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很清楚，他的人民并没有生活在天堂之中，而且也不仅仅短缺黄油。匈牙利事件数周后，赫鲁晓夫警告主席团委员，住房和食物同样重要，它们对苏联政权的存在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之后，1958年，克里姆林宫承诺要建设200万平方米的新房屋。到1961年初，住房严重短缺，以至于赫鲁晓夫下令所有的新楼房都要建五层以上，以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即使这种应急措施也无法解决住房问题。赫鲁晓夫不得不取消这道命令，因为他听说苏联缺乏制造高层楼房电梯所需的原材料。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很快就聚集在一起决定，他们将如何捏造七年计划各个方面的数字，以便让承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不会显得那么大。
对下属情愿意接受这种悲哀的现实状况，赫鲁晓夫感到非常不解。“我们为什么会让这些垃圾人物进入党内？”一位地方领导人杀死了正在产奶的奶牛，从而达到肉食品的配额指标，之后他获提拔。得知此事，赫鲁晓夫发出了这样的评论。离莫斯科300英里远的一个城市党的书记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要脱下裤子让赫鲁晓夫亲自鞭打他。“他连说了三遍，”赫鲁晓夫事后说道，“我忍无可忍，对他说道：‘你为什么要脱下裤子向我们展示你的屁股？你想让我们从中取乐吗？’这到底是什么党的书记？”
赫鲁晓夫感受到了这些失败的威胁。他向苏联人民许诺，他们的社会将会在1970年赶上并超越美国。这些来自基层的令人沉闷的报告让他一再提醒其同事，政府要认真对待这个目标，即让苏联人民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准。“你们还记得吗？当我宣布我们将会赶上美国时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是怎么对我大喊大叫的……他们让赶上美国这个口号给吓住了。”赫鲁晓夫仍然相信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意味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赶上美国意味着什么？”1961年3月，他这样问他的同事：“那意味着要更加努力地思考，不要大惊小怪。”
1961年头几个月，另一件让赫鲁晓夫不快和分心的事情是，中国和其在欧洲的一个奇怪的小盟国阿尔巴尼亚。纳粹势力在巴尔干地区垮台后，恩维尔·霍查就一直是这个对外国心怀戒心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出于对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的铁托瓜分东南欧阴谋的恐惧，他转而投入中国的怀抱。意识形态因素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霍查无意让阿尔巴尼亚人与温和的自由化和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产生瓜葛。1961年2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紧张关系公开化。来自阿尔巴尼亚的报告称，阿尔巴尼亚人正在把悬挂在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赫鲁晓夫画像换成斯大林画像，尽管赫鲁晓夫也很生气，但这场分歧并未对世界局势造成任何影响。然而，当赫鲁晓夫建议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往来时，米高扬却提醒他，实际上这关系到中国。如果苏联对其巴尔干盟友施加压力，毛泽东可能会反应过度。
米高扬的话很有道理，赫鲁晓夫接受了谨慎处理此事的建议。此外，克里姆林宫真正关心的不是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而是北京正在让东南亚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中国正在和巴特寮、北越站在一起，正在争取让老挝王国取得革命的胜利。美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在1960年12月发动攻势，迫使持中立立场的首相梭发那·富马和大多数老挝共产党领导人逃离这个国家，老挝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61年1月，巴特寮的成功反击让北京和河内实现其梦想的可能性增大。然而，即使巴特寮继续取得优势，赫鲁晓夫也建议这两个共产党国家要寻求老挝问题的外交解决。赫鲁晓夫相信，如果巴特寮继续发动攻势，势必会引发美国的干涉。因此，他主张，只有耐心的政治斗争才能为这个地区带来最后的胜利。
3月，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平息了这场争论。此时，葛罗米柯已飞往美国，以摸清肯尼迪对东南亚局势的看法。会见葛罗米柯时，肯尼迪总统告诉苏联人，华盛顿现在支持梭发那·富马中立政府。肯尼迪希望在老挝组建一支统一的军队和一个联合政府，让老挝成为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国家。这和赫鲁晓夫对北京和河内提出的想法一模一样。4天后，苏联人交给北越一份有关这次老挝问题会谈的俄文记录，要求北越政治局和其领导人胡志明阅读。然后，莫斯科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老挝停战，并私下要求北京、河内和巴特寮遵守这项声明。尽管中国之后加入巴特寮一边，并接受停火决定，但是莫斯科清楚，毛泽东坚决反对在老挝建立由一个中立政府领导的统一国家。
在国内局势令人失望、国外争论不断的氛围中，4月12日，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对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虽然苏联人民的住房和食物需求得不到满足，但是，苏联毕竟成为第一个实现太空载人飞行的国家。赫鲁晓夫担心加加林的飞行出故障，否定了原定于5月1日的飞行计划，以免在传统节日出现事故。其太空顾问们对这次成功飞行充满信心，但是，他们还是把飞行计划提前，以保证苏联领先美国。美国人正准备在5月的第一周把宇航员艾伦·谢泼德送上太空。
赫鲁晓夫号召举行盛大的全国性庆典活动以庆祝加加林成功实现太空飞行，这是苏联自1945年5月9日取得二战胜利后最大的一次庆典活动。4架米格战斗机护卫着加加林乘坐的伊尔-18专机，把他带回莫斯科。专机降落前，莫斯科已是人山人海。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街道两旁、沿街的屋顶和阳台上都站满了人，之后在红场举行盛大的游行。苏联人民渴望庆祝活动，公众对加加林的热情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尽管莫斯科营造的这种戏剧性效果令人吃惊，甚至赫鲁晓夫的家人也感到吃惊，但他心里十分清楚，盛大的庆祝活动分散了苏联民众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关注令人压抑的日常生活现实以及赶超美国的空想。最近，赫鲁晓夫收到许多报告，称各地建筑工地普遍使用劣质材料。考虑到这个因素，他认为庆祝期间站满人的阳台无一处倒塌，这是对他的奖励。
这些大事中，苏联领导层刻意忽略了美国对卡斯特罗实施的种种阴谋。4月，哈瓦那发生系列恐怖爆炸和纵火案件。4月13日，古巴最大的百货商店毁于一场人为大火。此前一天，克格勃驻墨西哥城的代表报告，来自危地马拉共产党的消息称，未来数天美国将支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1960年夏季以来，因为担心美国要对卡斯特罗实施军事打击，苏联人一直忐忑不安。正像那个狼来了的寓言一样，每次警告发出后，却并未发现美国海军出动。这些警告也慢慢地不为人所重视。
而且，赫鲁晓夫已经从肯尼迪那里得到的两个信号表明，美国不太可能入侵古巴。3月，美国大使汤普森长途跋涉2000英里，在西伯利亚向赫鲁晓夫递交了肯尼迪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件称，现在可进行面对面的会见，并建议5月底在欧洲一个中立国家的首都举行会谈。4月1日，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回信，同意举行会谈。虽然会谈日期未定，但肯尼迪希望会谈的愿望却是肯定的。一周后，美国人要求将这次会见推迟到6月，并希望在维也纳会面。
美国同意举行峰会被视为美国新总统对赫鲁晓夫的尊重。第二个信号是肯尼迪发布的一个声明，它似乎在暗示，美国对卡斯特罗采取忍让态度，这让苏联领导人感到困惑。同一天，克格勃墨西哥站发来报告称，美国总统公开否认美国将要进攻古巴的传言。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任何条件下，美国都不会武力干涉古巴……美国政府将会做它可以做的每一件事，并且我相信，它能尽其职责来保证美国人不会卷入古巴的任何行动中……它不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事情，而是古巴人自己的内部事务。”
肯尼迪的回答不仅让赫鲁晓夫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即白宫将会克制自己，而且它也对苏联国家安全作出了保证。估计自己离开古巴也不会发生什么事，4月，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被允许离开古巴前往巴西。行前，他目睹了美国开始发动的这场战役，即一系列由反卡斯特罗的突击队员对古巴中部发动的进攻，其高峰是进攻猪湾。之后，他回忆道，甚至他也认为没有什么大的威胁：“我看见了美国的轰炸……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相信将会发生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呢？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不相信它会发生。”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后，古巴的焦虑有所缓解。4月14日，切·格瓦拉在会见苏联驻古巴大使时说：“由外部反革命势力对古巴发动的这些滩头进攻现在大概要偃旗息鼓了。”古巴人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在背后介入古巴百货大楼的纵火事件。“那些爆炸案中，”切·格瓦拉对苏联人说，“其中在百货大楼大火后发现的一枚炸弹没有爆炸，那上面有‘美国陆军’的字样。”但是，甚至格瓦拉都认为，虽然肯尼迪和以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都是古巴革命的敌人，但是，新总统不太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美国的策略有些改变。”格瓦拉告诉克里姆林宫。此时，古巴人认为，美国的主要策略是孤立古巴，并蓄意破坏古巴的经济。
然而，切·格瓦拉会见苏联大使的次日，美国支持的轰炸行动进一步加剧，这让古巴再次感到忧虑。4月15日凌晨，哈瓦那等三个地方发生爆炸，卡斯特罗因此宣称，这是对古巴发动进攻的序幕。4月16日，虽然古巴不知道进攻何时会发生，但古巴空军和海军开始大张旗鼓地巡逻。与此同时，莫斯科似乎也不希望发生任何入侵行为。
1961年4月17日下午，莫斯科收到报告称，美国支持的古巴反叛力量已经侵入猪湾三处海滩，古巴流亡政府也号召全国暴动。赫鲁晓夫非常担心，这次由中情局艾伦·杜勒斯一手策划的挑衅行为将会破坏即将与肯尼迪举行的会谈，就像以前他派鲍尔斯驾驶U-2间谍飞机破坏巴黎峰会一样。赫鲁晓夫不愿承认他对肯尼迪作出了错误判断，即后者不喜欢古巴政权。克格勃的报告指出，杜勒斯要为入侵古巴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他从中感到一丝宽慰。例如，克格勃从伦敦发来的报告称，美国使馆官员说，肯尼迪后悔继续留任共和党的一些官员如艾伦·杜勒斯和财政部长C.道格拉斯·狄龙。
尽管克里姆林宫掉以轻心，而古巴情报机构也没有及时发出警报，但中情局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这次行动注定要失败。登陆海滩附近没有游击队接应，而且1200人在一处平坦的沼泽地登陆，那里只有一条道路。黎明时分，成队的苏联坦克沿着这条路开了过来。除计划不周外，肯尼迪总统也犯了指挥错误。最后一刻，肯尼迪取消空中打击的命令，本来这可以让登陆的游击队拥有空中优势。因为没有美国飞机，6架古巴战机得以击沉两艘登陆船，其中一艘装载着电台和弹药。到4月19日，美国开始从这个地区撤出其所有的装备和人员。1100多名进攻者当了古巴的俘虏。
猪湾事件打消了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好感。现在，苏联领导人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是肯尼迪一直在支持这次入侵，还是这次入侵控制在像杜勒斯这样的强硬派手中？对此，赫鲁晓夫还不能马上得出结论。4月18日，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措辞犀利的书面抗议信，但又让葛罗米柯把抗议信亲自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并解释道，他希望“最近两国间的分歧将会被解决，美苏关系将会被改善”，以此来化解那些犀利的言辞。赫鲁晓夫希望肯尼迪将会对他所关注的美苏关系发展方向发出信号。
入侵猪湾失利，华盛顿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峰会再次产生兴趣。肯尼迪决定，尽管他不会向苏联人作出外交让步，但是他需要在峰会上表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尽管猪湾事件之后西欧各国产生政治分歧，但是肯尼迪关心的是，因为入侵古巴失利，苏联人已经得出结论，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
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给了他推动峰会召开的机会。天生就守口如瓶的罗伯特·肯尼迪是那种喜欢幕后工作的人。“如果美国司法部长总是把他的行踪告诉下属，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长期担任罗伯特·肯尼迪秘书的安吉·诺韦拉这样写道。当罗伯特·肯尼迪从其新闻秘书格斯曼那里得知，全美记者俱乐部前主席声称，通过一个苏联外交官与莫斯科保持一种特殊联系渠道。他想见见这个俄国人。这个记者就是无处不在的弗兰克·霍尔曼，他是尼克松的新闻助手。那个外交官叫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是苏联格鲁乌（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GRU）的间谍，他有时会和霍尔曼共进午餐。“那个伙计想见你的人。”在一次会面前，霍尔曼告诉格斯曼。之后，司法部长和这位格鲁乌官员直接通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