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村口在冬日显得寂寥而空旷，高昂的杨树落尽了最后一片叶，粗壮的枝干孤伶伶的，像一个男人的骨骼，天空那么高那么远，麦苗油绿油绿的，只有细小的风和安静的阳光在自由地走动或者歇息。
我说，说说吧，关于铜勺，这个老人。
此时，老公手里正捏着几张正方形浅黄色烧纸，斜斜地拎着，被捻成不规则的一种形状，像是几张焦黄的烙馍饼子，抑或是几张巨额的阴间钞票不成？在橘红色的火苗里，逐渐地成为一小嘬柔弱轻盈的、甚或是轻快的黑灰儿。
坟是中原那种干净的黄土隆起的，坟头总会有丛生的杂草，无序地簇拥在脚边，总会听到“铜勺哥，给你送钱来啦”那从不改变的、和程序一样精准无误的祷告声。老公默默地看着跳动的火苗，直到黑灰儿安静地趴在黄色土堆的边缘，才拎起装着方肉和馒头的纸袋，头也不回地离开。
走出坟地，是一条蜿蜒的小路，我喜欢这种路边有绿草的小土路。说说吧老公，关于铜勺。我的这个声音每一次都在心里闷闷地突突地奔走。我想知道铜勺为什么要交代一个还不谙世事的孩子，要那样絮絮地，切切地，那样的心灰意懒，却又是那样郑重其事。多年来，尽管我还不能很快从这个有着众多各不相同，而又相近的坟地，找到那个被叫做铜勺的黄土堆，但是，我已经十分明确地预感，那里安放着一颗孤寂的凄惶的，也或是热望生命的灵魂，曾经的那些生活那些盼望，还有那些落寞，都被这一句简单得像复制一样的祷告，缓缓地覆盖和安顿。
我说，说说吧，关于铜勺。我的声音终于和空气里游离不定的尘埃糅合在一起，飘了一地。我说的时候，尽量克制着一个旁观者的好奇与明哲保身。老公在我的话之后，忽然就成了一个沧桑的老人，他的眼睛掠过我的头顶，似乎要到很久远的一些地方，他的声音低低的，带着窖藏的那种的气息。
老公的家族辈分高，五、六岁那年，就坐在这个喊哥却已是老人的膝盖上，可能是一边吃着给他的什么零食，一边听不厌其烦的那句“我死了，别忘往我的坟上点一捻”的郑重交代，我不知道，小男孩当时是怎样应承下来，抑或小小的人儿就为此骤然间早熟，就已经知道，这“一捻”的嘱托，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怎样的不可或缺与隆重。
铜勺其实是有媳妇的，并且还不止一个。他约是40年代出生的吧，也是爹妈心头的宝贝疙瘩，是家中最精灵聪明的小可爱。我猜想，那时最不缺的是现在的摄影家做梦都没有见过的、不被污染的蓝得透明的天，有艺术家一辈子都追寻的最淳朴的农家小院，但，那时缺馍缺盐缺面条。
铜勺的一生就是与馍与盐奋争的一生。
对于他的记忆，老公只是几个草草模糊的场景：他家的厨屋锅台上也是有油罐的，炒菜时就用筷子点一滴出来。那时候做小买卖，被批为投机倒把，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就是这个铜勺，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悄悄出去卖东西，铜勺嫂，那个硕健的女人每次会对来家里找铜勺上工的人，以名目繁多的理由打发走。
铜勺他应该是小村里最不缺少智慧的那个人。
不知道他带着“货物”都去过什么地方，但我可以猜想。大致都是中原的村落，卖的大致都是一些日常的用品，愿意觉得铜勺其实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铜勺的第一个老婆，没有给他留下孩子，生病死了。
第二个老婆，莫名跑了。
第三个老婆，带着一个男孩，村里叫做“挂油瓶”，过来和他终老。
铜勺一辈子没有自己的一男半女。这该是他心头大痛。
晚年时，他的小生意只专注到调料上，那些花椒八角之类的混合杂陈，恰似他的心境，守着那么一个小小的摊位，过着那么一种小小的日子，复杂地思忖着百年以后的那个黄土堆。“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那么漫长而辛劳的一生，在意的就是那个土堆吗？这个小村是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上的一块小小的痂，铜勺就是一块小小的疼。
铜勺没有再三再三地交代三老婆带过来的“小油瓶男孩”，而是处心积虑地挑选了年龄更小的老公，在他的土馒头上“点一捻”，就是这一捻，暴露了他内心巨大的脆弱和巨大的慰藉。
每到上坟时，我都谨慎地恪守着那个阴阳相隔的默契。听老辈人讲，人死如灯灭，是没有什么阴曹地府和来世转生的。如此看来，铜勺坟前每一次的“点一捻”，其实也成了一种表演，但是，每一次那小小的跳动的火焰，却总会让人莫名地难受，又隐隐地欢欣，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承诺，原来可以让沉重变得这样愉悦，这也是他当初幽幽地嘱咐时，所始料不及的啊。
又到了清明时节，我们又会如约而止。常常想，铜勺对于我，已经不是陌生人，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神秘之中，生命，被厚厚岁月阻隔得七零八落，在80后90后新新人类用花样翻新的网络语言，说着轻描淡写的爱情时，缠绕了铜勺整整一生的“点一捻”，显得实在不足挂齿，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追寻，但是生与死，却是那么永恒地突兀地矗立。
在这个杨柳嫩黄、春风拂漾面的好时节，我想，这一次，能不能不是为了什么诺言，而是以生命的名义，向一个逝去者弯下腰，让生命归复于它原本的那一点安宁和自尊，使一个老人心无旁骛地享受曾经的生命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