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稍微知道点儿亚历山大·汉米尔顿以来的财政部历史，就知道这个部门的独立性如何。汉米尔顿的签票早期只要有华盛顿的签字就可以单独通过，大陆会议也无权过问。除此之外，这个庞大的机构在“9·11”事件以前，还直接负责总统的人身安全。这在世界各国中完全是个单一的例子。也就是说，这个部门事实上和分离的美联储一样，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总统的直辖部门，而由于其掌握着总统本人的性命，财政部的武断和独裁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可以说根本上就是国会无法管制的部分。
尽管1993年通过了《预算平衡法》，但这个法律非但没有削弱财政部的特殊影响，恰恰相反，财政部依靠预算配额和强大的税务官掌控了国会里两大党派争议的权限和内容。尽管议案的否决权要通过国会，问题是从方案的内容、数额、条例、执行等都必须在财政部的全权管理之外。税务官们的影响能力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水准，个人所得税这种从法律上说事实上带有缺陷，甚至于法无据的税种，只要报税单一到，任何人，包括麦道夫这样的骗子，都直接在联邦财政部的监管之下（奇怪的是，那些随时会违约的人，财政部居然一无所知）。财政部的特殊权力还包括能够在美国的众多司法、监察、国会机构中动用各种紧急状态的资金，但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和美联储在利率上的随意性和不透明性几乎是一致的。
举例来说，美联储发行国债的数目、种类、期限长短、利率、还债条件都是经过那些所谓的专家计算的结果，而财政部同样在财政的计算方面拥有类似的方式，每一种法案的行动预算、概算都是由财政部操刀，至于所谓的国会的两个委员会只能就这个报告的非技术关键环节提出意见。这听上去好像就是美联储的翻版，因为只要7个银行家制订方案，其他的只是在一个数字上增加些没必要的修饰性改动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会里只能听到关于某个拯救预算的数字的讨价还价，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这个方案到底有多明智。哪怕这个方案是强盗制订的，我们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其次，美联储和财政部，就宏观的运行来说，实际总是因为货币的影响，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捆绑在一起的。1934年凯恩斯提出他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道理还是很简单的，“白天挖坑，晚上填掉”，目的是政府靠借债雇用劳动力，刺激有效需求。不过财政部的钱只能来源于三种：第一种是直接让中央银行印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解决，这个办法容易带来通胀；第二种是征税，财政部的税务官就是这种事情的专职人员，征税可能会打击企业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加不愿意投资；第三种是所谓发行公债，这个公债实际上是向公民借钱，财政部未来用税收偿还。
这三种方式，财政部的每项命令，到最后都表现为一大笔货币，财政部并不直接印制货币，所以货币必须从联储那里拿来。基本的工作就是财政部必然和联储之间存在一定的交易和借贷活动，这种活动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所谓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个政策的买卖公债，实际的前提是负债累累的财政部许诺还债给联储，然后联储将超发的货币给财政部。
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这将发生自相矛盾的结果，比如联储的利率的确让货币流动的泥沙减小了，结果财政部的负债累累和财政刺激活动却导致市场上货币阀门失控，降低了流速。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了让财政部有更多的刺激资金，却导致利率引发的副作用更为严重。除去没有带来刺激经济的效果，还将导致通货膨胀的延续。为了压低通胀，联储可能不得不继续进一步宽松，抑制利率加速上一种行动。这就是人们愿意选择传说中不太喜欢通胀的本·伯南克的另一个原因。
这就是说，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危险关系这一问题上，本质上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救火队员随时可能因为条件的变化，导致加速火情的坏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