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提出新建议，要么召开一次二战以来四国领导人参加的高峰会议，就柏林不受欢迎的局势展开讨论，密切关注阻止两德军事化的问题；要么什么也不做。赫鲁晓夫向其他委员们披露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感。近来美国和西德的关系有所发展，德国也许会得到核武器，这个趋势表明，尽管四个大国的协议结束了二战，但它却非常脆弱。西方寻求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来消灭东德的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维持现状。”赫鲁晓夫重复道。这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四国外长会议或者和麦克米伦的高峰会谈就能做到。就新的提议来说，最好的会谈形式就是几个政府首府的高峰会议。不能再让西方有机可乘，来拖延时间，让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为了吸引西方的注意力，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只有采取军事威胁，“如果你要强行挤进去，只能使用合适的方式……我们将以合适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在1959年，想在柏林问题上挑起一场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甚至连恐吓对方的想法，赫鲁晓夫都得不到克里姆林宫足够多的支持。米高扬转而求助于苏联外交部，他成功地得到了他们对美国外交照会的一种调解性的解读。“我同意外交部的看法，”米高扬说道，“西方大国已经对我们作出了让步。”他补充道，如果苏联不接受参加外长会议的建议，“他们将会宣称，俄国人想绕过谈判。”
米高扬的干预阻止了赫鲁晓夫和支持他的委员，未能让他们操纵主席团立即就柏林问题的下一步措施作出决定，却给了外交部三天时间，让他们再起草一份答复美国外交照会的文件。同时，赫鲁晓夫将不得不款待他的英国客人。麦克米伦的访问让那种平衡方案——既不倾向于米高扬的，也不倾向于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解决方案，产生了倾斜。
虽然麦克米伦不知道他已经身处苏联外交政策的漩涡之中，但是，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他为摆脱这个漩涡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和杜勒斯及其美国国务院不同，麦克米伦的外交政策团队已经知晓了赫鲁晓夫的最大愿望，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以便让冷战走向非军事化。这个人就是英国驻莫斯科的代表帕特里克·赖利。他写道，赫鲁晓夫“最终的目标不是扩大帝国的版图，而是在其有生之年能够宣布苏联实现了‘共产主义’，即庆祝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其必然结果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同时，他主张裁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要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那些表面上的目标：赢得宣传优势，或者妄图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不想让“他的杰作”毁于一场核对抗之中。对英国来说，这是东西方的共同利益所在，而双方正致力于达成协定，以结束核试验、减少核武库存。
还不清楚这顶皮帽子是否会对赫鲁晓夫起作用。尽管米高扬和外交部作了调解性的解释，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不给英国客人留情面。当着麦克米伦的面，赫鲁晓夫谴责西方处理西柏林问题的做法，并且声明，他不会接受通过外长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次日，和麦克米伦的一次私人午餐会上，两位领导人都表达了各自的愤怒情绪。这是赫鲁晓夫引起的，他要求麦克米伦就西方对西柏林的顽固立场作出解释。英国试图概括其北约伙伴的想法，不得不说的是，他并不同意他们的想法，而这只会更加激怒赫鲁晓夫。后者抱怨麦克米伦，指责西方和阿登纳要联手消灭东德。当赫鲁晓夫发誓要推进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的工作时，麦克米伦愤怒了。“如果你想用任何方式来威胁我们，”这位平时显得镇定自若的英国人也叫道，“你将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因为我们将不会屈服，美国人也不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站起来吼道：“你侮辱了我！”
2月26日，赫鲁晓夫宣布，不陪同麦克米伦访问基辅和列宁格勒，这是原先的计划。他把这个决定归咎于临时需要补牙。尽管这个借口不可信，但是麦克米伦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继续其访问行程，以便让赫鲁晓夫有机会冷静下来。而米高扬和外交部则有效地劝说了赫鲁晓夫，如果莫斯科只能从西方得到四国外长会议的许诺，那么，还要对其敞开大门。
当麦克米伦返回莫斯科时，迎接他的是笑脸。这位英国首相或许会认为他在和一个患有狂躁抑郁症的政要打交道。离开列宁格勒之前，赫鲁晓夫给他发去电报，称牙痛已经好了，那是因为“医生使用了英国新近发明的一种极有效的钻头”。在莫斯科，麦克米伦得知，他将被允许在苏联的电视上发表讲话，讲话内容不受审查。对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说，这还是第一次。虽然他们没有就柏林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两位领导人都同意，废除核武器和签订一项临时性的禁止核试验协定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几天后麦克米伦回国，此时，莫斯科幕后争论的结果才公之于众。苏联发布声明称，目前还不可能为了促成峰会而召开一次四国外长会议。更重要的是，几周后，赫鲁晓夫宣布，最后通牒再延长6个月。与此同时，在东德部署苏联中程弹道导弹的核武器计划也已完全实现，那些导弹已进入战斗状态。现在，莫斯科可以对巴黎和伦敦实施核打击，但是，米高扬也有效地遏制了赫鲁晓夫，不让他在1959年利用这种打击能力来继续推行其边缘政策，以造成东西方关系的彻底破裂，直到柏林问题得到解决。
之后的几个月里，东西方之间展开大规模外交活动，这非同寻常。1959年5月，法、美、英、苏国四国外长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柏林问题，来自东德和西德的观察家也被邀请赴会，以见证这个过程。对西方来说，焦点问题是苏联是否会承认美、英、法三国有权留驻西柏林。与此同时，苏联则敦促西方国家接受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谈判，采取步骤来限制西方利用西柏林对东德实施的颠覆活动，并承认目前局势不正常，需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此时，反苏立场最坚定的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也死于癌症，享年71岁。4月，以前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和国会议员的克里斯琴·赫脱取代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尽管赫脱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但却热衷于繁忙的外交活动。
杜勒斯的去世和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的召开，赫鲁晓夫似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时，赫鲁晓夫会对那些主张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人大喊大叫，而有时他却像抓住了一根稻草一样，试图要说服自己，他可以支持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
四国外长会议正式召开之前，这根稻草终于被他抓住了。一位与会的苏联代表，大概是参加苏联代表团的克格勃成员，发来电报称，在“一个不太广泛的基础上”开展一次成功的谈判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从现存的苏联档案还看不出这条消息是克格勃从西方代表团的潜伏间谍那里得到的，还是他们自己人从西方外交官那里探听到的。不管哪种情况，苏联情报机构已经探听到了那些迹象，即西方或许会同意减少其在西柏林1．1万人的部队规模。只是还没有任何具体做法，但即使如此，赫鲁晓夫也深受鼓舞，很想利用这次机会。
5月24日，主席团会议建议，克格勃要向西方传递消息，如果西方同意减少西柏林驻军，那么，苏联也将会减少驻军，直至最后完全撤出东柏林。撤军后，西柏林现存的占领区政权将会被允许保留一到两年，在此期间，苏联人将会承诺不和东德人签订和平条约。
克格勃所支持的外交活动没有任何结果，但是，赫鲁晓夫致力于外交解决这个事实表明，虽然这位领导人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其内心深处却希望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苏联人不需要克格勃来收集那些消息，西方代表团的部分成员确实在考虑减少其西柏林的驻军规模。英国外交大臣洛德在一次公开会议中就提到，驻军规模可以减少至8500人或者7500人。这个提议后来胎死腹中，因为由赫脱国务卿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拒绝了该提议。
在四国外长会议的首次正式会议上，葛罗米柯就西柏林问题提出一项草案：当西柏林成为一座自由城市时，可以允许西方驻扎少量军队，只要西柏林不被视为“占领区”。一周后，他又把西方直接减少驻军和苏联延缓一年签订和平条约的威胁明确联系起来。苏联人约定了总共四项先决条件。除将驻军规模减少到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外，西方还要同意停止所有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敌对宣传，停止所有来自西柏林的间谍和颠覆活动，最后，西方还要同意不在西柏林部署核武器或导弹。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既迅速又直接。苏联的这份新提议显然是“在挑战我们在那座城市的地位，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在6月15日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赫鲁晓夫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复艾森豪威尔。1950年代，克里姆林宫一贯的做法是把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立即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但是，赫鲁晓夫想对艾森豪威尔显示一些灵活性，还要为真正的双边会谈开辟一条通道。因此，他起草了这封信，这是苏联领导人发给美国总统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他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强调他在真诚地关注着西柏林谈判的启动，虽然他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阿登纳总理已经公开声明，西德想让有关柏林的谈判拖延几年。“这次，”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解释道，“……西德的军事化政策和备战的政策将会被继续下去。”他以一种愉快的语气结束了这封信。如果外长会议不能取得成功，或许一次高峰会谈会取得成功。无论如何，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在达成协议的时间安排上，苏联人想迁就西方。
次日，赫鲁晓夫告诉东德人，他对和西方的谈判正在走向正确方向充满信心。这些东德人是来莫斯科参加一次高级别会谈的。赫鲁晓夫对西方大国至少准备讨论柏林的未来地位问题而感到很高兴。他的感觉是，西方会给莫斯科和东柏林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也要东德人做好准备，克里姆林宫要彻底放弃最后通牒。“时间不要太长，”赫鲁晓夫告诉乌布利希，“一年或半年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可能要举行一次峰会，他也希望乌布利希能理解这个决定。因此，东德对这次外长会议的期待也不要太多。“没有一个自尊的首相会因为考虑其自身的威望，而让其外交部长就具体事宜签订协议”。
7月7日会见来访的美国州长时，赫鲁晓夫表示，他对访问美国，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颇有兴趣。如果美国人同意，那么，赫鲁晓夫将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整个冷战期间，1959年是苏联人和其美国同伴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最积极的一年。赫鲁晓夫会见美国州长之时，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也在6月底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访问，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尽管访问没有取得成果。赫鲁晓夫的希望是，如果有机会，他也要访问美国。
《华盛顿邮报》偶然获得了赫鲁晓夫对美国代表团的谈话，在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赫鲁晓夫的讲话，”艾森豪威尔事后回忆道。这个主意引起了美国总统的兴趣。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他就召见国务卿。“赫鲁晓夫的讲话或许为打破这个僵局提供了一种思路。”艾森豪威尔对赫脱国务卿说道。
赫鲁晓夫的动议抓住了艾森豪威尔对冷战思考的基调。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前，艾森豪威尔刚刚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中情局要让总统批准派U-2飞机进入苏联领空。1958年3月，在苏联抗议美国U-2飞机在其远东地区的飞行后，艾森豪威尔就中止了U-2飞机对苏联的侦察。当1954年艾森豪威尔批准U-2飞机的侦察计划时，他就被保证，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后不会被发现。然而，从1956年开始，美国就已经清楚，苏联人可以发现这些飞机，尽管还不能击落这种高空侦察机。飞行之所以能够继续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斯特·杜勒斯让犹豫不决的艾森豪威尔相信，苏联将不会对此提出抗议。“这么做很有必要，这将会让他们承认，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对其领土进行侦察，而他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杜勒斯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苏联才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一旦他们提出抗议，艾森豪威尔相信，别无选择，只有停止这种侦察飞行活动。
艾森豪威尔非常严肃地对待苏联的抗议。他认为，一架未经授权的苏联飞机进入美国领空将是一种战争行为，他预料，赫鲁晓夫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离U-2飞机上次进入苏联领空已经有16个月，情报顾问和外交顾问现在都告诉艾森豪威尔，需要重新考虑这个禁令。国会和所有的情报部门都非常关注苏联的战略导弹。赫脱国务卿认为，U-2飞机的系列飞行可以掌握苏联导弹发射设施，如果有一架飞机被击落，但这种潜在的情报价值要远大于外交上的损失。中央情报局同样渴望继续这种飞行。艾森豪威尔勉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严重忽视了赫鲁晓夫战略导弹的发展现状。那天上午，他批准派出一架U-2飞机进行侦察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