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捐赠者所处地域看，主要集中在宁夏、甘肃、新疆三省区，以宁夏各县市居多，与G道堂的信教群众的地理分布基本吻合。从捐赠方式看，主要以集体名义和个人名义两种方式捐赠，集体捐赠包括来自城市、城镇、农村、农场、工厂的清真寺、坊、道堂、拱北、家族及行业协会。从捐献形式看，包括实物捐赠、现金捐赠和义工服务。穆斯林的宗教奉献以现金为主，农牧产品很少[18]，几乎没有房产和地产，以无偿劳动形式为道堂服务的情况目前难以统计。来自本坊、外坊和无名坊大约800位捐赠者（包括清真寺、坊、拱北和个人）捐现金乜帖共计180万元。一家清真寺、一家行业协会及78位个人捐赠实物，主要为建筑所需各种材料如水泥、砖、石、沙、机械等，另有小块土地（分别为0.48亩和0.18亩）、一眼水井和3万斤粮食，价值约34万元，多为本地企业家或普通教民捐献。由于工程正在进行，义工服务的情况尚无法统计。
第三，穆斯林的宗教奉献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地区的穆斯林，经济收入较高，捐赠数额相对较多。他们或以家族、或以家庭、或以个人名义捐赠，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上万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3个城市的教民捐款分别在20万元以上，来自新疆的捐赠人不多，但捐款数额超过10万元。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捐款，无论清真寺、坊还是个人的捐款，数额较少，个人捐献少则三元五元，多则10余元或数十元，以清真寺和坊为单位的捐款也仅有几百元。穆斯林个体经济条件差异较大，阶层差异较为显著。来自同一教坊、同一清真寺的捐款差距颇大，尤其在城市清真寺表现最为显著。某市I清真寺2006年有186人（包括女寺）为重建G道堂散包帖，其中10%的人捐献千元以上，捐款占总额的60%，其中捐赠1万元以上2人，5000元2人，1000～3000元16人（包括女寺）。73.66%的人捐款数额在100～500元之间，所捐金额占总数的37.78%，其中16%的人捐赠在50元及以下，捐款额占2.17%。某县城2006年人均年收入3800元，J清真寺当年为G道堂散乜帖4万多元，捐赠情况如下：1万元1人，1000～5000元17人，5～50元79人，18人（占捐款人15%）捐款占总数的88.77%，67.52%的人捐款仅占全部乜帖的2.88%。
第四，超过60%的捐款来自精英阶层。宗教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宗教奉献远远高于普通信教群众，道堂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阿洪、清真寺学董或寺管主任，以及回族企业家的捐赠远高于普通穆斯林。G道堂某管理者捐款8.4万元，新疆某宗教人士捐献4万元。信教人数多、收入好的10余座清真寺，捐款均在4万元以上，这些清真寺的阿洪和寺管主任（学董）人均捐款超过3000元，多在5000元到1万元之间。G道堂的信教群众中，民族企业家的捐款多则上万，少则数千，明显多于其他人群。
门宦的宗教奉献特点与其组织结构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联？道堂负责人、重要管理者和所辖主要清真寺的阿洪构成宗教精英，他们与经济精英（企业家）共同成为道堂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道堂宗教领袖和核心人物及普通信众与道堂或拱北的联系密切程度、对拱北的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相对于普通穆斯林而言，道堂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阿洪、清真寺学董或寺管主任和民族企业家是门宦的精英，也是门宦的核心人物，他们参与道堂、拱北的管理、建设，负责道堂、拱北的主要宗教活动，与道堂、拱北的联系远比普通穆斯林密切，他们对拱北的责任、义务、情感远高于普通穆斯林，对拱北的经济奉献远多于一般信徒。有些企业家担任道堂或清真寺的学董或寺管会主任，直接参与道堂、拱北和清真寺的管理。2005年斋月盖德尔夜，某门宦位于县城的K清真寺有172人共捐赠乜帖574790元，其中9人捐献万元以上，计45.3万元；55人捐献千元以上，合计54.84万元。来自正、副寺管会主任2人的捐赠分别为20万元和10万元，占全部宗教奉献的54.7%。人数仅为5%的宗教精英与经济精英捐款占78.81%，95%的人数捐款不足22%，其中44.77%的群众捐款仅占全部乜帖的4.59%，计2.6万余元。该寺占地面积总共5亩，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大殿1800平方米。瓦克夫主要是19间门面房屋出租。“有经济实力、热心教门的人管理清真寺，领导班子的人就是要出钱出力”[20]。
门宦权力关系呈最高领导层—管理层—普通信教群众这样一个等级化的、决策权力高度集中的、具有等级顺序的内部沟通网络和联络体系，有的门宦形成老人家—热依斯—阿洪—信教群众的等级制组织形式，目前这种传统型权力尚无向科层制转变的迹象。门宦教民除负担本坊清真寺和阿洪费用外，还向道堂、拱北和门宦老人家奉献乜帖。
门宦以道堂或拱北为中心，其领袖被追随者称做谢赫、穆勒什德、爷、师傅、老人家等，是信教群众的最高精神领袖，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影响教众的宗教和世俗生活。门宦老人家领导、统辖各地的信众，全面负责门宦的教务、事务和财务，有的门宦老人家还亲自担任大清真寺的教长。有些门宦信教群众较多，教民分布在不同地区，门宦老人家把教民所在地区分为若干行教区，每个行教区设立一个热依斯代理老人家管理当地教务。热依斯是门宦老人家派往各地管理教务的代理人，由门宦老人家委任，多由门宦老人家的子侄、兄弟、姻亲、弟子等亲信担任，有些地方的热依斯在家族、家庭内部世袭。有的热依斯兼任一个大清真寺的开学阿洪，其所在寺坊为该传教区举行重大宗教活动的宗教中心。
门宦下辖若干清真寺，如虎夫耶胡门下辖300多座清真寺、14处拱北、15万教民。各清真寺聘请阿洪负责教务，学董负责事务。规模较大的清真寺或门宦的中心寺，由门宦老人家亲自委派、任免阿洪，其他清真寺阿洪可由热依斯委派、任免，需门宦老人家认可（给口唤）。有的清真寺直接聘请门宦老人家及其后代担任掌教或寺管会主任[22]。
改革开放后，各道堂、拱北和清真寺均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本道堂、拱北和清真寺事务，但道堂、拱北和各清真寺的教务、事务依然有密切联系。门宦所辖各清真寺与拱北或道堂的亲疏关系有所不同。G道堂在全国下辖500多个清真寺，道堂的中心寺即与道堂联系最密切的清真寺有几十座，分布在市区、县城和重要的乡镇。这些清真寺所在地理位置重要，信教群众多，经济收入好，这些清真寺所聘请的阿洪，由门宦负责人认可或直接任免，有的门宦负责人亲自担任某一座或几座重要清真寺的开学阿洪[23]。从门宦的教务管理看，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最高领导层—管理层—普通信教群众的等级色彩，但在事务管理方面，宗教精英和经济精英日渐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财务管理方面，大型建筑捐款账目的公布，说明门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开始向规范化、制度化转变。
三、宗教仪式与宗教奉献
穆斯林的基本宗教义务是相同的，都要诵读《古兰经》，礼拜，在莱麦丹月封斋，缴纳天课，有条件者到麦加朝觐，穆斯林的婚礼、葬礼等仪式也基本相同，那么西北地区不同教派、门宦的穆斯林，在宗教仪式上有何不同？参与宗教仪式的频率与宗教奉献有何关联？门宦与教坊的组织模式不同，教民参与宗教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教民的宗教奉献亦有显著差异。从家庭、清真寺和作为门宦中心的道堂这三个层面看，教民的宗教参与与宗教奉献正相关，即宗教仪式越频繁，教民的参与度越高，其宗教奉献越多；反之，宗教仪式越少，教民的参与度越低，其宗教奉献越少。门宦与教派相比，其经济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更强，这与门宦自上而下的较为严密的组织模式、频繁而独特的宗教仪式有密切关系。“仪式表现了一种符号的客观化秩序，这种秩序连接了崇拜者们依照自身模式的个人气质的态度、情感和状态”[24]，仪式是一种“标准行为惯例的范畴，在这种标准的行为惯例之中，方法与目的之间的联系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25]，门宦正是通过定期的宗教仪式为教民提供了完全不同寻常的情感体验。独特的宗教仪式与严密的等级结构为其教民建构了庞大的联络体系，在神圣的仪式中教民得到团结，门宦的内部凝聚力得到加强。
门宦教民在仪式上与教派最大的不同在于“尔麦里”。“尔麦里”是阿拉伯语“amal”的音译，本意指各种功修和善行，特指为纪念伊斯兰教先贤、哲人和某些苏菲门宦教主的主要宗教仪式。“尔麦里”可以在家里举行，邀请阿洪念诵《古兰经》、赞圣，家庭成员、重要亲友、清真寺阿洪和满拉一起参加；“尔麦里”可以在清真寺举行，清真寺周围的穆斯林一起参加，阿洪、满拉及社区内懂教门的男人们聚在清真寺大殿一起念诵《古兰经》、赞圣，清真寺宰羊宰牛、准备食物招待参加“尔麦里”的教民，教民要向清真寺出散乜帖；最隆重的“尔麦里”在道堂和拱北举行，最大的“尔麦里”通常一年举行一次，分散在各地的信教群众数万人一起参加，每次都以坊为单位或以个人名义为道堂、拱北和门宦老人家奉献乜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