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经
改革开放30年来，云南回族经济以丰富多彩的形态和步伐，走过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有顺利，也有曲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许多不足，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云南回族经济所经历的过程作一些总结和疏理，为今人、后人提供一些值得回顾和思考的史事，或引起更多仁者智者的关注、思考，对于云南回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建设及其未来发展，不无益处。
一、从缺衣少食到基本实现小康的20年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方针到国家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小康（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用了近20年。云南大部分回族地区也基本上与全国同步实现了小康。这是云南回族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区生产力得到大解放，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迅猛崛起，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末，尽管各地发展水平不一，高中低收入差距拉大，但总体上都解决了温饱，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全省回族经济总体上已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云南回族经济史上翻开了重要的一页，对21世纪云南回族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多种经营、搞活经济与生产力的大解放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回族群众也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因此当1975年初邓小平出来整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时，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率先出来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的行动，实质上是云南少数民族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安定团结，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解决温饱要求的曲折反映。
1980年9月后，中共中央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调整农业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政策、措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到1983年，云南绝大部分回族地区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力得到了保护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过去许多长期陷在缺粮困境中无力自拔的地方，在实行责任制后，一两年就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于是农村多种经营便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起来。全省回族中约有半数以上的劳动力在实行责任制的当年或第二年即转入多种经营的行列，且其中绝大部分属非农业性的多种经营。一些基础和条件好的地区，一开始即处于领先地位。
1980年，个旧市沙甸区即把以粮食生产为主改为以生产甘蔗、蔬菜为主。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商贩、缝纫、饮食服务、食品加工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缝纫和商贩，几乎家家户户都做。20世纪80年代，在省内及贵州、四川、广西的许多时装、百货市场上都能看到沙甸农妇生产的服装。在附近的几乎所有城镇、集市、交通站点，都活跃着沙甸小贩们的身影。与此同时，沙甸砖瓦厂、皮革厂、电冶厂、贵金属厂、针织厂等一批集体企业，在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并成为沙甸的支柱性产业。这不仅为沙甸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为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示范。
通海县纳古乡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当年（1981年），就出现了十几个钢窗厂，第二年增加到几十个，不几年发展到了上百个。此后轧钢厂、炼钢厂、皮革厂、印刷厂、粮食制品厂等一个接一个地办起来，每年都有十几个新厂出现，且绝大部分都能茁壮成长，涉及数十个行业，出产数百种产品。此外还有数十个运输、商业、饮食、服务等行业的企业、店铺陆续开办起来。这些被称为“户办”“联户办”的企业，没有国家投资，也没有任何部门的指导，都是农户自己合伙或单独开办，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发展。
改革开放前，回族地区大多缺粮少衣，长期受饥寒困扰。许多像沙甸这样曾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生活的地区，对日益陷入贫穷困苦的“社会主义”越来越想不通，于是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沙甸人居然逆大势而行，精心做起了自留地、小商贩的文章。自留地里的出产物公然出现在沙甸的乡街上，沙甸缺乏的粮食、菜油也从外地被悄悄运到沙甸街子上出售。这在那根本没见过何为“资本主义”的人看来，沙甸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猖獗”的地步，于是“资本主义”“小香港”“独立王国”的“大帽子”一顶顶扣到了沙甸小农们的头上。“沙甸事件”给困苦不堪的沙甸雪上加霜。农村生产责任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台，无异于一大群迷失在沙漠深处饥渴待毙的人突然发现一片绿洲。其实比沙甸更穷困的地方多的是，只不过他们历史上更多地“习惯”于贫困，更耐得饥寒。在距省城昆明不到200公里的寻甸县河口乡，有一个叫做烂泥坪的回族小村子，由于粮食不够吃，村民只得世代砍柴、烧炭换饭吃。树木砍光后，水土流失，环境恶化，因此得名烂泥坪。村民长年累月过着贫困的生活，精神变得麻木了。虽然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在不同地区，积极的内涵、程度、目标、方式，有很大差异，政府部门理解温饱的水准也有很大差异，这对下一步的发展就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的生产责任制，在当时虽是权宜之计，但更多的还是经过近现代100多年的奋斗、社会主义建设20年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吃尽苦头之后找到的出路。实行责任制度后，最初的成效就是解决了绝大多数回族地区的人口的吃饭问题。然而除少数因自然条件恶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地方外，大多数回族地区解决了温饱后，就出现了向何处去的问题。虽然党和国家制订了宏伟的目标，陆续提出了相应的阶段性政策，适时引导人们向前看、向前进，但人们的要求和认识不再像实行责任制之初那么一致。继续向前者有之，等待观望者有之，徘徊不前者有之，少数特困地区甚至出现了新的悲观失望、不求上进者。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以为回族都进取心强，敢想敢干。其实回族地区的发展，先进与落后，除去地理的、自然的环境之外，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上。与沙甸相邻近的大庄回族乡，是一个人均只有半亩耕地、年年缺粮生活十分困苦的地方。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仅两年，便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此后，乡、村政府和村民都有一个简单的共识：除了人均耕地无法改变，别的都可以变。于是耕地这个自古以来与农民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的不可改变，反而促成了大庄的大改大变，正应了“穷则思变”的话。穷就穷在土地上。自古以来农民靠土地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可问题恰恰也就出现在这里。大庄人不仅想吃饱穿暖，而且想吃好穿好，越来越好。当时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在当时广大农村，这个目标首先就是粮食收成翻两番。换成大庄人的话就是口袋里的钱翻两番。经历过“大跃进”的广大农民都学会了算这个账，无论如何也不能困在半亩地里为多收几粒粮食穷折腾。这正是大庄人深入理解、积极贯彻国家各项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所以在1982年实现粮食自给有余后，他们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想方设法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大庄回族最先做起来的是家门口的生意，他们在村口路边摆摊设点，蔬菜、牛肉、柴火、米面、各种乡间小吃、汽水冷饮、衣帽鞋袜、五金农具，凡乡间正常生活所需，应有尽有，大庄街日益热闹起来，集镇规模渐成气候，其他生意随之带动起来，大庄人不再满足于自产自销、有啥卖啥、调剂余缺的小买卖，他们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条件都充分地利用起来，由近及远，把买卖做到了四邻周边。在许多人看来，大庄回族是由于经营门路广、办法多，所以发展好。其实并非如此。大庄人正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经营门路和办法可依赖，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东奔西闯。这与政府鼓励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立足点是一样的。在没有什么特别优势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只有多种经营的实践才能找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搞活一方经济的出路。
（二）乡镇企业的崛起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云南回族乡镇企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是沙甸、纳古、田心、文明、盘溪、呈贡回回营、玉溪大营等，从区位看均分布于滇南地区，沿滇越铁路昆（明）—蒙（自）段两侧宽约100公里地段内。
乡镇企业这个概念，是区别于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一种新的企业类型。它的出现打破了城市办工业、乡村搞农业的旧的城乡分工。按行政区划分，为县以下乡村，包括小城镇所批办管辖的各类企业。云南回族地区早期的乡镇企业主要由旧的社队企业转制和农村集体及家庭副业发展而来。副业包括了农村的农、林、牧、渔等主业之外的其他手工行业。农村社队企业和副业又多与历史上的农村手工业有一定渊源关系。滇南这些乡镇企业起步早的地方，都有这样一些历史基础。沙甸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工商业即成为主业，十户中有八九户以工商、运输、矿冶等为主业，单一从事耕种的仅有一两户，其种植业大半也已商品化，主要种植蔬菜、甘蔗等供应城镇及糖厂。时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的沙甸民族资本家白亮诚组织沙甸人到思茅、普洱、勐海一带创办的新式农场、茶厂、纺织厂，都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带动了沙甸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在省内颇有名气。1952年土改后，有七八年的时间是以蔬菜、甘蔗为主业。此后在经过长达近30年的“灭资兴无”“反修防修”后，沙甸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工商业基础，其有形的、物质的形态虽已消失殆尽，但其无形的、精神的形态却被沙甸人顽强地保留下来了。这就是“沙甸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沙甸人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充满活力，在最严酷的环境中也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在最绝望的时刻也满怀希望。它犹如深埋在泥土里的种子，到了该发育生长的时候就会破土而出。所以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春风一来，沙甸的工商业便似春苗出土一般蓬勃生长起来。最先形成大气候的是缝纫业。改革开放初期，沙甸的缝纫业如变魔术一般迅速发展起来，整个沙甸成了自发形成的服装工业区，家家户户都是生产车间，分工协作细密有序，产、供、销、运环环相扣，以农业小生产者的身份和装备，进行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大生产。
沙甸家庭缝纫业的发展，只是沙甸乡镇企业起步阶段的诸多行业中的一个。除缝纫业外，食品、屠宰、贩运、饮食、服务、运输等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虽较多受到地域规模的局限，但与省内其他许多地区比起来，也可算红红火火，开风气之先，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及政府决策等方面，为沙甸乡村企业的大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沙甸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纳古号称为农村，手工业却自古有名。从元代的刀、矛、鞍、镫到民国时的五金、枪弹，源远流长，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完全中断。1965年，纳古接通了高压电，几百名各怀手艺的农民带着自己的工具、原材料加入了副业社，组建了纳古大队第一个工厂，这就是后来全省有名的纳古五金社。日产小刀2000把，畅销全省，供不应求，年产值70多万元。它不但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支持了下来，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反复辟”“割尾巴”运动，而且带动各生产小队纷纷办起了集体副业，各色刀具、猎枪、五金产品，国家订购什么就能生产什么，订购多少就能生产多少，在那百业萧条、日用品奇缺的年月，为县百货公司、土产公司、供销社提供源源不断的货源。纳古的名声，那时已随着产品的畅销传遍全省城乡。随着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逐步推进，纳古人积压已久的巨大能量逐步得到了释放。改革开放前只是四街公社属下一个由三个阡陌相连的自然村构成的纳古生产队，1988年升格为乡，1997年才批准建镇。说是镇其实总面积不过12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7000人，是云南省土地面积最小的镇。它看上去一点没有通常的农村小镇的样子，倒更像一个工业开发区。它之所以以弹丸之地在十余年间逐级升乡建镇，是因为它奇迹般发展的乡镇企业。1981年开办第一个企业纳家营钢窗厂，到1988年建乡时，便发展到了200多个，到1997年建镇时，已发展到了400多个，涉及冶金、建材、化工、机械、交通、运输、燃料、食品、塑料、皮革、文体、印刷、贸易、服务等20多个行业。其中钢窗、焊管都曾成为全省最大的生产基地。乡镇企业总收入在7亿元，相当于该乡镇1980年时的社会经济总收入的100多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