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穆太纳比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不具有建立在周密的系统的思想基础上的对世界本源，或对生活，对道德的全面看法，他只有对于生命和生物的一些零散的想法，这是诗人的感触和他所经历的环境的产物。他不像哲学家那样对这些想法进行充分的解析和逻辑论证，但却强烈地信仰它，常常用动人的形象和简明的例证说明它的正确。
穆太纳比的哲理的来源，首先是他本身，他的实践、灵感，而不是对哲学的研究，或对形而上学和时空观的深思，即使有时他也从希腊哲学和文化中有所借鉴。由于诗人秉性倾向于力量、自负和追求，他的哲理也崇尚力量，为远大目标牺牲眼前利益，鄙夷丑恶行为。他的理想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使他陷于悲观，陷于对时世的怨恨——因它无助于他，陷于对人们的怨恨——因他们未能使他实现希望。他认为国王们不配享有权力，人民又只知贪闲安贫，甘受屈辱。
穆太纳比很少涉及世界的起始和终极，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人的生活、道德、感情和与他生活在其中的集体的关系上。他的思想回旋于生与死、甘与苦、力量与懦弱、获取与被禁等之间。他的哲理观涉及生活的法则和灾难，而不注意其起始与终结。
在穆太纳比看来，生命是生存竞争的舞台，是战场，是圣战之所。人们始终不停地、毫不留情地厮杀，只有强者才能立足，只有无畏的勇士才宜生存：
生命即消亡之所，安乐不会在其中长存，景况不会始终不变。在生与死之间，人们一批批接踵而至：
生命虽然转瞬即逝，十分短暂，充满动乱和疮痍，但每个人还是那么渴望它：
死亡是必然的，每个生命都不免一死，因为生命是从时光中取得，时光必定对它有所需求，肉体来自土地，土地将追还从它所取。因此我们对死亡不必畏怯，应像对一件必然之事那样去迎接它：
看来，穆太纳比几乎完全忽视生活中的宗教方面。他对永恒的观念一直半信半疑，或不甚了解。一般说，他的宗教信仰很淡薄，他了解那时流行的许多教派，而不信仰任何一种，只是为了惯例和顾及被颂者才在诗中提到其中的一些。尽管他的宗教信仰薄弱，常常蔑视宗教，但我们不能指责他反宗教和不信神。我们能感触到他的宗教热忱和伊斯兰倾向，特别在赛福道莱时期阿拉伯人反对东罗马的战争中，我们有时听到他公开宣称自己绝不服从世上任何人，只服从真主，真主对宇宙万物有绝对权力，它体现在一切活动中。
在穆太纳比看来，光阴是自由者和崇高者之敌，它把命运和才能分配给人们，但带上暴虐的印记。它阻止才智与命运结合，总是侵犯才智的神圣性，不让它获取应得的尊荣和权力：
他甚至把时光看成总是与他作对的情敌。
穆太纳比特别注意观察他那个时代的人，他认为他们处于低下和耻辱的境地，缺乏任何好的品性，他们只配受到蔑视：
他认为人们的这些秉性根深蒂固，不可更改。
智者行为是穆太纳比设想的一幅世界图。他认为智者应就尘世的本来样子去对待它，不要贪图享乐，要用力量武装起来，不要借助朋友——智者没有朋友，而要依靠自己，去追求各种最崇高的荣耀：
为此不惜作出最大牺牲，乃至流血、死亡，什么也不畏惧，因为退缩和怯懦在只去不回的生命中意味着屈服和受辱。
智者应该提防人们，不依靠任何人，不向任何人申诉，也不同情任何人。他应心如铁石，不为人们的泪水或笑脸所迷惑。他知道，用强力赢得的，不能用软弱去获取：
这就是生活的法则：蔑视世人和时光，用力量或谋略——它是力量的一种——来取得崇高的荣耀。力量是全部道德和美德的根本，一切荣誉和功绩的轴心，它应该转化成英雄行动，不被任何怯懦污损，因为：
在表达观点上，穆太纳比不像艾布·阿拉·麦阿里那样犹疑不决，他对自己的思想信念持强烈而绝对的态度。穆太纳比哲理诗的大部分具有崇高的人道价值，达到了不朽的诗歌水平。但他的某些观点欠持重。诗人年轻时追求反叛、破坏和难以实现的幻想般的希望。老年时叛逆性消减，有些观点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宗教信仰的薄弱更加重了这一点。人们注意的是穆太纳比哲理中的优秀部分，它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口皆碑，广泛流传。人们在其中看到了言简意赅、真诚而优美的深刻思想。
穆太纳比哲理中的许多方面构成了艾布·阿拉·麦阿里哲理的核心。麦阿里把它发展了，但也使之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民族诗人穆太纳比穆太纳比年轻时曾与沙漠阿拉伯人在一起生活，他整个一生都具有贝督因特点和纯粹的阿拉伯特性，推崇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种族。他具有最突出的阿拉伯特性和美德，如慷慨、自尊、坚韧、勇敢、追求权力和光荣，他喜爱并在不朽的诗篇中描写这些品质。他把天才都用在理想的阿拉伯性上，把它当作全部诗歌的目的，始终不渝地阐述其内容并为之歌唱。
穆太纳比的民族主义表现在诗歌的各个方面。可以听到他鼓动阿拉伯人团结起来反对异族统治，从异族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强烈而公开地宣传阿拉伯人掌握政权和恢复阿拉伯王位纯洁性的必要：
这一激情洋溢的主张的原因，是那时阿拉伯人状况的恶化和阿拔斯政权所处的困境，当时阿拔斯政权已濒临解体和崩溃，没有一个坚强的集权力量能把它四分五裂的地区统一起来，阿拔斯社会中民族混杂、倾向各异、派别林立。异族的势力强大起来，觊觎王位，他们在阿拉伯人埋头于思考和汲取外来文化时，又表现出了各自在文化上的优势。
后来阿拉伯人觉醒了。穆太纳比从年轻时起就为恢复阿拉伯的光荣而斗争，表现出很大热忱和作出了巨大牺牲，并遭受过监禁和许多危难。后来他又在阿拉伯统治者们如赛福道莱那里看到了希望，重又鼓吹阿拉伯复兴，用充满活力的炽热语言号召阿拉伯人团结和解放。
有些评论家由于穆太纳比追随并赞颂过某些外族统治者，企图贬低他的这一明确立场，但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那时的环境总是迫使诗人们追随和适应他们所厌恶的人，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信仰。穆太纳比只是在对阿拉伯人的希望破灭后才去找外族人的。后来他对外族人的希望也破灭了，重又歌颂阿拉伯性。穆太纳比从年轻时代起到被害，没有一天偏离过他所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他的诗歌洋溢着对祖国、民族的怀念，是他始终没有离弃阿拉伯思想的见证，这一思想是他诗歌中最动人、也最富有魅力的部分。只要阿拉伯人的处境软弱无力，他就不会感到幸福和满意。
无疑，这类民族诗是古阿拉伯人不曾有过的。蒙昧时期和伍麦叶时期，诗人曾不时夸耀各自的部落，但他们从未涉及阿拉伯民族的内容，也未感到保卫它的必要，他们全都具有阿拉伯性，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们。至于阿拔斯诗人，他们多数是非阿拉伯人，倾向于苏奥比主义，鄙视阿拉伯人，即使有人出来维护阿拉伯人，也不像穆太纳比那样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把精力花在论说自己文化和艺术的优越上，以此回击苏奥比主义者，这种方法与对手的方法相似，他们特别夸耀自己的宗教的优越，把它作为反击的基础。而穆太纳比则证明了这种方法的软弱和它的可讨论的余地，因而除在极少的必须场合外，他避免提到宗教。他对阿拉伯人优胜的论证是很少的，他不去注意阿拉伯人的文化、对文明的贡献，以及他们的辉煌历史。对他来讲，只要阿拉伯民族是最强大、本源和后裔最尊贵、品性最高尚、头脑最聪慧的民族，这就够了。他最有力的论证就是绝对的肯定，使之无讨论余地。他认为确立阿拉伯权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血的革命。无疑，穆太纳比的个人倾向，那个时代的战争和困境，需要并决定了这一点。
穆太纳比的声誉和不朽的业绩“然后穆太纳比出现了，他誉满天下，使人倾倒”，伊本·拉希格这句话仍然是对穆太纳比诗歌从产生到今天享有的声誉的最好表述。
穆太纳比的诗歌享有这种声誉，引起人们如此重视和不同评论的原因是很多的，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诗人的个性和他诗歌的多种题材。
穆太纳比以其特异的伟大个性曾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今天——由于他显示了个性的诗歌的存在——仍然引起人们注意。这个性中有着伟大非凡的崇高品格，也有着狂暴轻率的巨大缺陷。人们分为热衷于他品格的和蔑视他缺陷的两大派，两派都片面地看问题，于是出现了力图全面看问题的人，他们用他的缺陷来限制对他品格的无限颂扬，用他的品格来缓和对他缺陷的过分指责。
帮助穆太纳比诗歌扩大声誉的还有他的众多的妒忌者，他们竭力诋毁他，往往过甚其词地攻击诗人本身并攻击对他过分崇拜的维护者，于是他的名声就在有教养者中流传开了。有助于此的还有权势者们的竞相笼络和诗人在权势者间的周旋，这些权势者尽力抬高他诗歌的地位。
此外，这一诗歌还充满了适合不同时代和不同派别人们的倾向的各种成分，以及诗人丰富个性留下的绚丽夺目的诗句，从而使它适合于每个需求者。守旧者们喜欢它，因为他们从中嗅到贝督因气息，看到对传统风格的维护，诗行的独立性和诗体结构的凝练雄浑；革新者们喜欢它，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摧毁旧传统的勇气，在诗歌意境和内容方面的革新，其艺术中的生气和力量，以及内容和诗歌段落的协调；异端者们由于其中的过火言辞而喜欢它；语言学家们因诗人表现出的语言知识和对语言奥秘的揭示而关注它；而由于它汇集了那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资料，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此外，穆太纳比诗歌中存在两种使它有口皆碑的成分：一种是用人所喜爱的热烈、精美的语言对力量和伟大的描述；一种是几乎没有一人不受其影响的人类感情。
穆太纳比吸引着人们的思想，人们为之分成不同派别。阿拔斯时代末期，最狂热的崇拜者是诗人艾布·阿拉·麦阿里，他注释了穆太纳比的诗集，名为《艾哈迈德之奇迹》。至于反对者，为首的是沙赫布·本·阿巴德和艾布·赛义德·欧贝迪，他们老是在穆太纳比诗歌的内容和表达中寻找剽窃成分。至于中间派，则有：《对穆太纳比及其敌手的调解》的作者戛迪·吉尔扎尼，艾布·曼苏尔·萨阿里比，他在其《稀世珍宝》中用很长一章专讲诗人的长处和不足，艾布·阿里·哈蒂米，他写了一篇阐述穆太纳比思想与亚里斯多德哲理如何一致的论文，后来是伊本·艾西尔，他在《作家诗人文学通例》中提到穆太纳比的许多优点和不足。
在土耳其时期或衰沉时代，分歧一直继续着。著名的反对者是艾布·希拉勒·阿斯凯里和伊本·赫尔顿，后者从诗歌形式方面否定他。这种示威性的攻击在复兴时代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崇拜者走到了极端，以至认为穆太纳比的名字就意味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集被认为是应该仿效的最高范例。那时最著名的崇拜者和仿效者是纳绥福·雅兹基谢赫，他说：“穆太纳比像在天空翱翔，其他诗人则在地上行走。”巴鲁迪和邵基的诗歌中都回响着穆太纳比的有力的声音。
穆太纳比的名字越过麦什拉格到达马格里布，在安达卢西亚也被广泛提到，许多文学家和著作家都关心这位诗人。
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们从古以来也极其爱好穆太纳比的诗歌，编写了涉及它的每一行诗的烦琐冗长的著作，讨论它的僻词怪义，或修辞之美；另一些人则把它作为寻找例证的根据，以支持各自不同的语法和语言流派。
此外，还有对穆太纳比诗集的大量注释，以及伊卜拉欣·雅兹基谢赫，迪·萨西，哈密尔，尼科尔森，布鲁克曼，柏拉希尔，弗朗西斯科·基布利雅里等著名阿拉伯和外国东方学家对他诗歌进行的大量研究。
穆太纳比的诗歌广泛流传，引起文学家们的重视，其效仿者惊人地多。但它并非从一切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影响，许多效仿者只是在形式上进行模仿，而无力在才能上与他匹敌，这使他们的诗歌陷入对偶、双关、修辞以及各种怪异和隐晦的海洋，过多地使用空洞无力的响亮辞句。
好的影响是，穆太纳比的诗歌树立了从造作的传统和陈腐的赞颂风格中解放出来的优良的革新范例。他给格言注人了强有力的诗的精神，从而使它从枯燥的教诲中摆脱出来。他使诗歌焕发出力量，变得宏大磅礴，从而从另一个角度保持了阿拉伯诗歌的雄浑和生命力。
艾布·费拉斯·哈姆达尼
生平艾布·费拉斯·哈姆达尼生于摩苏尔一个极为尊荣显贵的王族世家。父亲是阿拉伯人，母亲是罗马人。他不到三岁时父亲被杀，在堂兄赛福道莱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其时赛福道莱正在巴格达和摩苏尔等地为哈里发效忠。当赛福道莱取得霍姆斯和阿勒颇封地后，便据阿勒颇独立称王，营造了宫廷，聚集了大批文学家、诗人和学者，创造了一种浓厚的文化、学术和崇尚勇武的气氛。艾布·费拉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获得许多知识，并受到骑士精神的训练。赛福道莱十分同情他的这个小亲戚，因为他在勇武和文学方面具有良好素质。当他长大后，赛福道莱就带他东征西讨，让他看到自己的胜利和失败，点燃了他心中的勇敢和激情之火。这期间，他吟作诗歌，出入宫廷，与诗人和学者们比赛，这使赛福道莱感到高兴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