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菲兹·易卜拉欣有一部散文集，名叫《赛蒂哈之夜》。他还翻译过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的大部分。他和哈利勒·穆特朗合译了罗尔瓦·布雷的《简明政治经济学》。他还有一部三卷集的诗集，在传统的主题中加入了许多社会政治诗。
哈菲兹是抒情诗人、社会诗人和音乐诗人。他感觉敏锐，又有着痛苦、屈辱、失望的个人经历，因此他的诗充满对理想、失意的描写，对生活的厌倦，对失去幸福和荣誉的哀伤，以及对人们尔虞我诈的愤恨。他的痛苦之情不限于自我的积郁和生活中的灾祸，而是一种与人民共患难、倾听贫弱者的呻吟、对悲伤者进行抚慰的高尚感情。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民族和宗教的不同并不能限制他这种人类感情的进发，遥远异国的灾难和世界性的事件都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响。因此，哈菲兹擅长悲惋哀悼，善于描绘忧伤事件。他从自身的深沉忧伤中、从对已经故去的亲友和国家栋梁的痛切悼念中、从对人类不幸的满腔同情中获取启示与灵感。所以他的诗句真切感人，影响深远。
在社会诗方面，哈菲兹没有从外国文化中获得多少东西，他的源泉来自个人经历和对社会的直接体验。后者是他从与人民大众的接触中，与像穆罕默德·阿卜杜这样的思想家交往中获得的。他的人民性倾向、爱国主义和宗教感情给他以力量，鼓舞他为民族的进步和繁荣而英勇斗争。因此，尽管诗人被迫离开沙场，但他的诗却为他开拓了战斗和抵抗的广阔领域。他回溯历史，围绕欧默尔、阿里和其他伊斯兰英雄们的生活，创作了许多诗歌，在阿拉伯人心中重新点燃了战斗的火焰，恢复了他们已经失却的信心和骄傲。他面对现实，反对社会差别，反对外国人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主张涵养德性、普及仁爱、教育女性、活跃文化、发展建设。他遵循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方针，并把他当作赤胆忠诚、勇于献身的学习榜样。他的目光看着未来，用诚挚、激越、充满希望的言辞，为埃及民族和阿拉伯世界的理想而歌唱。他为祖国描绘了一幅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壮丽图画，他的声音与巴鲁迪、邵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他被称为“尼罗河诗人”是当之无愧的。但哈菲兹晚年在图书社任职时所享受的安逸生活却减弱了他激情诗的力量。
历史事实表明，每当哈菲兹吟诵他的诗歌时，总在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无疑，这种吟诵当时在对他的诗歌评判上起着主要作用。如今，历史已翻过一页，哈菲兹和他的生平已成过去，我们就有必要客观地、冷静地研究和分析他的作品。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哈菲兹的诗歌缺乏精神的魅力和丰富的想象，他诗歌的特点在于感情的激越和诗句的音律性。对他激越的感情，前已述及。至于音律性，在哈菲兹的诗中不过是他个性的反映，是他有限的文化知识的产物，他不仅是个曾处于饥渴中的贫困儿，而且也因希望幻灭而忧思如焚、内心充满着矛盾的感情，为人民、为祖国、为人类的灾难而悲泣。因此，他的诗中低回哀怨之声比比皆是。他彷徨不安，不能专心致志地工作，也不能深入思考问题以寻求合理解决。他只满足于形式的浅易，只追求语言的铿锵有力，不愿在内容和描写上多下功夫。他的文学造诣不深，只是在语言的华丽、诗韵的柔和方面仿效阿拔斯诗歌艺术。他欣赏以辞句取胜的诗人超过以内容见长的诗人。由于阅读面广、记忆力强，他积累了大量词汇、表达方式和前人的例句，他从中任意选取适合他音律特点的东西。
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1285—1351）
生平艾哈迈德·邵基出生在伊斯玛尔赫迪尤时代一个多种族成分的家庭，父亲是库尔德人，母亲是土耳其人，祖母是塞加西亚人，外祖母是希腊人。他自己曾说，他的个性是由“四个根源集于一枝”所构成。
他四岁就进入初级小学，后转入泰吉希兹学校，刚满十五岁即学完小学和中学课程，旋即人法律学校，后又进入翻译学校并获毕业文凭。1887年，他依靠陶菲格·本·伊斯玛尔赫迪尤提供的经费到法国深造。他在蒙彼利埃学了两年法律，其间曾到过英国。两年后，他到阿尔及利亚治病，住了一个半月，回法国后在巴黎继续完成第三年的法律学习，并获得文凭。毕业后，他在巴黎居住半年，参观了它的博物馆、古迹和各种文化名胜，于1891年回到埃及，归途中曾取道伊斯坦布尔。
陶菲格1891年去世后，阿拔斯·侯勒米二世即位。在一段时间中他曾对邵基表示疏远，但不久就和他的前两任一样，对他予以重用，将他作为宫廷诗人。邵基支持赫迪尤的政策，因而获得厚禄和高位。1894年9月，阿拔斯派他代表埃及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东方学者会议。在欧洲各国首都的游览，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阅历。邵基结婚后，妻子从娘家给他带来一份丰厚的财产。他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由于与土耳其人的关系，阿拔斯于1915年被废黜，由侯赛因·卡米勒继任。邵基与他接触，但未得到多少宠幸。后来，英国人要将这位阿拔斯的宫廷诗人流放到马耳他，卡米勒出面调解，允许他选择一个除埃及以外的愿意去的国家，他选择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不断地诉说阿拉伯人的古老荣耀。他把巴塞罗那作为自己的住地，从此诗人将自己囚禁在象牙塔般的居所里。他关切地注视着这座城市，为它遭到破坏而悲泣，同时也深深怀念自己的祖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邵基回到埃及，他的政治立场和人民性倾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与宫廷联系。他生活在自己家里，管理着私产，夏季则到土耳其或欧洲避暑胜地旅游。但从1925年起，他就只到黎巴嫩山区避暑。在家里，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具有民族意识的诗歌，战后他已从自己的同胞那里感受到这种民族意识，他也不再忽视其他兄弟的阿拉伯国家，创作了许多有关诗歌。于是，他的声名大振、驰誉遐迩，在1927年于王室歌剧院举行的表彰他的盛大集会上，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一致同意授予他“诗王”的称号。
从那以后，他虽仍埋头写诗，但却特别偏重于诗剧创作，他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创作了几部诗剧，影响极大。正当他享有极高声誉、拥有巨大财富、文学创作达到最旺盛时期的时候，不幸于1932年10月13日逝世。
多种不同因素集合在一起创造了邵基这一奇异的诗才。这些不同因素时而和谐、时而矛盾。从其中表现出的邵基的心理，在多数情况下是游移不定的，在他身上没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倾向。
邵基具有的诗歌条件和素质，足以使他走上诗王宝座而无需费力。他享有来自四个种源的天才因素，这些因素对于他，就像把人类因素集于一身的浓缩剂，使他获得光芒闪烁的才华，从而去征服诗歌的各个领域。他天赋的才能对他登上诗歌顶峰是个很好的推动力；罕见的记忆力又为他贮存了许多领会到和阅读过的知识；他还具有广阔深邃、色彩丰富和严密的想象力，对生活及其脉搏跳动的敏锐感觉，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主题的大诗人竞比的雄心，所有这些，再加上对诗才的自负、听不得批评，使邵基变得圆滑和世故。
邵基具有阿拉伯文学修养，从每个诗人那里吸取优点：他欣赏艾布·努瓦斯的颂酒诗和情诗；欣赏布赫图里纯清的想象、精细的描绘及他的音律美；欣赏艾布·泰玛姆和穆太纳比两个人诗歌的崇高内容、反复推敲的精神以及诗中大量的格言和谚语，他还欣赏他俩的诗歌不受约束的特点——这种特点往往突破了诗歌的格式因此诗歌虽然有时显得隐晦和语句不谐调，他俩也并不在意。
邵基涉猎过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于是，他想在寓言诗方面效仿拉封丹，在抒发内心痛苦方面效仿缪塞，在艳情诗方面效仿拉马丁，在戏剧的某些方面效仿高乃依。看来，对邵基诗歌影响最大的西方诗人是维克多·雨果——这位感情炽热的浪漫主义首领、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言人、自由法国的吹鼓手。所有这些，对邵基的诗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邵基在法国看到的宗教和思想自由，使他也为一切宗教敞开胸襟——尽管他仍执著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在欧洲各国首都，尤其是巴黎，看到对生活、自由和科学的热爱，这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回国后，也力图在自己的同胞中传播这些精神。
邵基生活在充满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代，那些激荡着埃及和各阿拉伯国家的各种政治事件在他诗中都有深刻反响。他在国家中，是个宫廷诗人，埃米尔的政治家，他在人民中，是个人民诗人，阿拉伯埃及民族主义的政治家。
邵基具有的广博文化、那些扩大了他社会知识的远足旅游、他动荡其中的政治环境、他的诗歌才能及他欲与古代、近代诗人争雄的企望、他那媚上的倾向，所有这些，使他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格，在文学道路上犹豫不决，在政治道路上摇摆不定。
作品很少有哪个阿拉伯诗人像邵基那样写诗那么容易而且多产。
诗歌：邵基有一部名为《邵基亚特》的诗集，由四大卷组成。第一卷包括诗人上个世纪的作品，邵基本人写了论述诗人和诗歌的前言，其中包括诗人自己的传记。1925年重印时，删掉了有关赞颂、悼念、歌词、故事等方面的内容，只限于政治、历史、社会及与这些主题相应的诗歌。由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博士出版并撰写论述邵基创作的前言；第二卷于1930年出版，收录描写诗、抒情诗及有关历史、政治、社会方面的零星诗歌，还收录了旧诗集中的一些诗歌；第三卷于1936年出版，限于悼念诗；第四卷出版于1943年，涉及多方面主题，主要是教谕诗。
诗人还写了一部名为《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伟人》的书，在他死后才出版，其中大部分是拉吉兹体诗，讲述伊斯兰历史及其伟人，截止于法提玛王朝。
他还写有六部诗剧，创作于1929年至1932年之间。其中五部是悲剧：《克娄巴特拉之死》《莱依拉的痴情人》《冈比斯》《大阿里伯克》《昂泰拉》，一部是喜剧：《胡达太太》。
散文：在散文方面，邵基写有三部小说、一些有社会内容的文章和一部戏剧《安达卢西亚公主》——我们将在邵基的戏剧部分谈及它。三部小说是，《印度贞女》，题材取自拉姆西斯二世时期的古埃及历史；《拉德雅斯》或《最后一个法老》，它是巴斯玛蒂克二世时代后即公元5世纪前埃及情况的缩影；《桃金娘纸》，该书已出版，它可能是20世纪的作品，因为其中韵文比前两部少，其题材取自波斯国王萨布尔时期。
有社会内容的文章全是作者观点的表述，1932年收集成册，冠以《黄金市场》的书名。其题材是多方面的，如关于自由、祖国、苏伊士运河、金字塔、死亡、无名英雄等。书后附有邵基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提炼出的一些警句和格言。
邵基的诗歌：邵基的广泛声誉全然不是建立在散文上，他的散文大部分是韵文，雕琢痕迹十分明显，其内容和文学艺术性都很薄弱。他的声誉是建立在大量的诗歌作品上。因此，我们只研究他的诗歌，散文除《安达卢西亚公主》外，其他概不提及。
邵基的诗歌创作受到不同生活阶段及在这些阶段中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如果我们观察诗人的生活，他从宫廷到放逐，从放逐到去世，就可看出这些阶段都有明显的界线把它区分开来，也可看出，这三个时期大体与邵基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即传统阶段、从旧到新的过渡阶段和革新阶段相吻合。应当指出，这种划分只是就总体而言，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彼此截然分开的阶段，所有阶段都是互相联系的。
传统阶段：邵基从欧洲留学返回，从艺术、美、自由和改良之都巴黎获取了使其诗才臻于完美的营养。他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企图在阿拉伯诗歌中像在西方文学里看到的那样，鼓吹一种新精神，处理各种不同的主题。但不久就表明，使诗人获得这一切的原因正是他的不幸。为他的高度文化、广博阅历、有益旅游提供充分条件的赫迪尤的恩宠，变成了束缚他自由的枷锁、压抑他天才的禁狱。他从阿比丁宫得到的崇高荣誉和巨大财富对他诗歌的许多方面产生了不良影响，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显赫地位导致了我们诗人的某种怠惰和衰滞，使他只满足于用最简便的方式去获取文学声誉。他在古人业已为他铺平了的道路上行进，因袭他们的题材，模仿他们的风格，满足于来自埃米尔的廉价赞美，因为，赞颂诗：邵基在宫廷里生活了很长时期，他必须赞颂使他过着富裕生活的恩赐者，赞颂伊斯玛尔、陶菲格、阿拔斯、侯赛因、福阿德。但他的大部分赞颂诗都是敬献给阿拔斯的，他曾跟随他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各种不同场合赞颂他。他还赞颂奥斯曼哈里发阿卜杜·哈密德二世，因为诗人在伊斯坦布尔时曾受到他的礼遇，此外，前者还是伊斯兰的哈里发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领。因此，诗人在哈密德的弟弟穆罕默德五世即位时也对他进行赞颂。此外，他还赞颂过一些社会名流，如萨尔德·柴鲁尔、穆罕默德·法利德等，因为他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