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上台之时，苏联的国际地位可能还不是最糟的。苏联控制着一个庞大而又不安分的东欧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已经出现分裂迹象。斯大林的错误做法使曾经友好的南斯拉夫与莫斯科反目为仇。而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国家，那就是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不久，这个问题就浮出水面。除东欧、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盟国外，莫斯科没有几个朋友。向西看去，克里姆林宫面对的是一个统一而又自信的敌对阵营。1955年，无论在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发展程度上，苏联都远逊于美国。华盛顿领导的军事联盟，既清楚苏联的劣势，又想利用这种劣势来赢得外交优势。
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种国际关系的格局。从踏上世界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在设法改变这种现状。对这个鲁莽、冲动而又古怪的人物，观察家们更感兴趣的是他那极富色彩的举止以及粗俗不堪的幽默，却普遍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内心深处，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战略家。虽然也说大话，但他有一系列的目标。在其执政期间，赫鲁晓夫既要避免和美国发生战争，还要力图赢得美国人的尊重；既要支持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在海外发展新伙伴；既要保持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还要改善国内百姓的生活。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把苏联的困难归咎于斯大林的暴行及与西方展开的军备竞赛。赫鲁晓夫设想出一套和美国和解的宏大方案，它将会使冷战非军事化，从而让他改弦易辙，把资源用于苏联国内的经济建议，并把东西方的斗争限定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层面。他相信，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对的。
为实现和解，他不断改变着策略。正像在黑海避暑胜地皮聪达游泳池中不断摆动身体一样，赫鲁晓夫也在不断改变着其引诱和恐吓西方的策略。他拿出的胡萝卜是承诺相互裁军、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在世界范围内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看到这些让步不起任何作用时，他就寻求以苏联固有的危险性来向西方施压，以此来达到目的。
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因为美国的大国地位无人匹敌，要达到目的，最关键的是要改变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刚入主克里姆林宫时，赫鲁晓夫对外交政策的了解极其有限。他在1950年代看到，美国领导人非常倚重核武器，既把它视为一种防御手段，还把它当成一种影响国际事务的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清楚，国防开支可以拖垮一国的经济。他提出了新的核武器战略观，把核武器视为一种比常规军备更为廉价的威慑性手段。与此同时，好战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把核武器用在政治斗争上。美国的战略力量，或者借用杜勒斯的话说，可以利用美国的实力来迫使苏联人作出让步，把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吞下的东西再吐出来。
从美国导游那里，赫鲁晓夫知道，在正常情况下，核武器可以是一股可以感知的、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他自己也玩起核武器这张牌。“其目的就是要发出一种威胁，促成缓和。”1957年，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委员们这样解释道。之所以采取政治学家所定义的恐吓外交政策，赫鲁晓夫就是要让美国清楚，若不接受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1956年、1958年、1960年、1961年和最后一次——1962年，他举起的大棒就是威胁要使用核武器，除非苏联的利益得到尊重。
最终，这些策略并未让克里姆林宫从中受益。两个超级大国互不信任，以至于美国难以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裁军条件。绝对反对一切核查制度也无助于实现其目标，这也是他害怕美国的一种副作用。赫鲁晓夫相信，就像《绿野仙踪》中的主人公一样，美国将会利用现场核查或空中侦察的机会来窥探苏联的军事力量，看到克里姆林宫虚弱的一面。尽管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同意进行可核查的裁军，但是，他们都没有盲目提交参议院批准这个条约。而且，即使赫鲁晓夫确实削减了苏联常规部队的规模，但是，仍然不会完全撤走部署在西部边界的精锐部队，而它们正好对西德构成威胁。虽然赫鲁晓夫答应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并不能消除双方互不信任的鸿沟，而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信任。西德不准备以其战略武器的优势来换取一纸空文。同样，全面禁止核试验也建立在核查制的基础之上。
在打破柏林僵局的谈判中，赫鲁晓夫的政治敏锐也未能让他取得成功。他从未打算让西方与西柏林保持一种特殊关系。尽管他曾目睹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并指责斯大林，因为后者的愚蠢行为，而把苏联拖入了一场毫无必要、毫无价值的危机之中，但是，他不满足于那场危机对西方政治人物所产生的持久影响。1948年以来，不管莫斯科是否喜欢，对西柏林的防守变成了美国是否对欧洲安全作出承诺的晴雨表。除非发生战争，否则华盛顿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但赫鲁晓夫却从未接受这一现实。
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爆发让超级大国间的互信变得更加不可捉摸。赫鲁晓夫与其美国对手都在冒险争取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国家，只要拥有武器和领袖人物，就可以组建一个新政权。通过操纵那些傀儡政权，超级大国在这些国家制造了许多事端，这成为冷战的一个神话。卡希姆、卡斯特罗、卢蒙巴、梭发那和纳赛尔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傀儡。超级大国确实最擅长于玩弄这类游戏。然而，华盛顿和莫斯科为满足这些领导人的喜好而相互竞争，同时，那些事关欧洲和超级大国国内问题的谈判也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
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恐吓外交同样也产生很多问题。1958～1962年，他设法要让这段时期成为冷战最危险的年代，却并未实现其宏大的和解目标。只有当敌人真正认为对手要实施自杀行为时，核恐吓才能起作用。相反，因为美国清楚，它拥有核优势，所以，僵持最后都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还是赫鲁晓夫常常首先叫停的游戏。
让美国总统饱受折磨的，正是赫鲁晓夫的那种以战争促和平的习性。艾森豪威尔颇为自信，根本不会理睬这些挑战。1958年11月，他不愿意陷入柏林问题的忧虑之中，也不会对1960年峰会的失败感到惋惜。直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年轻而又未经受这种考验的肯尼迪总统才更多地屈服于赫鲁晓夫的压力战略。与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更加担心核时代出现的误判，也非常忧虑其行为给外国领导人，特别是苏联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出于这种担心，1962年8月，他向卢埃林·汤普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古巴事件和我们未出兵老挝这两个问题，你认为我们会给他留下要在柏林问题上让步的印象吗？”再回首，我们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赫鲁晓夫想让美国总统顶住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压力，他认为后者是美国军国主义势力的根源。但是，如果美国总统示弱——而且直至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他才不再幻想肯尼迪是一个软弱的总统。赫鲁晓夫认为，别无选择，只有运用核威胁来让美国人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并不担心德国的入侵……德国人将不会再挑起一场战争。最危险的国家是美国。”1961年春去维也纳之前，情绪低落的赫鲁晓夫如此断言。
斯大林的任何一个继任者都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苏联所面临的战略劣势吗？答案是肯定的。结构问题是苏联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原因。195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1970年代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后，这种状况才得以遏制。但是，赫鲁晓夫作出了那些关键性的决定，进一步拉大了苏联在军事方面的差距，恶化了莫斯科的经济问题。他选择了改善民生的政策，而不是制造更多莫斯科无力承受的导弹；他决定不制造运输机，这就排除了苏联拥有那种能将兵力迅速而又可靠地投送到世界各地的能力；他一再削减苏联涉及军备的人力资源。然而，一方面，赫鲁晓夫在有意识地减轻苏联的军备负担，而另一方面，又一再向海外作出承诺，以成本价或低价向伊拉克、埃及、叙利亚、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印度、老挝、北越、刚果和古巴等国提供武器。结果是，他更多地依赖于一个徒有其表的大国地位而不是一个大国的实力。
这种战略尽管十分危险，却也并非一无所获。到1960年，赫鲁晓夫的核武库确实拥有了一批可以发射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他想炫耀这些导弹，这又让西方的政治人物愈加感到不安，后者不可能冒这种风险，即赫鲁晓夫最终会凭一时的冲动行事。这并未让他在柏林问题或裁军协议上与西方达成一致，但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它确实遏止了肯尼迪入侵古巴的行为，并且迫使美国总统和其继任者接受了东德存在的现实。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1962年达成的协议，使卡斯特罗政权不再忧虑美国的军事干涉。西方也不再打算迫使苏联人接受这样的条件，即在一个统一的德国进行全面大选，并以此作为签订欧洲安全协定的前提。到1970年代，北约承认了东德存在的现实，而美国则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一道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从而确立了保护全球人权的准则。
当赫鲁晓夫在1963年4月放弃恐吓外交政策时，世界看到，超级大国实现了缓和。赫鲁晓夫把自己一贯坚持的柏林问题和军备控制问题脱钩，并且接受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7月，肯尼迪称“黑暗中终于出现了一缕阳光”，之所以如此感叹，是因为低估了赫鲁晓夫的基本目标，而夸大了1958年以来他屡屡要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的愿望。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施压战略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为了实现其目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旨在证实那些最坏的设想，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军备竞赛，而且也让几任美国总统寻求和平共处的努力复杂化。五年中，苏联三次从其恐吓策略中败下阵来，克里姆林宫的软肋暴露出来，它至少让中国人有了更大的胆识来探索自己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在国内，这些做法恰恰损害了赫鲁晓夫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声望。
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的下台适逢他已决定要全面放弃恐吓外交而改行忍耐外交政策之时。当赫鲁晓夫最终熟悉了外交事务时，他却要被赶下台。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米高扬的悲叹表明，如果他能继续执政，那么，赫鲁晓夫或许有可能实现让冷战非军事化这个更宏大的目标。他的继任者们加速了苏联的军备竞赛，以避免再次遭受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羞辱。考虑到冷战的推动和赫鲁晓夫的个性，如果他继续执政，那么在1965年或1966年，同样可能会发出另一个柏林最后通牒。而且也很难这样设想，尽管他对北越有所担心，但是，他会不顾及苏联的声誉，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扩大越南战争规模的做法，然后还会设法就此再做些文章。
一致的看法是，古巴导弹危机后，一旦赫鲁晓夫放弃了战争边缘政策，超级大国间的斗争就变得更具有可预测性，而且危险性也更小。从1963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北京、河内和哈瓦那成为国际形势变幻的中心。1973年，苏联和美国都发现，在中东问题上，他们之间有一个紧张而又短暂的僵持阶段，但是，莫斯科的脆弱感和恐惧感却远小于1956年。一旦赫鲁晓夫下台，再没有苏联领导人主张，为了和平必须要迈向战争的边缘。直到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出现，没有哪个苏联领导人，有争议的是——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像赫鲁晓夫这样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