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温本属于先拉斐尔派——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的诗歌团体。他们自我标榜为“唯美主义”，别人称之为“新浪漫主义”，事实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大异其趣，而是融合了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尤其是斯温本，他是最早称誉《恶之花》的几个英国批评家之一。由于迷恋法国诗歌，深受波德莱尔影响，他经常借用或引用波德莱尔。对此，多位学者曾在著作中有过专门论述，如安东尼·哈里森（Anthony H. Harrison）的《斯温本的中世纪主义——兼论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诗》（Swinburne"s Medievalism-A Study in Victorian Love Poetry）之第二章。瑞典学者安妮·沃尔德（Anne Walder）则把斯温本作为波德莱尔的广泛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她径直把斯温本的诗集《诗与谣》称作斯温本的《恶之花》。这部诗集以热烈、迷狂和充满欲望色彩的爱情为主题，挑衅并反叛当时社会的趣味、风尚、礼教和规范。跟波德莱尔一样，斯温本的诗也引来保守势力的围攻和詈骂，被冠以“罪之火”、“八爪海怪”、“地狱里钻出来的浑身是火的魔鬼”、“松开放在维多利亚客厅里的一匹半人半兽的怪物”等恶毒绰号。另外，斯温本的象征手法也已经用得相当娴熟，如短诗《白蝴蝶》，“白蝴蝶”象征人类美好的意志和向往，“大海”则象征自由或者说自由的环境，“飞”则是冲动、呼唤。建议读者将这首诗与中国现代最杰出的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的同名诗作并观并比较。
白蝴蝶
给什么智慧给我
小小的白蝴蝶
翻开了空白之页
合上了空白之页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整个诗歌发展格局，波德莱尔的影响也许还不能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就斯温本的个人诗歌生涯而言，这种影响具有翻天覆地的意义。艾略特说，在1870年代，斯温本有过自我突破（breakthrough），这指的是他打破（break）了以丁尼生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抒情主义诗学规范。（参见艾略特的文章《作为诗人的斯温本》，载《圣林：论诗与批评》（The Sacred Wood：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因此，笔者以为，斯温本是英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他悼念波德莱尔的诗《你好，再见了！》可作为英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这首诗非常重要，1919年，纽约的伯尼-礼佛莱特出版公司（Boni and Liveright）曾出版T. R. 史密斯（Smith）编的《波德莱尔诗文选》（Baudelaire，His Prose and Poetry），在序言之前放的就是这首诗。它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既表示波德莱尔的死，又表征英国象征主义的生。
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
波德莱尔1867年四十六岁时在他母亲怀里英年早逝，那时比他小十岁的爱米丽·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还将生活写作差不多二十年。她虽然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写过悼念波德莱尔的文字，甚至在任何文字里都没有提到过波德莱尔，但由于欧、美之间的文学交往比较密切，不排除她间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她的许多诗用了象征手法，深具现代性。比如，她强调自觉尤其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强调具象、表现上的迂回，形式上的新颖，效果上的隐晦，总体风格的凝练等（参看李玲、白艳君《论狄金森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则比狄金森还晚六年离开人世。他处于美国文学从超验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时期，他的现代性表现在观念上摒弃一切传统，勇于开拓，其核心价值观是民主和自由，他对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热烈拥抱，形式上的不拘一格，都令人耳目一新。他也时不时用象征手法，展现了深沉、未知与晦涩的现代诗风。这两位往往被称为美国诗歌之父与母（或保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说他俩是美国现代主义的先驱，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他们都在波德莱尔之后，而真正的先驱应该在波氏之前。
波德莱尔自认为他在哲学上的老师是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努尔·史威登堡，文学上的引路人则是美国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爱伦·坡死于震颤性谵妄那一年，波德莱尔才二十八岁。那时的欧洲文人尤其是法国文人普遍看不起美国。波德莱尔也有这个倾向，他说：“美国是个巨大而幼稚的国家，天生地嫉妒旧大陆。这个历史的后来人对自己物质的、反常的、几乎是畸形的发展感到自豪，对于工业的万能怀着一种天真的信仰。它确信，像我们这里的一些不幸的家伙一样，工业的万能最终将吃掉魔鬼。在那里，时间和金钱的价值是如此之大！物质的活动被夸大到举国为之疯魔的程度，在思想中为非人间的东西只留下很小的地盘。”但他却称赏爱伦·坡，只因为爱伦·坡是美国普遍价值观的反叛者，与工商业社会的君主般的群氓格格不入，一个世俗社会中的另类。他说：“爱伦·坡出身良好，他公开表示他的国家的大不幸是没有血统贵族，因为在一个没有贵族的民族中，对美的崇拜只能蜕化、减弱直至消失。他谴责他的同胞身上的暴发户独具的恶劣趣味的种种征象，直至谴责他们铺张的奢侈。他把社会进步这一当代的伟大思想视作轻信的糊涂虫的迷狂，称人类住所的改善为长方形的伤疤和可憎之物。爱伦·坡在那里是个孤独得出奇的人。”（参看波德莱尔《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载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版，2008年10月1日）其实，对于特立独行、思维超越、向往永恒的诗人来说，哪个社会不是如此？波德莱尔自己所处的法国社会、欧洲社会，跟美国社会能有多少不同？波德莱尔所受到的社会待遇能比爱伦·坡好多少？他引爱伦·坡为同道从而惺惺相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可填补的鸿沟是诗人共同的命运。
波德莱尔的伟大就在于他并没有像一般法国文人那样故步自封——甚至连英语都不学，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新大陆，在那个满是问题的地方寻找新事物。他慧眼独具，发现并狂热地喜欢上了爱伦·坡及其作品。他率先翻译了爱伦·坡的作品，据说，他的翻译比原作还要好。有一段时间，他干脆不再写诗，而致力于写文章介绍、揄扬爱伦·坡，称之为“最伟大的文学英雄”，“不可思议的魔术师”，说后者“发现了新的表现方式和前所未见的手法”。（参看《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这新的前所未见的就是现代性，如“审丑”，即将生活中尤其是都市中丑恶、忧郁和病态的现象作为审美对象。再如，纵观爱伦·坡其人其文，贯穿始终的是一个“奇”字，这一点绝类徐渭。波德莱尔论爱伦·坡，正是抓住其奇特性，大加阐发，“奇特性是美的不可缺少的调味品”，爱伦·坡甚至在音韵上也追求这种奇特性，“来恢复和增强韵律给人带来的愉快”。当然，对音乐性本身的不遗余力的讲究也是象征派的主要特征之一。本书所选的爱伦·坡的名作《安娜贝儿·俪》中“女孩”、“大海”、“坟墓”等意象的象征意味浓厚，而让读者叹为听止的是其音韵效果。
职是之故，本书以这首杰作作为肇始。
表面上，这个选本是以人为单元，事实上，笔者历来有文本中心主义倾向，有些现代诗人写的未必是现代主义的诗，或者总体上是现代主义的诗人有些作品却不是现代主义的，我都不会选录。相反，有些前现代或后现代的诗人，或者总体上不是现代主义的，只要他们的作品（哪怕是个别的）是现代主义风格的，都会进入遴选的范围。当然，我真正选入的是我认为比较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品。
从狭义到广义，英语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范畴可以分为三类。最窄的是意象派——英语国家诗人自主创立的象征主义诗歌，其次是处于模仿法国象征主义阶段的诗歌，最宽的是溯源到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胚胎的爱伦·坡的诗歌。我们取了最宽的定义。我想，这是符合屠岸先生一贯宽厚、包容的性格的。
今年11月，屠岸先生将迎来九旬华诞，据悉北京将举行带有祝寿性的学术研讨会。此书便是恭奉给老人家的一份特殊礼物。笔者在此非常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公益情怀和深远眼光。
本来我是想请老人家自己作序的，但他命我代笔。晚辈何德何能，怎敢置喙？然而恭敬不如从命，只好硬着头皮写下以上文字；如有不当之处，请屠岸先生和各位方家海涵并指正！终究不敢称“序”，遂曰“弁言”！
2012.7.29
敬书于京郊营慧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