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一方面努力缓和与西方的军事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则在第三世界积极发展新盟友。1960年2月，在提出新裁军方案、巴黎峰会召开之际，赫鲁晓夫批准成立莫斯科友谊大学，以吸引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青年来此学习马列主义和农业、工业实用技术。友谊大学将于当年10月招生，计划从90个国家招收500名外国学生。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所大学花了我们不少钱，”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但是，很值。”
莫斯科曾为外国共产党建立过一所特殊学校。1921年，塔什干的布尔什维克创办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推动印度和中亚的革命运动。几年后，苏联人又创办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干部。当斯大林把精力转向国内事务，不再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时，他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然而，赫鲁晓夫却迫切需要恢复苏联的这种办学传统。
近期局势的发展让赫鲁晓夫更加重视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的联系。1955年以来，他批准了一些武器交易方案，同时还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并派遣农业、工业代表团，以培养其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但并不在意这些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尽管二战后刚刚赢得独立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历史背景，但赫鲁晓夫仍把他们视为一股有着凝聚力、可以转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力量。然而，在5年的努力后，并未出现莫斯科曾期待的那种结局。克里姆林宫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钱，但这些领导人在政治上没有进步，却更富有民族主义倾向；他们本应亲苏，但却并非如此。
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不再想当苏联可信赖的盟友。1958年革命后，伊拉克拒绝埃及要求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提议，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处于伊拉克领导人卡希姆将军和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之间的斗争漩涡中，他和纳赛尔的友好关系似乎已经被破坏。纳赛尔指责已成为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伊拉克共产党人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并认为是莫斯科授意的。到1959年，纳赛尔已经把埃及的许多共产党员关进监狱，并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攻击赫鲁晓夫，指责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没有给予埃及足够的支持。而赫鲁晓夫则抱怨镇压共产党员的行为，他告诉埃及大使，“只要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能加强殖民地人民的力量，我们就把它视为一种进步现象。”埃及大使回答道：“但是，纳赛尔总统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只反对阿拉伯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莫斯科和伊拉克的关系也日趋恶化。1958年8月，卡希姆告诉苏联人，他并不害怕共产党在伊拉克所拥有的地位。确实，卡希姆核心圈子的一些人就是共产党员。他的堂兄马赫达维就是共产党员，还是伊拉克革命特别法庭的首席法官。卡希姆的私人助理和伊拉克空军司令也是共产党员。然而，到1960年代初期，卡希姆和共产党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起来。1959年春，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共产党和政府士兵发生流血冲突，危及卡希姆政权对伊拉克北部的控制，卡希姆认为共产党应对此负责。随后，卡希姆宣布所有政治党派为非法。1960年2月，恰逢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友谊大学之时，在伊拉克空军司令的乔迁酒宴上，与卡希姆关系最密切的共产党员们要求苏联驻埃及大使关注埃及的政治走向。马赫达维谈到最近和卡希姆的一次会谈中，他警告自己的堂兄，其独裁统治正在削弱进步力量，加强埃及的反革命势力。卡希姆的回答非常轻率：“你是不是不想当法官了？”
1960年冬，莫斯科对来自巴格达的不容乐观的报告非常重视，求教于善于修补关系的米高扬，并要求伊拉克人召开高层次的特别会议。主席团指示米高扬，要向国内汇报“卡希姆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员是否愿意和卡希姆政权合作”的情况。预计这次会谈的结果会令人失望，克里姆林宫要米高扬告诉卡希姆，作为伊拉克武器的最大供应国，苏联对其对待伊拉克共产党的态度极为不满。还要他提醒卡希姆，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为此，米高扬将要给他带去一些克格勃搜集的有关西方国家颠覆伊拉克政权的情报。然而，卡希姆政权对米高扬的访问非常冷淡，以致把访问一直拖到次年4月。
尽管中东的形势有逆转，但赫鲁晓夫仍然保持乐观。1960年初之所以要承诺创办友谊大学，就是因为他对苏联在第三世界面临的机遇做了乐观估计。与来自开罗和巴格达的坏消息不同，世界部分地区的发展让人充满希望，而此前苏联在那里从未有自己的利益。1958年底到1959年，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重心基本放在裁军和柏林问题上，而此时，第二波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非洲的政治格局，而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一些国家则赢得了民族独立。第一波争取国家主权的运动发生在西非。1956年，英国的前殖民地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宣布独立。1958年，前法国殖民地几内亚宣布独立。几内亚独立不久，新总统即向苏联求助。“我仔细观察过苏联，”他告诉一位来访的苏联外交官，“我看到了一个可靠的朋友。”
这些新生代领导人让莫斯科看到了希望，它要扩大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1960年，赫鲁晓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密切关系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古巴领导人富有个人魅力，而刚果领导人则充满活力，他们都是赫鲁晓夫希望在第三世界看到的那类领导人。虽然卡斯特罗和卢蒙巴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然而，他们两人似乎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好感，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指导。
之后的几个月，赫鲁晓夫冒险帮助卡斯特罗和卢蒙巴，使这两个国家变成了冷战棋盘上竞争最激烈的两个战场。莫斯科和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密切的联系，这让华盛顿颇感恐慌，因为这些国家的介入似乎比苏联领导人在中东的行为更具威胁性。艾森豪威尔政府被激怒了，很快，他们开始谋划杀死卡斯特罗和卢蒙巴。但是，在描述1960年代激烈的冷战斗争之前，我们应该先来看一下莫斯科如何和这两位领导人建立起密切关系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赫鲁晓夫都没有首先采取行动。
古巴革命始于1956年。那一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支游击队，进入古巴山区，展开他们自称的“7月26日运动”。在那里，他们不时向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权发动进攻。莫斯科和古巴共产党（PSP）保持着联系，起初并未注意到卡斯特罗发起的这场政治斗争。古巴共产党认为，应该在城市的工人阶级中开展政治起义斗争。但他们严重低估了卡斯特罗，对占古巴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潜力持怀疑态度。然而，当卡斯特罗开始吸引古巴民众的注意力，并削弱巴蒂斯塔政权时，古巴共产党就站在了卡斯特罗一边，莫斯科也开始支持卡斯特罗。1958年12月，克里姆林宫组织一次秘密行动，以哥斯达黎加一家公司的名义，把二战时期的剩余物资——一批德国枪支送给古巴的革命者。
然而，苏联的援助并未影响古巴革命的结果。这批武器运入古巴之前，卡斯特罗的部队就已进入哈瓦那。1958年新年前夕，巴蒂斯塔逃离古巴，次日，一个由“7月26日运动”组织领导的古巴政府宣告成立。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渐渐把他自己介绍给了苏联人，莫斯科也知道了其弟弟劳尔·卡斯特罗。20岁刚出头，劳尔就出席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青年大会，回国后即加入了古巴共产党（PSP）的青年组织。据劳尔的妻子回忆，劳尔作出这一决定时，曾与哥哥商量过，后者当时正在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学习。菲德尔建议劳尔“往前走”，在1953年加入古巴共产党。菲德尔那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告诉劳尔，他不会像劳尔一样也加入古巴共产党（PSP）。据劳尔妻子回忆，菲德尔认为，如果自己加入共产党，那么，他刚刚起步的政治生涯注定会失败。另一方面，苏联人还不清楚菲德尔对其弟弟加入共产党一事了解多少，也怀疑菲德尔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菲德尔似乎要在古巴的这场社会变革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一句话，他就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卡斯特罗主义者。他既不需要外国党派的领导，也不需要外国意识形态的指导。苏联人也从古巴共产党员那里了解到他的部分观点。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曾告诉莫斯科，劳尔比菲德尔更亲近共产党。确实，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曾报告说，劳尔和切·格瓦拉向菲德尔隐瞒了他们保留着古巴共产党党籍一事，尽管他们都很忠诚于菲德尔。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
1959年4月，劳尔·卡斯特罗向莫斯科派出特使，请求苏联人帮助古巴军队培养一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队伍。此时，莫斯科首次暗示，可以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政权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克里姆林宫答应古巴人的请求，向其派出一支17人的西班牙军官队伍。这些人都是1938年西班牙内战结束时逃到莫斯科避难的。数月后，古巴人又要求波兰人提供重武器。克里姆林宫审阅了其卫星国与那些非华约集团国家的军火交易后，1959年9月底同意波兰向哈瓦那输送一批苏制坦克。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在古巴革命胜利数周后访问古巴，这是苏联人首次访问这个国家。1960年1月，古巴人请求捷克人提供武器，克里姆林宫也答应下来。2月，为了公开展示两国的友谊，哈瓦那举办了苏联展览会，苏共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为此访问古巴。米高扬对古巴的一切都着了迷。“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他向克里姆林宫这样汇报道，“菲德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和我们一样彻底！”
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对古巴和莫斯科的关系有所限制。1959年10月，当第一次会见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耶夫时，他曾向后者解释道，因为担心美国报复，古巴对接近克里姆林宫心存疑虑。“对纳赛尔来说，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很有意义。”卡斯特罗解释为什么古巴没有直接向莫斯科要求提供武器，“首先，美帝国主义远离埃及，而你们又离埃及很近。但是我们呢？我们离你们太远……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卡斯特罗也认为，古巴政权实际上面临着经济威胁，而不是军事威胁。“美国人所有的干涉企图都将宣告失败，”1960年2月的一次会谈中，他颇为自信地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古巴革命面临的唯一威胁是经济不景气，且过分依赖美国，而后者又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一到两年内，美国可能会摧毁古巴的经济。但是，即使面临致命的威胁，我们也从未向美帝国主义妥协过。在此情况下，苏联在向我们提供经济援助、加强古巴革命力量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卡斯特罗也不想让更多古巴人知道，他正在和莫斯科接触。古巴人普遍信奉罗马天主教，古巴社会的反共意识根深蒂固。直到卡斯特罗感到对国内的反应更有信心时，才会公开和苏联的关系。
尽管卡斯特罗一再提醒，但赫鲁晓夫还是有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和古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稳定关系。32岁的卡斯特罗似乎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反美战士。
1959年4月18日，卡斯特罗成功入主哈瓦那3个月后，一个名叫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刚果活动家进入了苏联在圭亚那首都科纳克雷的大使馆。莫斯科对卢蒙巴一无所知，对这个国家也所知不多。前一天晚上，一个几内亚官员把卢蒙巴介绍给苏联大使。两人约定次日见面。“刚果正在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卢蒙巴向苏联大使P.I.格拉西莫夫介绍道。他是“刚果民族运动”（MNC）的创建者，这是一个要求刚果从比利时统治下独立出来的草根组织。卢蒙巴生于1925年，由于比利时殖民当局不向黑人提供中等教育，因而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20岁出头卢蒙巴就到斯坦利的邮局上班，后来，为比利时自由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撰写小册子。1956年，据说因在工作中盗用资金而被捕入狱，狱中写了一本名为《希望之地刚果受到威胁了吗？》的政治小册子。那年晚些时候被释放后，卢蒙巴的政治行为愈加激进。1958年10月，他在创建刚果民族运动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组织主张刚果独立。
1959年4月，卢蒙巴向莫斯科驻刚果大使强烈暗示，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一个亲苏派。他要求秘密访问苏联，并解释道，如果从莫斯科回来，他将会站在一个有利的立场上来“揭露殖民当局在非洲不遗余力、大肆散布的反苏思想”。为了不让比利时当局知道他访苏，几内亚人答应，如果苏联同意，将允许卢蒙巴离开科纳克雷。卢蒙巴还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因为缺乏资金，他不能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广大地区进行宣传活动。他向苏联大使保证，如果其思想被传播出去，就一定会揭穿比利时编造的“反苏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