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后的凋零］
地址：绍兴笔飞弄13号
别人去绍兴，总说鲁迅故居不可不去，我倒是专为蔡元培而去。
蔡元培是绍兴人，青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故居在著名的笔飞弄，是典型的江南宅院，与极度喧闹嘈杂的鲁迅故居相比，这里倒算清静，不过因为也已辟成景点，亦有几个游客。
我一向不喜欢喧闹的故居，最好是仍作民宅使用，清静惬意，有生活气息，若能与老住户们唠唠家常，问问陈年旧事，更是乐事，唯一隐患就是保护问题，生怕它哪天被好大喜功又短视的城市建设者拆掉。若是弄成小小展览馆，与旅游团绝缘，只有慕名而来的背包客，倒也是一种保护的好办法，起码少了被拆之虞。至于搞成景点，甚至变成“一条龙”旅游项目，边上还弄一排商店，卖各种无美感纪念品，那就为我不喜。我一直认为，大师名家的身后事，高悬光耀的应是作品与思想，至于那些生活痕迹，应淡了无痕，越寂寞越好。
可这个国度却恰恰相反，若一个名人是中小学课本里常出现的主流人物，便往往成为后世的推广工具，故居被弄成景点，俗不可耐。来往游客都知道这里住过个大人物，可说到这大人物到底干了什么，有何成就，却往往一知半解。至于将思想学术拿来为今所用，更是免谈——有时不但不拿来用，甚至还背道而驰。
蔡元培便是一例。岁月不减其声名，动荡无损其根基，但多年后的北大，却再也找不出一个像他这样的校长，人们甚至根本说不清他的思想。
绍兴笔飞弄13号的蔡元培故居是蔡家祖业，为其祖父蔡嘉谟在道光年间所置。笔飞弄之名，源于另一位绍兴名人王羲之的传说。相传王羲之曾为一位老婆婆写字，结果写了一张，对方还要一张，王羲之便不高兴，将笔掷出窗外，结果穿过弄堂，落于桥背，后世称那条弄堂为笔飞弄，桥为笔架桥。故居大体是砖木结构，共有三进，第一进坐西朝东，第二进和第三进则拐了个弯，坐北朝南。走进第一进，天井极宽阔，竟有篮球场大小，阳光洒在地面上，更显空间之大。曾有人说天井大小与宅子的气象息息相关，这种旧时风水之说倒也并非无稽，甚至可以跟心理学拉扯上关系，毕竟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长期在逼仄空间里，人不免束手束脚，可若厅堂阔大，终日见阳光，心情自然也会不同。
第二进如今是陈列室，有蔡元培雕像，两侧有“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等对联，最抢眼的自然是美国学者杜威的那句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比较，牛津、剑桥、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第三进则是蔡元培出生和少年时居住的地方。
院内都是青石路面，屋墙为青砖，开有雕花木棂窗，院墙上的砖雕颇为精细，但不少已经残破，想是多年前所毁。
站在冷清的院内，忽觉感慨。陈列室里那些赞誉、对联、摆设，真的可以说清蔡元培这一生？何况，又有几个人会来看看这故居里的陈列室？那些来绍兴的游客，若非背包一族，恐怕只会在导游的小旗下如赶鸭般聚集在鲁迅故居的那条街上，叫叫嚷嚷，拍照留念，然后在门口立着孔乙己雕像的咸亨酒店里吃一顿并不地道的绍兴菜，随即拍屁股离去。
没来由想起了杭州，那里有他牵头创办的国立艺术院，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他虽非校长，但首任校长林风眠也坚持兼容并包。那时，林风眠要“融合中西”，潘天寿欲“传统出新”，艺术之树就此分叉，却同样挂满了可载于史的师生名字。可如今我漫步于西子湖畔时，心里感应到的依然是盛极一时后的凋零。
蔡元培的思想，其实已经丢了。当年，蔡元培大有用武之地，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已绚烂如斯。他入主前的北大，思想僵化，制度混乱，不问学术，换过五任校长，仍局面难改。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在他治下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共存，拖着长辫穿着长袍的老先生与一身西装的新派人物并坐讨论，还有《新潮》与《国故》打对台戏。他选择教师，只看学问不看资历，梁漱溟当年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究元决疑论》后得蔡元培赏识，聘其讲授印度哲学，做不成学生，反倒成了老师。
这一切，早已不再。在绍兴街头，我还曾见到蔡元培广场，旁边还有“孑民电影院”，“孑民”是蔡元培的字。以名人元素装点城市，已成俗例，只是，故人想必孤独，恰如那个“孑”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