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9日的政变让老挝各派政治力量都深感吃惊，而王国政府军和其领导人贡勒除外。贡勒骗取了美国的帮助，美国是老挝军队最主要的支持者。一周前，应贡勒的请求，美国军事顾问对这支军队进行了夜间占领首都的军事训练。贡勒及其手下对此的解释是，他们需要掌握这种本领，以防受到老挝共产党——老挝爱国战线（寮共）的进攻。
这位年仅26岁的军官承认，他不想当老挝的最高统帅。政变成功后，贡勒效忠于老挝前首相——梭发那·富马。他号召回归到真正中立的外交政策上。贡勒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反美的民族主义者。在埃及，纳赛尔既想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又要实现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把两者结合了起来。而这对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尤为困难，因为从1954年以来，美国一直被东南亚视为当地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贡勒明确指责美国把冷战带入老挝政治之中。政变数月后称，老挝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美国人赶出去”。
对赫鲁晓夫来说，老挝的政变是一种理想的模式，既可以预测其未来，又受人欢迎。此前，老挝从未引起过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注意。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领导人又将要在第三世界领导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在1960年8月，赫鲁晓夫考虑的还是刚果和古巴的民族主义者，尚未注意到老挝的这场民族运动。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国正式瓦解了法国的印度支那帝国。全国大选期间，越南被一分为二，大选落空。与此同时，老挝和柬埔寨都赢得独立。老挝又称“万象之国”，人口不过300万，是一个贫穷的、缺乏重要经济资源的内陆国家。唯一重要的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就像一块被夹在中间的三明治，东边是越南，北边是中国，南边是柬埔寨，而西边则是泰国。作为老挝的邻国，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北越和南越相互竞争；而泰国则在设法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透到东南亚。
执政五年来，莫斯科的这些亚洲盟友让赫鲁晓夫深感失望，他对那些印度支那国家并无多大兴趣，这倒不是他反感东南亚。赫鲁晓夫曾访问缅甸，甚至印度尼西亚，但是却从未访问过北越，更不要说内陆国家老挝了。在热带地区，赫鲁晓夫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我发现那里的天气又热又潮湿，黏糊糊的，让人无法忍受，”后来在谈起印度尼西亚之行时，他这样说道，“我一直感觉就像在洗桑拿。衬衣紧贴在身体上，几乎无法呼吸。”但是，未能访问河内和万象绝不是天气的原因。1960年初，他确实再次访问过东南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讨厌越南的政治。
赫鲁晓夫喜欢并尊重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曾会见过许多重要人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胡志明给我留下非常特别的印象。信仰宗教的人习惯谈论传教士。胡志明的生活方式和与人交往的方式，让他也像一个‘传教士’。他是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传教士。”直到1969年去世，胡志明都和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赫鲁晓夫在位时，胡志明曾多次访问莫斯科。然而，当这位越南领导人年龄越来越大时，莫斯科发现和越南下一代领导人的关系总是不和谐。对于赫鲁晓夫和东南亚的革命潜力，他们和北京持相同的观点。
和中国一样，苏共二十大期间，特别在他提出和平共存的观点之后，越南领导层开始怀疑赫鲁晓夫。第一个访问北越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是米高扬，他在1956年访问了河内。他发现，只要胡志明掌握政权，他们就会支持和平共处政策。然而，1958年，胡志明进入半退休状态，越南报纸开始称他为胡伯伯，其官方活动也仅限于提一些外交方面的建议。到1959年，越南走上一条更加革命的道路。在越共中央第15届全体会议上，越南人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代替了和平共处策略，“南越革命发展的基本道路是武装斗争”。
对莫斯科来说，老挝的问题和越南并无多大差别。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把老挝的政治前途和他们争取由北越来统一越南的斗争看成是一回事。1945年以前，只有一个印度支那共产党，由胡志明领导。不仅共产党的领导层由越南人担任，而且普通党员也大多是越南人。莫斯科很清楚，并没有一个由老挝人组成的共产党。老挝民族主义者的中心是老挝国王。然而，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的同志却有意要推动成立一个老挝自己的政党。就像越南人向苏联人承认的那样，最初，老挝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实际上是越南人。
1955年老挝人民党或巴特寮建立以后，莫斯科为其提供的援助并不多。尽管老挝人民党由苏发努冯亲王领导，并得到越南和中国的支持，然而，其规模太小，也没有政治影响力，还不足以得到莫斯科的支持。相反，赫鲁晓夫要让莫斯科显示出对他耐心的政治政策所作出的承诺，即通过和苏发努冯亲王的同父异母兄弟梭发那·富马的交涉，来实现政治上的转型。
1956年，莫斯科首次和苏发努冯亲王打交道。回应了其在老挝实行中立外交政策的要求时，苏联人试图要在1956年夏和老挝建立外交关系。通过驻曼谷的使馆，苏联外交人员被派往老挝。接下来的互换照会中，双方都表明，有兴趣展开建交谈判。莫斯科正式发报承认老挝的独立和主权，因而事情进展很快。此后一周，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然后，两国建交谈判突然中断。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7月，老挝人对建交都显得很冷淡。
当两国的对话转到老挝一方时，越南人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却反对苏联人在老挝建立大使馆。老挝人以无法承担在莫斯科建立大使馆的费用为借口，同时，还想避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也提出建议，即苏联人认可其驻法国大使兼任驻莫斯科大使。苏联人同意了，并建议其驻柬埔寨的大使也同时兼任驻老挝大使。莫斯科拟订了联合公报，然后，老挝却保持沉默。沉默持续了三年。
美国极为关注苏联和老挝的建交谈判，并忧虑梭发那·富马的政治举动。1957年，梭发那和苏发努冯签署公开协议，允许老挝爱国战线（巴特寮）的左翼参加次年举行的全国大选。政府选择批准这个结果。大选中，几个共产党代表入选，进入梭发那内阁。大选后不久，美国支持的一个政治派别迫使梭发那辞职，组建了一个有右翼倾向的政府。
1960年8月，贡勒的出现和梭发那的重新上台再次给赫鲁晓夫提供了机会，他要向中国和越南显示，和进步力量以及中立势力的合作，可以把老挝和平转化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政府的首要举措就是重新启动中止已久的老挝和苏联建交谈判。9月，梭发那政府通过苏联驻柬埔寨大使通知莫斯科，老挝愿意结束两国的建交谈判。
尽管莫斯科的东南亚盟友们把贡勒的政变看得很复杂，但是，他们还是乐于看到，这或许会把莫斯科以及其经济援助引入东南亚。北越愿意给俄国人当老师，让他们了解老挝的各派政治力量。河内对莫斯科迅速和梭发那重启1957年停顿的建交谈判颇为不悦。但是，越南人想让苏联人明白，选择梭发那只是权宜之计。从越南的视角来看，作为共产党的一个中立派，梭发那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在老挝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北越驻北京大使警告苏联大使，梭发那“和（缅甸总理）吴努、（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一样，有反共倾向”。他们都告诉莫斯科，梭发那并不可靠。
越南人希望这次政变最终会促使莫斯科对其所支持的派别——巴特寮产生兴趣。河内似乎希望苏联向其提供经济援助。过去，莫斯科不肯向老挝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巨额援助。河内自豪地承认，老挝实际上孕育着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越南人起着领导作用。”北越向莫斯科夸口。早在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会议上，胡志明就在鼓动革命。那时老挝没有任何革命运动，更不用说1930～1945年期间了。1945年8月越南革命后不久，老挝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发展起来。在越南人的帮助下，巴特寮作为一支独立的反法武装力量开始出现。“有许多越南人帮助他们建立政治组织，培养干部，这支军队得以成长并壮大起来。”一个北越官员向苏联人这样描述老挝的现状。与此同时，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政党——人民党，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人称“老挝爱国阵线”。
越南人要告诉苏联人，美国人在这个小王国投了多少钱，以此来煽动赫鲁晓夫和美国竞争的意识。河内估计，1955～1960年，华盛顿共向老挝提供价值169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绝大多数用于支付老挝军人和老挝王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其间，老挝军队从2.5万人发展到3.2万人，还有5000民兵。此外，1000名法国士兵驻扎在色那，老挝军队中还有一位法国中将指挥的400名法国军事顾问。
赫鲁晓夫对老挝缺乏兴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亚洲国家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重要到要让他停下自己的打木球游戏，那是1960年9月他乘船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在甲板上玩的一种游戏。虽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说法，但也可以说明，他对老挝漠不关心。赫鲁晓夫对中国越来越感到忧虑，中国人似乎在支持越南的武装斗争。
那个夏天，赫鲁晓夫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依旧紧张。1956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在不断恶化。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政策引发了两国关系的紧张，紧张关系并未得到修补。随着时间的流逝，毛泽东逐渐把自己看成是赫鲁晓夫和西方改善关系的牺牲品。1959年中，赫鲁晓夫暂时放弃就柏林问题向西方大国施压的政策，他们告诉中国，莫斯科可能不能再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1957年10月，莫斯科曾向中国作出过这种承诺。苏共就此事通知了中共，这也表明，莫斯科已不可能让两国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和平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而那样做可能会使这些努力落空”。苏共解释道，如果继续这项协议，就有可能被西方察觉。1959年9月成功访美之后，赫鲁晓夫紧接着访问北京，但这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难以抑制住苏美关系可能会得到改善的兴奋之情，这激怒了中国人。中国人曾邀请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大会。
1960年夏，似乎首次看到这种紧张关系的破裂。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苏两国代表团相互辱骂。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太过分了。“我们极力不去冒犯中国，直到中国人实际上开始折磨我们为止。”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当他们开始折磨我们时，当然，我不是耶稣基督，我不能甘愿挨打。”1960年7月，苏联人宣布将从中国撤回所有苏联顾问。虽然两个共产主义大国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已经结束。
和赫鲁晓夫不同，白宫把老挝视为冷战冲突地区。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不喜欢梭发那，把他的中立视为极“左”倾向。现在依然如此。政变数天后，华盛顿希望贡勒下台，保留美国支持的宋萨尼特政权，继续施行反共政策，这个目的并未实现。贡勒宣布建立一个包括巴特寮在内的40人临时政府。他希望这个政府还要有老挝前首相梭发那·富马，但是他们婉言谢绝了，而宁愿等待国民议会作出决定。秩序得到短暂恢复后，老挝国民议会通过一项不信任投票，解散了宋萨尼特政权。国王提名梭发那·富马为首相。1960年8月17日，贡勒把权力移交给首相。
因为此次政治上的失利，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老挝政策上产生分歧。美国大使温思罗普·布朗认为，美国要为梭发那提供更多援助。华盛顿准备给他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提供更广泛的援助，作为回报，梭发那要保证不和河内、北京或者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还要保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让巴特寮成员进入内阁。而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此计划则有忧虑，即保留老挝王国的军队，让其作为一支可以独立发展的军队，首先来控制巴特寮，然后再消灭他们。华盛顿最喜爱的一位老挝将军指挥着这支军队，他已经对位于老挝北部省份的巴特寮村庄采取行动，而美国人则在相互争论。
艾森豪威尔也对老挝局势深感忧虑。这与年初他在导弹差距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冷静截然相反。或许因为美国总统对世界局势的掌握要远逊于对战略平衡的了解，所以苏联在第三世界取得的任何优势都会触及其神经。艾森豪威尔打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比喻，把老挝比做一个游戏的一环，“老挝若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自由邻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投入共产主义怀抱，如柬埔寨、南越，很可能还有泰国和缅甸。它将会为共产主义控制整个东南亚开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