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玉溪县北城回族聚居的大营、西营、东营、桃园等村，除种田和一部分人家以手工造枪弹外，许多人家赶马帮“走夷方”到缅甸、泰国贸易，其中有马家开设的兴泰和、兴顺和商号大马帮，专由泰国清迈购运兰靛到昆明等地销售。在峨山县回族聚居的文明村和大白邑村，他们“走夷方”到缅甸泰国贸易历史悠久，据老人讲远在反清起义前老辈们每年赶马帮从思普到缅甸景栋、泰国清迈贸易，起义失败后作为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因此，大白邑清真寺功德碑文中尚有“我村之人，贸易远方者甚多”，清咸同年间全村房屋被毁，“归业”后无力建盖清真寺。功德碑文中所述全靠“马锅头众心一举捐金数百者众多”，集资建盖了清真寺大殿和宣礼楼。从两次捐资功德碑所载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年）和民国2年（1912年），这正是村中到缅泰贸易大兴时，村中有好几个马帮，马帮出动和从缅泰回来时，人喊马叫，村中十分热闹。据老人们说：功德碑中捐资英洋100～300元的马泰、马明寿、沐占魁、马自兴、马海延、沐家兴、马顺喜等都是马帮大老板，捐英洋100元以下的中小老板众多，几乎家家男子都加入了马帮贸易，直到解放初。文明村解放前236户，千余人，70%以上人家300多匹骡马，都是赶马帮进出思普到缅泰贸易，约有30%的户是大老板，30%的中小老板，40%的户帮老板赶马，也带有自己的一两匹马顺便做生易。许多大老板发财后购置田产，解放前小街片许多田都被他们买去，有的成为他们的佃户村。1952年，全村土改时就有地主32户，占全村农户13.6%。通海县回族聚居的纳家营、古城、大小回村、下回村，解放前也是著名的马帮“走夷方”之乡，大多数人家赶马帮到缅泰贸易，他们将通海、河西土布、黄蜡、铁制农具、土造手枪、匕首、银饰、日用百货驮到缅甸泰国山区出售，又从该地换回象牙、虎骨、熊胆、鹿茸等山货药材，也有驮回兰靛、煤油等到昆明销售。他们多是小本经营，加入马帮一两匹或四五匹马经营，也有发展成商号大马帮。如下回村马政和家就发展成“原信昌”大马帮、大商号。纳家营解放前有骡马300多匹，形成马、纳二姓大马锅头，土改时地主30多户，都是马帮起家。如大地主又是大马锅头的纳位三，就是帮大马帮到泰国贸易发家，解放前资金转入购买土地，把附近二、四、七街一些村的土地买了许多。一般人家也参加马帮贸易，如村中马文喜父亲（现80多岁）说：我赶了半辈子马帮，每年秋收后出去，栽插前回来。我到过缅甸的景栋，泰国的清迈，还到过泰国的京城景闷（曼谷），从泰国清迈到老挝，再转到越南做生意。那时从纳家营起身到曼谷要走50多天，一个回转要4个多月，村中的许多老人都与我一样赶马帮到过缅甸、泰国。
滇南沙甸也是著名的马帮“走夷方”之乡。沙甸全区解放前有回族950户，5400多人，除200多户贫苦农民外，其余700多户每户都养2～3匹骡马，多者4～5匹，除了个别到个旧锡矿外，主要是“走夷方”。1949年，民族学家江应梁到沙甸调查，在他的《滇南沙甸回教农村调查》报告里说：“在思普路上的马帮，以回族马帮最有力量。而回民马帮中，沙甸人是佼佼者，不仅能吃苦耐劳，不畏烟瘴，兼而勇敢机智，一个马帮只要有二十条好枪，路上遇一二百个土匪是不在他们心上的。每年秋天雨季完结后，马帮作边区长途旅行，或代人运货，独自或合伙购买边民的日用品运到彝区去卖，或深入到缅甸、越南、泰国去贩货。”在沙甸白亮诚、林维清、马玉廷、马信斋、金万清几家就是马帮“走夷方”起家的。其中白亮诚、白梦愚走边区开发西双版纳，建立勐海茶厂、勐遮农场、纺织厂等，经营缅泰和国内贸易，其总资本约半开银元140多万元，是沙甸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17]。
在文山、砚山、邱北回族聚居区，解放前也是擅长马帮，从广西或河口到越南老街等地贸易，如邱北赛宝章家，有骡马200多匹，从邱北经广西百色到越南贸易，去时驮云南出产的茯苓等药材到越南销售，返回时驮海盐、百货到滇南一带销售。
2.较大的对外贸易商号
云南回族人民反清起义失败后，经三四十年的艰苦创业，清末民初，依靠马帮对外贸易，不但很快恢复经济，而且先后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著名回族商号。
兴顺和（原名兴泰和）系玉溪北城大营回族马佑龄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北城创办。马佑龄因见玉溪农村土布生意有发展前途，遂弃武经商。初由昆明购纱在玉溪换布销昆明，后将土布用土靛染成青、蓝布出售，销路更好，运往昆明、贵州、四川均受欢迎。清光绪年间得知泰国有洋靛染布效果更好，遂组织了大马帮到泰国清迈采购。去时运土特产品，回来时专运洋靛到昆销售，生意兴隆。清光绪末年马佑龄将商号交儿子马启祥经营，对外贸易扩大经营鹿茸、麝香、龟鹿胶、虎骨虎胶等，并先后在昭通、东川、曲靖、蒙自、个旧、文山、下关、保山设商号，在玉溪、墨江、元江、思茅等地商号增营汇税、存款业务，总资金达20多万银圆。后来在汉口、上海、长沙、天津、沈阳、广州及香港设立分号，影响遍及国内外。在经营商业的同时，还投资数万银圆于个旧锡矿、东川铜矿，马启祥任“云南锡业公司”和“东川矿务公司”总经理，以高薪聘请两名德国技师到个旧锡矿，并在两矿进口新机械设备，经技术改造，使锡、铜矿产量日增，精锡、铜锭经香港运销国外。
云南原信昌商号，是由经营马帮开始的。清光绪初年通海大回村马同柱父亲与村中马帮一起，赶着20多匹骡马驮运红、白毡子、推烟丝、黄腊、花边花线、黄丝、土布、滇缎、铜铁器等到缅甸、泰国、老挝等地销售，返回时驮棉花等货物销售。后经马同柱到马子厚业务进一步发展，在昆明设立总一号，并在墨江、思茅、江城等地设立分号及茶厂，揉制“七子饼茶”，转运越南、老挝、香港等地销售，在泰国、缅甸、老挝靠我边境的景栋、者海等地设立原信昌分号，使之与墨江、思茅、江城分号连成一线，进口犀角、鹿茸、麝香、象牙、燕窝等名贵药材和洋靛、紫胶等经营。抗日战争胜利时，原信昌对外贸易资金总值约2万两黄金。
永义昌皮商号，为回民张子义于1912年创办，最初设在顺城街专营皮货，除牛羊皮外，还有狐皮、水獭皮、虎豹皮、獾皮等名贵皮毛。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还在昭通设立分号，专门收购牛羊皮。由于业务进一步扩大，1930年左右在香港设立永义昌分号，经香港销往国外，成为云南牛羊皮经营的一大商号。
鉴记商号为腾冲观音塘回族明绍林家创办，在保山、下关、昆明、重庆、缅甸曼德勒等地设有分号，主要经营缅甸棉花、洋纱。
五家开设永丰祥商号，有资本半开三五万，专营滇缅棉纱生易，并备有汽车运输。
大庄巨商马超群，其父辈也是“走夷方”起家，到马超群时已拥有资金半开数百万元，在昆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香港和缅甸、泰国都设有商号[18]。
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昆明成了全国商业重镇，有英、美、法、希腊、土耳其等国在昆明开办的外商洋行，在昆明有代理英美烟草公司的代销店10家，其中“鸿发号”“鸿庆号”“义兴号”三家就是回民开办的。还有几人担任了外商洋行经理。1926年，马毓成与人合伙开设“东方公司”发展为进出口贸易，其经销业务远至英、法、挪威、日本、土耳其以及美澳各国。
长途马帮到缅泰老越贸易，至新中国成立后全省各地进行土改、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完全停止。1979年，由于改革开放方针的全面贯彻，云南省德宏、西双版纳、腾冲等州县数十个边境口岸的开放，民间各种对外贸易公司的兴起，调动了回族人民对外贸易的积极性，许多回族携家搬到西双版纳自治州的景洪、勐海、勐腊、打洛，德宏自治州的芒市、瑞丽、畹町、陇川、章凤等边境开放县、镇、口岸居住，开设清真饭店、旅馆，进行各种商品贸易，合伙开办各种外贸公司，境外缅、泰回族华侨商人也进入德宏、西双版纳、昆明探视和商业贸易。由于上述地区回族大量进入，当地政府尊重回族人民的伊斯兰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景洪、芒市、瑞丽划给了回族坟地，在景洪、勐海建立了清真寺，在芒市、瑞丽县城建立了“水房”（简易清真寺）。
三、云南回族对外贸易的作用和影响
云南回族对外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马帮长途贩运，通过“蛮烟瘴气”、披荆斩棘，到达东南亚邻国贸易，进一步激发和锻炼了回族人民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充分发挥了其素有的商业才干。这也是清咸同年间回族遭清政府毁灭性的镇压之后，在数十年间民族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崛起的力量所在。对外贸易不仅使回族内部结构出现新的变化，而且促进经济发展，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致富。商号的出现，对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由于经济发展，回族村落文化教育得以迅速恢复，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一些中学生、大学生和留学生。由此一些人跻身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部门，为云南回族争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云南回族的马帮运输和对外贸易，不仅繁荣了西南地区城乡市场，而且华侨对所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国与缅甸、泰国、越南、老挝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因此，云南回族的对外贸易活动，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现实意义。现在随着中老、中越关系逐步正常化，云南与越南近邻关系、开放边境口岸贸易的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也即将展开。云南回族人民将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充分发挥对外贸易的优良传统，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大发展。
注释：
[1][2][3]《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86～90页。
[4]《马可波罗游记》，《元朝征缅录》。
[5]陈炎：《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的历史》。
[6][9][14]田汝康：《关于杜文秀的对外关系》，《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5、176、178页。
[7][8][15]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研究集刊》，1983年1集第131页；1982年1集第149页；1982年2集第192、302、285、304页。
[10]《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87页。
[11][12]《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1，引自《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13]马德新：《朝觐途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16][17]《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90、486页。
[18]《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2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