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怕德国的入侵德国将不会挑起一场新的战争，”赫鲁晓夫说道，“最危险的（国家）是美国。”他对美国政府不检点行为的指责甚于对任何一个美国人的指责。猪湾事件和随后令人失望的秘密渠道都让他相信，肯尼迪并不能支配其政府。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受制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美国提供担保的原因。其决定不是基于逻辑原则而作出的，而是被许多不同的派别和一些意外事件所左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根据军方的意见轻易发动一场战争的原因，即使它完全意识到形势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糟。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美国军队能冒出来并找到一个借口，介入反对我们的战争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耐心的领导人或许会建议先平静一个时期，以便加强苏联实力去对付这些由美国的反复无常所带来的威胁。但是，赫鲁晓夫没有耐心。他告诉其他苏联领导人，他想把世界拖入这场冷战最大的核危机之中。赫鲁晓夫认为这不是在选择战争，而是准备冒险。东德是苏联在东欧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堵住西柏林这个漏洞的协议，并加强其自身实力的话，东德将会灭亡。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有关柏林的要求是合理的，即使在武力逼迫下，美国人也必须接受这些要求。“我们正在冒的这个险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按百分比换算的话，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95%以上。”
赫鲁晓夫描述了这次危机将如何开始。苏联将会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然后将航空、铁路和公路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政府。然后，又揭示了这场柏林游戏的结局，那是他所期待的：“我们不占领西柏林，我们也不会宣布对其实施封锁。（但是）我们要切断空中交通。我们要说明的是，我们想允许西方的飞机飞行，但条件是，它们要降落在柏林附近的东德机场。我们不要求他们撤军。然而，我们把他们视为非法，尽管我们将不使用任何强硬的武力方式来迫使其撤军。我们将切断食品的供应线，但不中断其他的生命线。对西柏林的事务，我们将坚持不干涉和不介入的原则。因此，我不认为因为处于战争状态，以及占领军政权将会终结的原因，会引发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的自信源自其设想，即国际舆论和北约西欧成员国将会阻止美国使用武力来保卫其在西柏林的地位。“（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将不会和现在在欧洲发动战争的美国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告诉其同伴，“因为核武器将主要部署在西德、法国和英国。他们都是聪明人，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一点。”
在美国，总统顾问们正在告诉肯尼迪，赫鲁晓夫面临着强硬派的反对，后者不喜欢他和西方实现缓和。事实上，所有这些针对美国的进攻性策略都是赫鲁晓夫一手制订的，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来逼迫他，让他变得更富有攻击性。听完赫鲁晓夫对那个新策略的描述后，只有一个人站起来反对它，说这会导致危险。
就像1958年11月赫鲁晓夫主张单方面结束四国对柏林的控制一样，这次米高扬也是主席团唯一理智的人。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的建议导致战争的可能性要比他预计的大。米高扬并不相信，卷入核战争的恐惧可以阻止北约国家为保护其在西柏林的权利而参与战争。“在我看来，”米高扬说道，“他们可以发动一场非核战争。”实际上，对像柏林这样的一场地区冲突来说，核恐吓是否有价值，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意见并不一致。赫鲁晓夫的设想是，西方如此害怕爆发一场全面核战争，以至于不管对苏联封锁西柏林作出何种反应，肯尼迪都不会选择发动战争这种形式。米高扬则认为，美国人也许会使用常规武器来回应苏联的挑衅。他也不想低估这位美国新总统的个性。压力之下，肯尼迪说不定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虽然米高扬只提及10%的战争爆发几率，但是，这是一种修辞手段，他不让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个傻瓜。赫鲁晓夫的建议极有可能会把肯尼迪逼入墙角，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米高扬想以此说法来争取其他人的支持。他强调，关闭西方的空中走廊将会“极大地激怒”对方。他建议，保持空中走廊的开放或许会让西方接受这种既成事实。
听到米高扬的话，赫鲁晓夫愈加愤怒。现在不是1958年，他不打算和任何人妥协。“事实上什么也不会改变，”赫鲁晓夫说道，“如果我们保持空中交通畅通，除法律上的变化外，将不会有什么实际变化。美国人将会很高兴地接受你的建议，因为它维护了他们的权利。”
和米高扬不欢而散的辩论迫使赫鲁晓夫提醒其他苏联领导人，为什么柏林问题如此重要。对他而言，核心问题是要保卫苏联东欧集团，特别要保卫东德，并不担心来自西德或其他北约国家的进攻，尽管阿登纳渴望核武器的想法令人忧虑。东德的主要威胁来自内部。每周都有数以千计的各类专业人士通过西柏林逃离这个国家。米高扬的妥协不能满足这位苏联领导人的愿望。
“你们想，”赫鲁晓夫说道，“如果我们保持空中交通的畅通，这将会让德国人和乌布利希政府感到焦虑。他已经强调过，我们训练工程师、医生，他们却离开这个国家，而我们则无能为力。那是不可能的。在那里他们的收入确实很高，受过教育的人会有很好的机会。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因此，如果我们声明这个立场，那么，首先是华沙条约集团将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一种不一致、不确定的感觉。其结果是，他们对我们政策的信心将会发生动摇，首先是东德，也不只是乌布利希的信心……他们将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它意味着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根据，但实际上，却保持不变，大门依然敞开着。”
米高扬打断他的讲话，赫鲁晓夫颇为不悦。他决定再向前迈出一步，不仅要迫使空中走廊关闭，他还要击落任何试图在西柏林降落的北约国家的飞机，以此来昭示其关闭走廊的决心，“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不得不威胁他们。比如，如果附近有任何飞机，我们将不得不击落它们。他们可能会挑衅吗？他们会挑衅的。如果我们不把飞机击落，那将意味着我们是在投降。我想他们将会容忍这种做法……这也会证实，如果我们公开宣布某件事情，我们就会做到。换句话说，政策就是政策。如果我们想实施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想让它得到认可、尊重，让人感到害怕，有必要证实它。”
赫鲁晓夫不同意因为柏林问题，西方将会冒险发动一场常规战争的说法。在他眼里，中欧军事力量的平衡对北约不利，这么做是不明智的。当他阐述这个观点时，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讲话有种欣喜若狂的感觉。最近数周来，主席团一直在解决对遥远的刚果和老挝的军事援助问题，要在那些与莫斯科利益相关的地区找到抵消美国优势的办法，赫鲁晓夫在疲于应付这些事。而柏林则完全不同。苏联人在那里一直占有优势。“这些天有关常规武器的考虑……这些考虑不涉及柏林地区。那是对老挝、古巴、刚果，甚至或许是伊朗考虑的问题。但是，在柏林地区，我们要比北约更强大，他们也说‘俄国人有优势……’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同意。我们提出这个计划，并且要坚持它。然后，这件事就会被接受。”
为确保苏联传统优势尽可能突出，赫鲁晓夫命令三位元帅：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俄军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和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司令格列奇科“彻底检查驻德各个部队间的相互联系，看看还需要些什么”。
会议结束之际，荒谬的事情发生了。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关于启动国际危机的讲话，就有人问道，外交部是否该为美国总统、总统夫人及美国代表团成员准备礼物。知道美国总统喜欢美食，设想他会喜欢古典音乐，葛罗米柯的小组建议送他12听鱼子酱，还有一些用黑皮套装起来的音乐唱片，那都是俄罗斯和苏联音乐家的作品。苏联人认为送总统夫人一套六件的银质咖啡茶具最合适。赫鲁晓夫讽刺他的外交官：“礼物甚至在战前就做好了。”
当赫鲁晓夫的火车穿越乌克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肯尼迪和美国代表团却飞往巴黎和法国进行峰会前的会谈。戴高乐不久前曾经接待过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肯尼迪想听听他的想法。戴高乐的主要建议是，谈判柏林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能不能挡住赫鲁晓夫取决于肯尼迪，以便苏联人最终倾向于接受现状。“对双方来说，确定柏林应有的位置是很烦人的事，然而，它就在那儿。”戴高乐并不担心苏联人的报复能力。他提醒肯尼迪，苏联领导人习惯于发布通牒令，然后就忘记了。“如果他想交战，”戴高乐解释道，“他可能已经动手了。”
戴高乐发现，肯尼迪非常关注赫鲁晓夫对西方决心的怀疑。“在事关柏林的问题上，西方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脆弱。”戴高乐告诉肯尼迪。他还披露，最近苏联人刚从法国购买了6万吨肉制品。
离开巴黎当天，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会谈就开始了。6月3日中午，两位领导人相见于美国驻维也纳使馆的台阶上。那一刻的笑容确实很罕见，但是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国会山时曾和肯尼迪见过面。为此两人都讲了一些趣事。之后，双方就世界政治交换意见，首次会谈没有取得成果。实质上，这种意见分歧是两位领导人不同世界政治观的反映。赫鲁晓夫清楚，在军事上，美国可以支配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对肯尼迪来说，他并不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过去很少在第三世界挑起冲突。苏联多半会对一些机会作出一些反应而已。
下午的会谈也好不到哪里。午餐时肯尼迪仔细回味了会谈内容，他似乎意识到这次会谈开局并不好。为了营造和谐氛围，肯尼迪请赫鲁晓夫一同在使馆花园散步，只有翻译跟着他们。赫鲁晓夫比肯尼迪矮半英尺多，散步时肯尼迪那脆弱的后背一直紧绷着。但是，似乎这很值得。肯尼迪说，那次在溜冰场和美国大使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曾告诉汤普森大使，如果两人周围没有助手，他将会更坦率地和肯尼迪总统谈话。
肯尼迪问道，赫鲁晓夫是如何挤出时间来接受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的长时间采访并会见到访的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的，这两人在春天时访问过莫斯科。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制度给了他时间来参加这些会见活动。肯尼迪颇为吃惊，他指出，因为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劝说、劝诱、咨询政府不同机构的工作上。“那你们为什么不采用我们的制度？”赫鲁晓夫问道。
两个人的关系依然难以捉摸。肯尼迪建议在室内继续其谈话，而不必再次召集各自代表团的成员。话题回到更广泛的主题，如有关各自国家如何提高对第三世界未来的认识等，肯尼迪总统想展开某种性质的交流，在探索那些他们所面临的特定问题，尤其是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之前，先就减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冲突等，交流各自想法。出于对会谈形式的好感，赫鲁晓夫同意再花上几个小时来谈谈这些抽象问题。还有一整天时间，足够肯尼迪就柏林问题提出一些新东西，而且对抗能否被避免，他并不抱什么希望。
因此，两位领导人又用了三个小时来谈论那些对赫鲁晓夫来说无关紧要的话题。从奥林匹克的世界观谈起，要是可能的话，肯尼迪不会提及那些以后或许会让他感到惭愧的话题。但是，这场谈话却激发了赫鲁晓夫的热情。肯尼迪发现，当他不得不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和西班牙、伊朗的独裁者保持关系时，赫鲁晓夫马上答道：“美国的政策，有利于共产党。”他把卡斯特罗和卢蒙巴的行为简单归结为反帝行为。肯尼迪不想放弃和赫鲁晓夫达成某种共识的愿望，并未反驳。他再未提及匈牙利动乱和1953年柏林动乱。
次日，两位领导人的话题最终转向具体问题。肯尼迪再次想找到赫鲁晓夫通人情的一面，他的苏联问题专家曾告诉他，谈话可以从有关这位苏联领导人童年的问题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