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一个语言的现实，对诗人而言，的确有一个先在的语言前提。对此的拒斥和无条件顺从都同样要命。诗的建设从对原材料的思考开始，但它不只是原材料的打磨和使用。诗呈现为语言又高于语言材料。
对诗人而言，对现实语言的关注犹如对自身命运的关注。现实语言，伟大的活力所，原始汤。
诗的问题不简单是语言问题，也是人与语言的结合。人与语言的结合也不同于人使用语言，而是某种合而为一。没有对语言的爱何谈诗歌？那只是在使用或利用语言。具体的诗人与语言共舞创造出真实之诗歌。
厘清语言不是诗人全部的工作，还有一部分是将自身投入，以创造第三者。而创造出的那个东西既是语言的也是诗人的，既是异己的也是我之菁华。
一首诗既携带语言的信息也携带生命的信息，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生命总是具体的。语言在触及以前总是僵死的或未展开的。一段非诗的文字也携带二者的信息，但那里面缺少爱，没有结合的意愿、美妙和神秘。诗人委身于语言以成就诗歌。
将语言里的生命信息剔除、去掉个性差异就是诗，那也太简单了。这是在成品之上捣鼓，并不创造新物。没有意外进入的机械劳作，最多只是某种无伤大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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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政治正确就是独立，是独立而不是反对。既独立于强权也独立于对强权的反动。批判的功能并不必然地增添文学的价值，执迷于此反倒会丢弃文学的责任。把文学的独立解读成针对强权的抗争是一种误会，更是一种不可能的强迫。我不反对，但我拒绝（注意这里的用词）。
独立是文学的本体要求，非权宜，反对不然。否认文学独立的必要到底意欲如何？反对、抗争或者其姿态何时成了文学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
诗的确和情绪有关，但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情绪的抑制。
薇依说过，学习的目的在于培养专注力，而非获得什么。作为一个写作者，学习并不是为了补充知见、增加资本，只是为保持敏感和锐利，就像磨刀。
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是最佳青春小说。此外我读到过的最好的青春小说还有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奥茨的《他们》和朱文的《弟弟的演奏》。
没有良好的坐标感只凭冲动和天分的写作值得怀疑，或者说会浪费天赋。所谓的真诚是一个推脱，“自然而然”亦然。重估一切价值应始于写作的起心动念之前，但有时也会始终伴随写作。
自觉的写作何其难，尤其是在一个推崇才子，盛行散文、随笔的国度里。再与西式的青春神话合流，终是聪明人在做聪明事，避重就轻，尚未开始就已走到尽头。
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里的感情。这话太厉害了。文学亦可以借用，抑制、冷静、理性，无情之情才能触及纵深底蕴。
读到那些能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总是惊诧不已、心存敬意。表达欲和表现欲一字之差，但区别明显。
王小波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其思考、批判精神，他还是一个平和有趣的人。尖锐与平和的兼容，他是如何做到的？
写作的人像学者那样说话比较麻烦，说不好且失其所长，因你没有那样的学术背景。你的背景在那套系统和训练之外。直接说就完了。自然要保持对语言的敏感，但这和学术语言是两码事。
写作者学习说话。第一步是说人话，第二步是说自己的话，第三步是让思想借你的口说话。
叙述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诗歌中，都永远不会过时。
你读了那么多的诗，如果还想写诗，请忘掉那些佳句吧。
一首好诗或许给你妙语连珠的印象，但它不是妙语集成，更不是妙语，那只是一个印象。
你读到的东西也许并不是诗人为之努力达成的东西。诗人为之努力的是什么？如果你也想写诗，请深入这一点。
杰作之上的光华只是副产品，被其迷惑是由于浅见。光华是附带的，实际上运作的是什么？
诗歌中未写出的比写出的重要。空（四声）成就了诗歌，是诗歌的枢纽。
谈谈诗的“尺寸”。有人的奇思妙想在词语的尺寸内（搭配、对偶等），有人是在意象的尺寸内（比喻、象征等），也有人是在叙述和结构的尺寸内（事件、创意等）。在每种尺寸上经营，都能成就不错的诗歌。我所想象的尺寸是超大的（超越以上三者，一种指向、意欲），但这并不意味长诗或者大诗。
诗歌就是奇思妙想，但可以是大尺寸上的奇思妙想，细部则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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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多元都是现代诗歌价值生成的背景。某一种方式或者样式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多元，可谓当今诗歌世界的第一大法。
只有在确定的标准框架下，高下之论才有意义。差异之论不然，它是以破除界限为前提的。有什么东西已经改变，虽然我们往往使用相同的词语臧否评论诗歌，但所说的已然不同了。时至今日，差异就是价值，差异的强度、力度、顽固度、孤僻度、稀缺度以及诚实度就是价值评判的根据。
一些诗人在生存的层面上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以标新立异为己任。不屑者认为这很功利。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大家都觉得差异的取得很容易，不涉及根本。这正是误会或者错误认知的根源。
一首真正奇怪而又不好的诗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并不真的奇怪，只是装作与众不同。
人间之物皆无绝对价值，遑论诗歌？不仅没有绝对价值，更没有绝对的关于诗歌的标准。如果有谁出示这类标准不是因为浅见，就是过分执迷于自己所在的一隅。人，只有当他作为造物或者生命这回事时能和绝对搭上边，作为人的所思所想包括所造一概是相对的和微不足道的。
关于诗歌，除了“写什么”和“怎么写”之外，还有一个更具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写什么样的”。
别无选择在一些人那里是无可选择，但在自觉的写作者或者自觉的写作中，则是可以选择中的自我认定。
优异的天赋、直觉只有和良好的坐标感结合，才可能行至远处。
在今天，探索诗歌公理基本上是一种一厢情愿。但你的确需要知道别人是如何工作以及因何工作的。不是为了学一手，而是为展开一幅全景。只有在这幅全景中，你的工作才可能显示出一点点相对价值。
诗是什么不重要，可以是什么很重要。
一种赞美是“这是好诗”，另一种赞美是“诗竟然可以这样写”。后者是更大的赞美，包含了前者，但和“这是好诗”说的不是一回事，触及了现代诗歌写作的价值究竟。
生命并非绝对，但它封闭了绝对。这种绝对有可能转移到诗歌的方式、形式和样式中，但这里的方式、形式和样式也是相对的。所以就写诗而言，并没有正确与否的衡量，只有可能性多少的衡量，而且这是因人而异的。
我喜欢有差异。一个诗人和另一个诗人之间，一首诗与另一首之间，不可替代的独立是价值所在。这种差别的价值在我看来更胜于高下的价值。“同样的好”比较尴尬。
不在于构造一个同一的宏观世界，而在于很多独立的小宇宙的共存，如此才可以称之为伟大。
有人越写越像自己，而有人越写越像大家。可见写作不仅是一个才能问题，更是坚韧与否的问题。才能是可以被抹掉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起自己的才能的。才大气短和志大才疏一样，都是悲剧。
老套的文学观就是绝对主义的文学观，无论你如何伪装，信奉高下、无视差别，你就是这种文学观的持有者。伟大的文艺景观一定是多元的。没有相对主义的开阔视野，无论你如何声称先锋、革命都是一种腐朽。这与年龄无关。
对同时代写作者的关注是一种基本的诚实。对异端、异己（异于己）的认可是基本的开明。写作没有敌人，只有对手，同时也是对话者。你所不屑的东西如果真的那么糟糕，和你的写作根本就构不成关系，更谈不上对立关系，除非是在利益的层面。
就写作而论，唯我独尊我很欣赏。但唯我这派独尊却是儿戏，闹着玩的。特别幼稚的是，唯我这派独尊但从不唯“我”（一个个独立的我）独尊。
大谈诗歌的公理、公式不是好习惯。你可以有个人的固执、偏执，甚至排他，有自己的一套甚至有待推广寻找市场，但不可假公济私。大一统、绝对主义、正宗正统大道之类的思维只能说明你很有限。探索者向不同方向的极端、边界或者一己的纵深而去，彼此相去有光年之遥，这里的空间不是手持家乡渔网所能捕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