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我去西单外文书店。我为刚才说的那句话感到羞愧、抱歉，于是声调变低。
我也往那边去，一起走吧。看得出来，树稍微犹豫了一下。
从宣武门地铁一直向北，大约有一站地，就到西单。我和树并排走着，中间隔着大约有一米。看得出来，穿着军装的树挺不自然，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原本就那样，身子板直，目不斜视，且步子迈得不校过往的行人纷纷侧目，投来五颜六色的目光，也有两三个一伙的男孩子窃笑着指指点点。
我扭过脸看了一眼树，其实，他穿军装很好看的。
脑子里想着，嘴上竟说，没事穿军装出来干吗，多麻烦。
嗯，下午3点要到所里，有个事。树用右手扶了一下帽檐儿。
两个人就没话了。
我一时也找不到话题，就这么又尴尬地走了一两百米。从便道下到马路有个很矮的小台阶，我早知道那有个台阶，所以依然往右侧看一家音像店玻璃窗上的大招贴——任贤齐的招牌笑，从店内传出当时最火的歌声：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这歌儿的这旋律怎么就红起来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小心！树的语速很快，猛地拉了我一把，旋即松了手。
他不拉我我还有点准备，他这一拉搞得我也很心慌，忙四处张望，直问怎么了？我已经下了台阶。
这有个小坎儿。树指指马路牙儿。
一看你就不常来西单，这儿是我游击区。还以为什么事呢，把我吓一大跳。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语速起码比平常要快三分之一。
树说，我平时是不太来这边表情很抱歉又自责。
这时候，我想念起文来，要是她在可能会有好多话题。可惜文今天和男朋友看电影去了，据说是叫《良心》，她男朋友银行发的电影票。
树也会觉得我说的话很无味吧。
这段路怎么这么长碍…我有点渴。
到了书店门口，我偷偷地舒了一口气，竟有终于得救了的感觉，轻快地对树说，我到了，谢谢这个。拜拜！然后举起牛皮纸袋。
树站在一个逆光的角度里，五官变得很有质感，他用了几秒钟研究了一下我举起来的牛皮纸袋，有点不舍地说，希望你一切都顺利！有事，找我。
树转身。
树的背影虽然瘦削，但是他的肩宽宽正正的，军帽的高度很标准（有的兵故意把帽檐压低，后脑勺帽子下面的那部分看着会突兀），帽子下面露出剃得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呈倒梯形，一个我习以为常的发式。
我旋即放松了身体，像拆开了绑着橡皮筋的头发抱着牛皮纸袋，拐进书店旁边的一条小胡同，进了一家不大的乳品店。这家店很小，只有两条长方形小铁桌。好几个人都站在桌子旁吃酸奶。我从柜台上的一个深蓝色硬塑料筐里，拎出一瓶瓷罐酸奶，找了个吸管，“噗”地一下穿透被油纸包紧的瓶口，狠狠地吸了起来，真凉快，然后不间断地一直吸到发出声音为止。柜台里的胖阿姨挺明显地白了我一眼，多半是嫌弃我弄出的声响。后来我总结了，精神一紧张，吃东西就会出声。唉！
我把喝空的酸奶瓶又放回塑料筐以前的位置。交钱，扭头走出乳品店。还没到胡同口，就听有人在后面叫，学生，那学生，叫你呢，你的书不要啦？
回头一看，乳品店的胖阿姨怀里抱着那个牛皮纸袋，在我身后以竞走的姿态边追边喊着我。
我这才意识到，喝酸奶的时候顺手把袋子放在柜台下的一个铁凳子上了。谢谢阿姨谢谢！我嘴甜。胖阿姨边喘着粗气边教育我，女孩子家家的，在外边不能老心不在焉的，你看，要不是我这个就丢了吧，回头你再把钱包也弄丢了，现如今啊这社会上好人可不多了，你要是碰到坏人呢？你这也就是碰到我了……
我断定，胖阿姨一定有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女儿。
我边点头说谢谢边往后撤，最后向胖阿姨挥挥手。
有空来啊！胖阿姨招呼着，这就算是跟我成熟人了。
晚上回到家，把新买的书放到自己的书架上，洗了脸，刚坐到桌子前，电话响。是文。
文向我抱怨说，以为是什么好电影呢，《良心》啊，原来是讲渎职罪的，我说他们工商银行怎么百年不遇地发了一次电影票呢，进电影院，左看右看都是银行系统的，电影开演才知道，原来休息日都要受教育。没劲。
我“哈哈”地笑出了声。
放下文的电话，脑子里回放了一下我今天说过的话、干过的事，我怎么就说出的话那么不好听，觉得自己实在有点讨厌，而且都是莫名其妙的讨厌，挺沮丧的。
然后，把树的那个牛皮纸袋拿到桌子上，打开袋子，从里面抽出厚厚的一摞，一看，都是B5纸复印的东西，还有目录，按照目录页码翻开以后，发现每一章都有重点介绍，有关键词，词组比较，等等。树还在后面标上了出自哪本复习教材上，并用蓝色的纸贴在某几页中表明重中之重的意思。这一大摞厚厚的材料中，也有很多是他的笔记，原来，他是把自己觉得最有用的部分重新复印装订在一起，而他的笔记也是一个字一个字重新打出来的。
树比我们大一点儿，刚从军小毕业没多久，他的笔记竟然保留得这么完整。而我的笔记一到考完试都扔掉了。
从头到尾翻完这一大摞，我懊恼地瘫在椅子里，看着牛皮纸袋，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坏。
星期三，我和文上晚班。6点的时候，我俩约在食堂一起吃晚饭。
文细嚼慢咽，不慌不忙。一切都如平常。与我们隔三排座位的一个帅眼镜，手里拿着一个馒头，撕一块馒头往嘴里塞一块，塞一块，看一眼文。真够累的，你干脆把馒头放在盘子里别吃一直就盯着文好了。我向文埋怨着。
“嘶”，文放下了勺子，左手捂着腮帮子，说，我咬着舌头了。我说最近阿姨没给你做好吃的吧，馋死算了。
文扭过脸看了我一眼，瞬间眼泪汪汪的。
我吃惊地说，至于吗？咬了舌头就这样？
听了我的话，文的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真的，人家疼着呢！她瞪着圆眼睛说。
我赶紧跑到窗口要餐巾纸。
回来的时候，文不掉泪了，揉揉眼睛，低着头叹了口气。
你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我问。
文说没有，很挑剔地扒拉着盘子里的米饭。片刻，问，树有本专门归纳的复习材料吧？你什么时候用完了，给我表妹用一下。
成，我说。然后抬起头找那个撕馒头的眼镜，果然，这人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发现我盯着他，马上拿起桌上的托盘，撤了。
我逗文，嘿嘿，你看那个眼镜，笑死了。
文说，唔，那是广告部的助理。然后心不在焉地说，我们最近把房子都刷了一遍。
干吗？我瞪大眼睛。
嗯，我和小周要结婚了。
你，你才多大啊就结婚？也太早了吧。
你能不能别那么夸张啊？我都23了，小周29了，我们认识已经６年了。他们家也总催这事儿。文很平静地说。我从来没听文说过她男朋友的名字，总听她叫小周、小周的，听着跟叫同事似的，说不出来什么感觉。不是应该对自己的恋人有昵称的吗。当时的我这么想。
23岁，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您就发昏了。明年您就已婚妇女了。我揶揄着文，心里不是很舒服。
那时候我觉得结婚是件特恐怖的事情，意味着没有自由，意味着忽然间的衰老，23岁就结婚的人很不可思议。我希望我的朋友还能拥有更多的婚前的美丽日子。不过，也替文高兴，觉得那个人对她很好，她当新娘一定漂亮。
文比我大一岁，在我和文分开的这６年里，文的父亲走了，家里只有文和她妈两个人。想想，她们也真的很孤单。
文看着我，慢悠悠地说，女人想要得到幸福，得迷迷糊糊的才成，不能太坚强。
我在心里打了个冷战，忽然想哭。
后来想想我也真傻，那个时候，文的眼泪根本就不是因为咬了舌头。
3天以后，文一脸喜气地跑到我宿舍，嘿，看我，把头发烫了，好看吗？说完，站在地上转了一个圈。
好看，当然好看。我打量着她新烫的“大波浪”，是好看，但很陌生。文年轻的脸庞和烫得凌乱的发卷配在一起很生硬。
就是有点显大。结婚必须要烫头发呀？我小心翼翼地说出最后的评语。我不习惯品评文的装扮，因为她身上的每个细节都很完美。
哼！傻样儿。那当然。咦？你擦的什么口红？这颜色不配你，你不白，应该用深一点的颜色，咖啡暗红什么的。文把眼睛凑到我嘴唇的地方。
我不好意思地找面巾纸擦掉口红，边擦边说，我们宿舍的同学给我带的，她说润唇挺好，我，我喜欢这个颜色。
喜欢是你自己的感觉，但配不配是你给别人的感觉。你地明白？文教育我。
也是，文自己挑的口红颜色总是能让她的唇像粒樱桃。
哦，那我就什么都不擦了。我顺手把那支新口红扔到床上。
我走了，拜拜。文开心地扭身要走。
呵呵，又去约会？我说。
保密。反正是高兴的事。文对我眨了一下眼睛，飘走了。留下淡淡的茉莉香气。
看着她的背影我在考虑，我是否也应该买一瓶有着茉莉味道的香水呢？
两个星期，没有树的消息。
树为我制作的那本“书”，我天天带着，有的时候抱在怀里，有的时候放在包里，闲下来的时候就翻开看看。但多数时候翻了也就翻了，看完就忘了，可依然带着它，觉得挺安心。
有一次，办公室的前辈说有个叫树的找你，你不在，恰好你朋友文来送秘书处的文件，替你接的。你知道吧？
哦我知道。我对前辈说。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文没告诉过我。也许她忙婚事忙忘了。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呢。我对这件事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文真是忙坏了，也不组织我们聚会了。有时候我抱着那本书想起树的那颗痣，就会这样无聊地想一下。
期间，我妈不知动了哪根筋，听了她好朋友的劝说，让我去见一个军区的参谋。开始我说不去，我妈说那边都答应好了，人家看了你的照片觉得挺好的，要见一见，你不是没男朋友吗？
谁让你让别人看我照片啦？我还没看他照片呢，不去不去就不去。这不跟相亲一样吗，真够傻的。
我脾气特大。当然，主要是因为自尊心受损了。
我妈立即改口，你去看看呗，不同意就算了，我都答应你章姨了，这周日在她家，反正你也得去她家找小青嘛不是。都在一个大院里也方便。
我一想也是，小青让我教她吉他。
那时候，我特反感在部队、特别是在军区被介绍男朋友。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我烦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女孩子们的家庭背景摸得一清二楚，给自己在北京落户口找后盾，动机不纯。
部队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晋升道路很像金字塔形，基层军官就是金字塔塔底的大多数，越往上，淘汰率就越高。塔底到塔尖依次为：排、连、营、团、师（旅）、军。所以，一般到了连级，就开始一批批的转业了。那会儿的政策是，只要你找到北京户口的女孩儿结婚，到了转业那个点儿，就可以随女方在北京落户，不用回原籍工作。当然，到了营职干部就可以带家属到北京落户了，如果介绍的是个营职参谋什么的，北京女孩也就没那么大的反应了。
要是到了团级干部转业，能够回到原籍的，还真就能当个县委书记什么的，那算有志气，干吗非留在北京不可呢。这就是以前常说的县团级县团级。不过，话说回来了，司令部机关，官儿比兵多，上校大校一把抓，这要是在地方，好歹也算是个县长、市长吧。可将军还常常拖把笤帚在大院里扫雪呢。
就算“市长”也是平常。
大院儿的孩子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一群小孩儿在一起玩，新加入一个，一问：你爸什么级别？答：团职。问：打过仗没？答：没。
得，完了，这孩子基本上就属于一般少年了。如果得到的回答是：打过仗的。这孩子一定会被一群孩子供着，特吃香。现在的部队，也这样。
回过头来说我见的那个参谋。
那天挺搞笑的，我一进门，人家参谋就正襟坐在客厅里了，个子不高有点儿黑，眼睛不大，方方的脸，看着还挺憨厚。章姨和我妈早预谋好了，把我们俩人扔在客厅，其他人等都分别躲在两个卧室内。偶尔，小青悄悄推开门冲我做鬼脸。
我没经验也没什么问题可问的，坐在那儿傻乎乎的，人家参谋用一种我辨不出是哪里的口音，很和蔼、淡定地问东问西。问一句我答一句，没劲透了。再说，问的那些话我都莫名其妙，跟一个长辈问小孩似的。还问我爸具体是干什么？我都没问你爸是干吗的。那么别扭，说话还拖长音，我受不了。我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去找小青玩了啊，你自己喝茶吧，小跑着推开小青的门。
一进门我就跟小青唧唧喳喳挤对人家，挑毛病，说大话什么的，放肆地大笑故意让客厅里的人听见。
不一会儿，听见外面章姨大声地说，有空来坐坐，小黄，我就不下楼送你啦。
我们听见参谋说，阿姨别送了别送了，您回您回您回吧……频率跟鸡叨米似的。
我和小青跑回客厅。
见我妈和章姨脸上都开了花儿。章姨把一张纸给我，上面写的是黄××，电话啊地址啊邮编啊什么的。
干吗？我问。章姨说，他挺喜欢你，你们自己联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