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驴非马的动物很多，但非驴非马又似驴似马的动物却只有一种，那就是骡子。骡子是马与驴杂交的产物。母本是马的叫马骡子，母本是驴的叫驴骡子。
骡子最大的特点是生活能力强，它继承了马的力大剽悍与驴的不择饲料便于喂养等优点，因其力大并有耐力，便可委以拉车拉犁驮东西的“重任”。因其不需要很多的精饲料而喂之以稻草青草便可生存与卖力，便可以取代虽力大但缺乏耐力且对饲料要求过高的马的位置，而为普通农人所饲养。在市场上，一头骡子的价格，要比一匹马高出一两倍，比驴则要高出四五倍甚至十数倍。
骡子也有骡子的缺陷。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生殖能力，不能繁衍后代，是一个永远需要以杂交手段来维系的种群。在马驴骡系列中，骡子一系阵容最弱，其数量比不过马，更比不过驴子。这似乎令人不无遗憾。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没有什么可遗憾处，可能正是因了骡子繁衍的困难和数量的稀少，才更进一步抬高了骡子的身价，使其免于像驴子样动辄被人屠杀吃肉的厄运，也使它们在畜类中成为人类所喜爱和器重的物种，成为家畜中地位显赫的明星。
骡子的产生以至其优越的存在，是生物界杂交优势最具体最直观的说明。这当然还谈不上最深刻，最深刻的，要数外国人试图搞的“牛西红柿”和童第周、牛满江等人搞的胚胎移植等更深层意义上的杂交。这种生物界以优化生物品质，或获取新的生物品系为宗旨的杂交，被称之为“生物工程”和“科学革命”。相信今后的骡子，会获得马驴甚或牛身上更多更好的遗传基因，变得更强健有力，更为人类所喜爱。
人类在生物工程方面思想放得很开，但在社会的“杂交”等工程方面，则向来疑虑、阻力重重。在社会制度、体制、管理方法以及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方面，总是提倡纯而又纯，“驴”就是“驴”，“马”就是“马”，半点也容不得“非驴非马”和“似驴似马”。
在中国历史上，当西方的科技、宗教、文化及政治学说传入时，便立时引起极大的恐慌与抵制。西方的科技被视为“奇巧淫技”，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西方民主政体更被视为“洪水猛兽”。近代乃至现代，中国人用于诋毁、抵制西方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力量，要比搞引进搞建设所用的力量大得多。在反“杂交”上，可谓心机费尽，殚精竭虑。
生物的杂交是一种自然现象，后来才被赋予社会意义。而社会的杂交呢，有时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者说，它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一般地讲，社会制度有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五种，其实又何止五种。清朝拒绝资本主义，结果是产生了一个非“封”非“资”又似“封”似“资”的怪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这个名称值得推敲）。现代呢，东欧及苏联剧变之后，又出现了多少非“资”非“社”而又似“资”似“社”的国家或制度，这大概是人们始料不及而又无可奈何的吧。
马、驴、骡其生物性之比较是件较为简单的事。但如果以它们的某些特性比附某些社会现象，并进而加以比较，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但要强分其高下，显而易见，骡子必然打最高分。试看今日之社会，纯而又纯的“物种”又有多少？又好在哪里？
杂交，必然优越。
（载1992年7月19日《银川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