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生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他将一块涂有硫化锌的小玻璃片，放在阴极射线所经过的路途上，看到硫化锌会发闪光。这说明硫化锌能显示出阴极射线的“径迹”。他发现在一般情况下，阴极射线是直线行进的，但当在射线管的外面加上电场，或用一块蹄形磁铁跨放在射线管的外面，结果发现阴极射线都发生了偏折。根据其偏折的方向，不难判断出带电的性质。汤姆生在1897年得出结论：这些“射线”是带负电的物质粒子。但他反问自已：“这些粒子是什么呢？它们是原子还是分子，还是处在更细的平衡状态中的物质？”这需要做更精细的实验。当时还不知道比原子更小的东西，因此汤姆生假定这是一种被电离的原子，即带负电的“离子”。他要测量出这种“离子”的质量来，为此，他设计了一系列既简单又巧妙的实验：首先，单独的电场或磁场都能使粒子偏转，而磁场对粒子施加的力是与粒子的速度有关的。汤姆生对粒子同时施加一个电场和磁场，并调节到电场和磁场所造成的粒子的偏转互相抵消，即粒子仍作直线运动。这样，从电场和磁场的强度比值就能算出粒子运动速度。而速度找到后，单靠磁偏转或者电偏转就可以测出粒子的电荷与质的比值，汤姆生又在阴极身线管的末端，放一个刻度标尺的硫化锌小屏，使阴极射线的偏折量可以在屏上读出来。当所加的磁感强度、“离子”的电量和速度一定时，离子的质量越大，则偏折量反而越小。
汤姆生用这种方法来测定“微粒”电荷与质量之比值。他发现这个比值和气体的性质无关，并且它的值107比起电解质中氢离子的值104这个以前已知的最大量要大得多。这说明这种粒子的质量比氢原子的质量要小得多。前者大约是后者的二千分之一。后来，美国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在1913年到1917年考察了带电油滴在相反的静电场和引力场之间的运动，精确地测出了新的结果：前者是后者的一千八百三十六分之一。
汤姆生测得的结果肯定地证实了阴极射线是由电子组成的，人类首次用实验证实了一种“基本粒子”——电子的存在。“电子”这一名称是由物理学家斯通尼在1891年采用的，原意是定出的一个电的基本单位的名称，后来，这一词被应用来表示汤姆生的“微粒”。
自从发现电子以后，汤姆生就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者。在这之前，一般都认为原子是“不能分割的”的东西，汤姆生的实验指出，原子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这个实验标志着科学的一个新时代。人们称他是“一位最先打开通向基本粒子物理学大门的伟人”。1905年他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学院的教授，1906年他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16年他任皇家学会主席，1919年被选为科学院外籍委员会首脑。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步不前，仍一如既往，兢兢业业，继续攀登科学的高峰。
汤姆生既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又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他一生所做过的实验，是无法计算的。正是通过反复的实验，他测定了电子的荷质比，发现了电子；又在实验中创造了把质量不同的原子分离开来的方法，为后人发现同位素，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汤姆生在担任卡文迪许实验物理教授及实验室主任的34年间，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在他的学生中，有九位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汤姆生对自已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学生在开始做研究之前，必须学好所需要的实验技术。进行研究所用的仪器全要自已动手制作。他认为大学应是培养会思考、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人才的场所，不是用“现成的机器”制造“死的成品”的工厂。因此，他坚持不让学生使用现成的仪器，他要求学生不仅是实验的观察者，更是做实验的创造者。
汤姆生的著述很多，如《电与磁的现代研究》、《电与磁数学基本理论》等。在他成名之后，好多国家邀他去讲学，但他从不轻易应允。如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曾几度请他去讲学，最后他才答应去讲六个小时。他讲授的内容相当重要，对核物理有一定的价值。这足以说明他治学十分严谨，不讲则已，讲则要有新的创见。
1940年8月30日，汤姆生逝世于剑桥。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西敏寺的中央，与牛顿、达尔文等伟大科学家的骨灰安放在一起。
精心育人
教育是特殊的生产部门，教师是别具一格的生产者。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根本任务，也是班主任的基本职责和道德义务。
一、教书育人
教师的劳动具有两项显著的特点：第一，它是一种深入学生内心深处的、形式千变万化的、外界难以直接衡量和监督的自觉的劳动；第二，它是一种极为细致复杂、容易反复的、需要教师费尽心机的艰辛劳动。这就决定了教师必须具备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人们常说：教师这项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对教师这项职业的赞誉，也是社会对人民教师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望。班主任不应该在赞扬中自我陶醉，而应该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应该根据教育劳动的特点，努力增强自己在教育劳动中教书育人的自觉性，正确处理好教书与育人的关系。
教书与育人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坚持“教书”与“育人”的和谐统一，是增强教书育人自觉性的主要手段。学校是教书育人的摇篮，课堂教学是学校育人的主要组织形式。教师是课堂教学的劳动者，教学如果没有教育，则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因此，教学是教育的主要工具，教育是教学的重要目的。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育人”为目的，“教书”与“育人”总是融为一体的，只不过是教什么书，育什么人而已。班主任应该教好科学文化知识之书，育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四有”人才，为此，教师在确定教学目的时，应从知识技能、发展智力、陶冶情操、培养世界观和人生观等方面来综合考虑教学目的及其实施；在钻研教材时，要充分挖掘教材潜在的思想性。长期的教育实践证明：寓育人于教书之中，是一条潜移默化、威力无穷、效果最好的育人途径。班主任在教学中应该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思想来组织教学，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采用更为先进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将政治思想教育融化在专业知识的教学之中，使教书育人成为教师的自觉行动。在此基础上，要防止离开教学内容的空洞说教，克服教学中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自觉坚持教书与育人的辩证统一。
同时，在现阶段的历史时期，班主任要寓道于教，培育新世纪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是人民教师对党和人民，对全社会负有的神圣的职责和义务，也是师德的重要内容。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做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培养人。”我们国家共同的社会主义任务就是培养集体主义者、培养新时代的人。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早在1954年，就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出发，提出教师应该即当“经师”又当“人师”。他指出：“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教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以外，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生的习惯，他是不管的。人师就是这些东西都要管。”我们的教学是要求采取“经师”和“人师”合二为一的。每一个从事科学知识传播的人，他应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随着社会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和深入，特别是近年来的教育实践，我们广大教师，以至全社会的人，都更加认识到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关心学生思想品德进步的极端重要性。
常言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这说明要把经师和人师的两项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件，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才能达到。我们认为，每一个教师都应既当经师，又当人师，都应处理好“两师”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另一方面寓道于教，精心育人。我们每一个人民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把共产主义思想和远大理想的种子播撒在青少年一代的心灵，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苏霍姆斯基告诉我们：“请你记住，你不仅是学科的教员，而且是学生的教育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
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是每个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通过知识的传递，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如果教师只有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而没有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能力，那是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的。因此，为事业而学，为学生而学，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同样是教师必须具备的美德。
临近期末考试，许多学生都为很多的作业而发愁，甚至有些同学经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更有甚者，连早自修、晚自修都经常迟到，而且面对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紧张不起来，经常说自己时间不够。但据班主任张老师平时细心的观察，这些同学下课时玩得很疯，课外活动最积极，玩的时间一点不落下，时间就在不经意间流逝了。
接近期末，紧张的复习渐渐拉开了序幕。几乎每天早上，张老师5∶50来到教室，只有零星的几个学生在教室里早读，相对其他兄弟班级而言比较迟，而其中有很多学生一贯过来较迟，所以张老师狠下心，今天“杀一杀”。于是乎，比张老师后到的同学都被拦下，其中不乏几个班干部，对班干部张老师要求更加严格，希望他们带头作好表率作用。其他同学被盘问一段时间就放他们回教师了，但是张老师要让他们心里明白，即使是班干部，老师也不会放过，何况是其他同学了。
张老师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但是第二天，有四位同学仍然迟到了。对这几个负面“典型”一定要打下去，否则会对其他同学的积极性产生不良影响，今天要好好“修理”一下这几个学生了。吴少华、张雷、杨钰豪、张永龙四位同学几乎是踏着铃声走进教室的，而且比软性规定时间还要迟。这样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是经常性的，而且已经教育他们好几次了，可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