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代新疆较之内地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清朝统治新疆初期，在新疆各地，特别是天山北路由于长期战乱和人口的严重失散，各地几成荒野，各种生产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陕甘一带的回族商贩开始随清军进入新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随清军赶大营（随军做生意）并留居昌吉的就有8家回族，其中宁夏5家、甘肃2家、河南1家。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阜康筑城后，即有15户回民从内地迁居，从事商业活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回商马孝等人将大黄从产地贩运至阿克苏转卖给安集延人（外籍乌兹别克人）。随着新疆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发展，回族人民“相与助资财，谋生聚”，“薄饥食，忍奢欲”，苦心经营，开始在新疆商业贸易中形成规模，并占有重要地位。来自陕甘两省的回民很快即在北疆操汉语的移民中占了“绝大部分”[11]，现仍为回民聚居区的迪化南关当时已是“市肆繁荣，俨然成都会”。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民，“皆拥赀为商贾”，其贸易活动“远而西域”，商品百货“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12]。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经喀拉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奏请清廷将屯兵丁302人归还军队，所属耕地改招西宁、临夏、固原、平凉一带来疆的回族商贩眷属625户认种。当时在叶尔羌还有一个回族商人组成的团体。有一个名叫赵均瑞的陕西渭南回商，“在叶尔羌做买卖已二十余年……阿克苏叶尔羌等处买有客店四座，饭铺一所，骡马十五头，在阿克苏有骆驼七十只，肃州（酒泉）有出雇骆驼九十只”，他还是库车乡约，与当地伯克官员关系密切，与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合谋买卖叶尔羌玉石，将苏州丝绸产品、茶、杂货运到新疆贩卖，经营商业活动[13]。此时大量回民还在商业重镇喀什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学会了维吾尔语，与当地的维吾尔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于1858～1859年到喀什旅行的俄人瓦里汗罗夫记述，有回族在小布哈利亚（喀什）从事茶叶运输业[14]。张格尔叛乱之际，就曾有“喀什噶尔殉节商民汉回”，这些“喀什噶尔等四城殉节商民汉回……多系四方贸易之人，或一时流寓，或万里为商”[15]。光绪初年，古城有回族500余家，其中“贸易者130余家，作匠者40余家”。
近现代新疆回族继承了先辈经商的传统，形成了独有的商业特色。20世纪30年代前，回族商业经济在北疆一度十分活跃，回族商人以古城、焉耆等为中心，面向全疆各地、内地及蒙古、苏联进行贸易，从事贸易人口数量增多。在昌吉形成了资本雄厚，兼有粮油加工厂、百货、土产等门类较多的洪家街；在哈密，形成了17家较大的商号——马彪的“义顺成”、米丰年的“福泰永”、马俊杰的“万义成”、张文瑞的“福义成”、赵祥泰的“祥太和”、苏德才的“福兴元”、马忠德的“益盛元”等，主要经营京广杂货和布匹绸缎等。吐鲁番的“德义生”商号由10人合伙经营，称“十大号”，资金达白银8万两，经营商品的种类有土特产、土杂货、绸缎布匹、毯子、棉花、药材，还开设油坊、旅店、食品加工和经营运输项目。他们拥有500峰骆驼，与外商洋行进行贸易，并往返于兰州等地经商。新城东大寺大街、庙门前街、新城西门外和老城西门外、南关大街至东河坎一带，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地。当时，资本比较雄厚、铺面比较大的商号有：马存仁开设的“仁义和”，马文义开设的“新义号”，王海珍开设的“建新号”，蔡兴全开设的“兴圣和”，丁兆其开设的“福兴和”，马俊德开设的“俊德号”，马振林开设的“振兴号”，马金华开设的“金华泰”，杨国仓开设的“同义茂”，韩金华开设的“世兴德”等。“天义生”掌柜马智哈吉在1937年就购置美国道奇卡车2辆、苏联卡车1辆、“华沙”小轿车1辆，兼营客货运输[16]。
宁夏学者李德宽先生指出：“回族传统经济复兴的周期现象，给了我们一条重要的启示，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回族就能发展起来。”[17]新疆丰富的物产，由于开发带来的较为宽松的通商制度，使得回商涌现出来，占据原来的官营榷场，最大限度地扩大民族贸易的规模、品种和数量，开始“强商业联系”。
（六）驿站的开通促进了回族驼运业的大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新疆的交通有所发展。新疆建省后，政局稳定，生产恢复，道路畅通，再加上政府实行鼓励贸易、复兴商业的政策，以迪化为中心，新疆境内的交通道路得以开通和改造，时境内的主要交通干线有14条：迪化—吐鲁番—哈密、古城—嘉峪关、迪化—镇西（巴里坤）—哈密、古城—科布多、迪化—阿勒泰、迪化—塔城、迪化—伊犁、迪化—阿克苏、吐鲁番—焉耆—库车—若羌、库车—乌什、阿克苏—莎车、巴楚—喀什—莎车、莎车—和田等，全程共1万余公里，共计261处驿站[18]。当时驿站处的“客店、饭馆和旅社，特别是伊斯兰教徒歇宿之处，多掌握在东干人手里。东干人精明强干，他们有时在一些看来没有人会去投宿的地方开设客店，却往往不会亏本，因为他们善于选择设店的地点。这些所以能不蚀本，完全由于本地区的拉脚业主要是东干人经营的，东干族的车夫总是争取把车赶到自己的同胞东干人那里歇宿”[19]。交通业的大开发和基本安全的保证，促进了回族驼运业的发展。
五、驼队的演变——新疆回族经商运输现状
随着新疆交通业的发展，驼运业逐渐衰退。1956年，奇台县驼户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组成“奇台畜力合作社”，回族职工占全社职工的60%左右。以后陆续添购小四轮拖拉机代替了骆驼，1981年更名为“奇台县短途运输公司”，驼运业自此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个体经营者不断增加，其中在交通运输业中占有突出地位。1990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个体商业户2269户，从业人员2973人，从事运输业的就有643户，670人。2000年，新疆回族人口为83.9万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12.72%，商业服务人员占15.37%。现在回族经营的城市客运车辆、出租车辆遍及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伊犁、昌吉、库尔勒等城市。乌鲁木齐有多家回族开办的汽车运输公司、托运公司。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了一批善经营、懂管理的回族民营企业家，他们创立的企业逐渐发展，为新疆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昌吉回族自治州米泉市活畜交易市场由原来的不足1亩地，搬迁后扩展到13.6万平方米，年交易额超1.1亿元；以赵志玉、毛福生等为首的米泉经营皮毛贸易商，建起了皮毛贸易市场，赵志玉一年皮毛贸易额就达到600多万元，每年可向国家纳税35万元。新疆华凌集团、新疆百商集团、新疆天牧集团、新疆顶盛集团、新疆南湖集团、新疆国医堂集团等民营大企业，更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佼佼者。其中，由新疆回族青年企业家米恩华于1988年创建的民营企业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建设大市场、发展大流通”为目标，始终坚持“立足新疆、服务全国、辐射亚欧”的发展宗旨和“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逐步扩大经营范围，增强经济实力。目前，华凌集团已经形成以商品批发市场为龙头，集对外贸易、畜牧开发、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工程、装潢装修、酒店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格局。集团拥有30多个经济实体，注册资金4.6亿元，资产总额21亿元，员工5500多人。华凌商贸城综合批发市场占地面积1500亩（100公顷），已投入营运的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有12个归口专业的50多个专业类别市场。商城内由工商税务、质量监督、二类口岸、银行、邮电、通信、信息网络、货运搬运、治安、消防等部门全方位为经营厂商服务，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4200多家建材、家具、家电、日用百货等厂商在市场内直销，日客流量10万余人次，车流量上万台次。1998年后，华凌集团运用“企业行为、政府支持”的办会模式和运行机制，成功举办了五届“中国西部（新疆·华凌）国际建材博览会”，总成交额达178.42亿元，对外交易成交额达31.58亿元。据海关统计，从1998年11月华凌国际二类口岸正式批准开关运行至2001年，累计从华凌市场输往中亚各国的建材产品货值达3亿多美元。华凌市场不仅成为新疆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集散地，也是国内产品西出的一条重要通道。仅2000～2001年两年，华凌集团和华凌市场就累计创缴税收（工商费）2.3亿元，为自治区实施“东联西出”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释：
[1]单纯：《西方民族经济研究评介》，《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83页。
[2]吴蔼宸：《历代西域诗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3][4][10]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
[5]〔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4～38页。
[6]《圣训经》，陈克礼译，民间传译本。
[7][14][16]王平：《新疆通志·民族志》第二编第四章，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
[8][19]〔俄〕尼·维·鲍戈亚边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8～49页。
[9][11]〔美〕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71页。
[12]《茶边纪略》，安徽藩署敬义斋同治十一年刻本。
[13]〔日本〕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章莹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1页。
[15]《清宣宗实录》卷160·道光九年九月甲辰谕。
[17]李德宽：《西北回族“复合型”经济与宏观地缘构造的理论分析》，《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54页。
[18]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第2328～2329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