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中央情报局送给艾森豪威尔一组间谍照片，以便让他对苏伊士运河的总体情况有所了解。纳赛尔已经把一些大型船只沉入运河，以报复英法的进攻。既然战争已经过去，艾森豪威尔要求看看苏伊士运河所遭受的损失。
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很整齐，他不让把这块放满间谍照片的板子放在桌子上，甚至也不让放在桌子旁边的画架上，而要情报分析员把照片放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地板上，这让那位情报分析员颇为吃惊。然后，艾森豪威尔跪在地板上看这些照片。所看到的一切又触发了他那人人皆知的脾气。“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当停下来看着一艘艘被损坏的船只时，他喃喃自语道。50多艘船只阻塞了苏伊士运河，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海上通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如果不是英法入侵埃及，纳赛尔绝不会关闭苏伊士运河。开罗最需要的就是船只通行费。确实，埃及人一直在辛勤而有效率地工作着，以清理那些阻塞物。尽管他们作了许多努力，但直到1957年4月，运河才得以开通。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象征着1956年西方在中东地区所遭受的伤害——自己造成的一种伤害。尽管在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方面美国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但结果是，美国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感激。艾森豪威尔由此也确信，赫鲁晓夫已经是一个更大的胜利者了。因为公然要推翻纳赛尔政权，这让法国和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大大降低，由此产生了权力真空，而克里姆林宫正好来填补这个空缺。
艾森豪威尔的行为已经表明，他理解埃及人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感情，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纳赛尔。到1957年，白宫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纳赛尔不是西方的走狗，也不是共产主义势力的代表。他是一个政治动物，他要和冷战中的任何一方来讨价还价，以达到他认为埃及需要达到的目的。的确，若仔细观察1954年以来纳赛尔的行为，就会发现，尽管也和克里姆林宫合作，但这位埃及领导人更喜欢和美国人合作。1955年，纳赛尔一直拖延不买苏联武器，就是要看美国人是否会来中止这笔私下达成的交易。1956年初，纳赛尔的代表历时数月和美国人谈判，以取得数千万美元的贷款建设阿斯旺水坝，而美国人则草率地中止了这些谈判。之后，在英法联军进攻埃及的前夜，纳赛尔又向华盛顿提出一项秘密请求，要求美国予以外交支持，以便他不再求助于赫鲁晓夫。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埃及实现停火之后，纳赛尔再次表明要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如果纳赛尔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那么，它就是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意识。
然而，冷战扭曲了艾森豪威尔看待中东地区的视角，以至于美国政府让自己相信，在纳赛尔的帮助下，1957年，共产主义成为决定这个地区进程的主要政治力量。如果美国无所作为，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会认为，苏联将会很快填补由于英法失败而出现的政治真空。艾森豪威尔也开始相信，苏联人想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加剧了总统对这个地区未来的忧虑感，前者总是先于其主人——艾森豪威尔而意识到来自苏联威胁，却很少考虑阿拉伯的民族主义现象。
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一项政治攻势，以适应这种已意识到的对中东地区的威胁。在一封提交国会的特别声明中，他正式把美国的保护范围延伸到整个中东地区。这个声明马上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它确立了美国的承诺，即鉴于“日益加剧的来自国际共产主义的危险”，美国对“中东整个地区的任何国家或集团”予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尽管不是直接的军事干预）。就像艾森豪威尔事后所解释的那样，其目的是要显示美国政府“封锁苏联的决心，不让其染指地中海地区、苏伊士运河、输油管道，以及那些石油资源，这些石油正是西欧居民和工厂所需要的燃料”。如果这一声明能把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这个新目标结合起来，那么，它或许会在阿拉伯地区赢得更多人的赞同。然而，在如此激烈地追逐苏联这个怪物时，美国却发出这样一种信息：它开始摆脱其在中东地区所扮演的传统角色——诚实的掮客。1950年代中期，像纳赛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已经转向华盛顿，以此作为对抗大英帝国利益要求的砝码。现在，华盛顿在大声讲话，仿佛它旨在成为中东地区英国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错误地解读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力量，不久就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更加复杂化，从而也给赫鲁晓夫在这里扩大苏联影响提供了机会。
无论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政府，对莫斯科的目的和能力的判断都存在重大失误。1957年1月的克里姆林宫根本无意于在中东或其他地区采取一种外交攻势。在过去的多事之秋，匈牙利和埃及这双重危机已经对苏联的自信心和赫鲁晓夫的领导权威造成了严重伤害。尽管苏军成功地镇压匈牙利起义，赫鲁晓夫运用核恐吓手法把埃及从失败的境地中成功地挽救出来，但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中的卓越才能还有待于严峻的考验。幸运的是，他的同事并不认可1956年底所犯的错误。1955年在赫鲁晓夫手下失势的那些人，则指责他甚至想和纳吉·伊姆雷在政治上和解。两年来，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一直在埋怨赫鲁晓夫在处理外国共产党的事务上过于幼稚，如铁托，后者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想与莫斯科脱离关系。纳吉试图让匈牙利脱离华约，并且支持匈牙利学生的要求，重新审视与莫斯科的关系。这时，莫洛托夫感到自己是正确的。1920年代以来，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一直都是克里姆林宫领导阶层的一员，他和马林科夫都同意莫洛托夫的观点。
对于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和那些克里姆林宫里的当权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他们都想找出社会主义在东欧失败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在内，这些人都没有从内心深处来反省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由的缺失造成了东欧政府的脆弱。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地区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归咎到西方的阴谋，而这是一个好借口，可以让他们回避有关1956年10月那些事件所涉及的尖锐问题。相反，主席团大多数人则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因为波兰和匈牙利政府未能向其公民提供适当的生活标准，从而导致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
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也告诉莫斯科，苏联自身也会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发生政治动乱。这一点虽然没有说出来，却成为共识。苏军镇压布达佩斯起义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赫鲁晓夫就要求再次审核1957年的预算。这是1956年宣布的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二年。他建议立即投资建设苏联的民用住宅，还建议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提高苏联工人的福利待遇。尽管注入这笔资金要给苏联预算增加额外的压力，但围绕这个建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达成一致。对预算的任何疑虑都远不如这个信念重要，即苏联的生活水准，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准一定要提高，以防发生政治动乱。
从克里姆林宫对待国内异议人士的强硬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当赫鲁晓夫建议在苏联展开对“反苏和敌对因素”的镇压活动时，他并没有遇到反对者。他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专门委员会再次审核对政治案件的判决处罚。自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很快解散了大多数遍布全国各地的劳改集中营——古拉格系统。多亏了赫鲁晓夫实行的非斯大林化政策，使250万古拉格囚犯中的绝大多数得以释放。匈牙利的政治动乱并没有促使赫鲁晓夫来重新恢复这个劳改体系，但是，却对赫鲁晓夫现在所关切的事情产生作用：也许他过于宽松了。“我们很害怕，确实很害怕。”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们担心解冻的冰雪或许会融化为一股洪水，我们可能无法控制它，我们也会被淹没。”1956年12月，赫鲁晓夫颇感纳闷，那些应当和普通民众隔离开的危险政治人物是否都被释放了。“对于那些已经从监狱或流放地释放的人来说，”他在12月6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承认，“有些人就不应当被释放。”看到匈牙利工人领导学生运动的情况后，赫鲁晓夫非常着急，他要避免让那些心怀不满的苏联工人在国内找到同样也反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
1957年，赫鲁晓夫和那些批评他的人都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有意见。赫鲁晓夫建议克格勃和内务部要努力工作，以肃清持不同政见者，对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都一致同意。马林科夫还抱怨说，苏联宣传部门的力量太小了。他认为，若要承认苏联生活水准不高，那很危险。甚至马林科夫也大讲要加强对人民进行“党的世界观”的教育，认为这很重要。此后不久，一些苏联士兵和公民开始在那些仅存不多的集中营里服刑了，他们被认为同情匈牙利的改革者。
按照华盛顿对克里姆林宫的评估，当英法联军对埃及的干涉失败后，克里姆林宫的自信心又得以恢复。令人费解的是，1957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委员似乎都认同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即他没有处理好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些斯大林分子，还有一些年轻的领导人，都把这次危机归咎于赫鲁晓夫，因为后者要急于加大苏联对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所做的承诺。甚至赫鲁晓夫的朋友和政治盟友米高扬也和那些人站在一起，他认为，对苏联来说，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不必要的。
艾森豪威尔公开承诺要打击中东地区的共产主义势力，这对埃及赢得新的支持起到暂时作用。在克里姆林宫，甚至有一些领导人把纳赛尔看作是最不值得信任的盟友，他把莫斯科拖入了一场没有必要的危机之中。埃及人近来转而要求苏联人低价出售产品，以此来提供军事援助，以便重新恢复苏伊士危机之后造成的损失。单是价格问题就让苏联人止步不前。克里姆林宫一直都在担心：纳赛尔会用这些武器来做什么。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前，赫鲁晓夫就已警告过纳赛尔，不要把军备扩大到挑衅势力强大的西方大国的程度。然而，伴随着艾森豪威尔的挑战，过去连向纳赛尔提供军事援助都显得小心翼翼的人们，现在也开始支持一项武器交易。1月31日，美国总统发布官方声明仅仅过去一个多月，莫斯科就同意和开罗进行一笔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一揽子武器交易。
这不过是一种态度，它要向美国人表明，苏联不害怕美国发表的新声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多数委员都反对在中东冒险。赫鲁晓夫不想只卖武器给阿拉伯人，他还有更多的打算。很快，他就清楚，在回应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挑战上，他的那些克里姆林宫同事都有所收敛，不会走得很远。尽管人们怀疑赫鲁晓夫的政策是在帮助阿拉伯人，而不是帮助他们自己，但是，鉴于苏伊士危机，克里姆林宫还是形成共识，不应该让苏联军队被迫卷入中东战争之中。
在克里姆林宫如何回应叙利亚的麻烦事这个问题上，这些企图就暴露出来了。自从1956年苏叙双边关系升温以来，大马士革就一直担心西方会报复它。当艾森豪威尔宣言发表后，叙利亚人相信，美国政府将很快会入侵他们的国家。1957年3月，叙利亚人要求苏联人作出承诺，派出一支志愿飞行员队伍到埃及或叙利亚。克里姆林宫回复道，尽管它将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武器，但派志愿飞行员“可能会给阿拉伯国家和苏联都带来负面效果”。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一直都怀疑和埃及的关系，这时他们带头反对苏联给叙利亚提供更多援助。
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没有支持赫鲁晓夫的中东倡议，尽管对此非常失望，但他也同意那种看法，即现在还不能做那些可能会刺激美国人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解释道。1957年4月，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主持了一次讨论当时国际力量平衡的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讲了这番话。他们两人都相信，因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有疑心，它们都在舔舐着由1956年的那些大事件造成的创伤。因此，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莫斯科经历了匈牙利的失败，而西方则失去了埃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看到，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保持着这种不稳定的和平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比以前更为脆弱。在此条件下，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必须要努力实现某种形式的裁军。
接下来，赫鲁晓夫还想调整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所持的立场，1955年以来这个委员会就一直在讨论大国的裁军事宜。就像当年争取向叙利亚提供更多援助一样，赫鲁晓夫的这一努力也遭到强烈反对。美国刚刚宣布，单方面裁减其军队规模，赫鲁晓夫把它视为一种希望的象征。“假如敌人准备做实质性的让步，”他申辩道，“我们就不该那么僵硬。”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因裁军问题而产生一道深深的裂痕。当然，赫鲁晓夫也发现自己与莫洛托夫意见不同。马林科夫过去经常支持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渐渐地，他也对主动和西方达成协议的态度变得谨慎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