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东欧国家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作为一种比较性的研究对象外，欧盟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全球有230多个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是否也可以尝试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种研究把我们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与国际上通行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区域政治学与区域社会学理论以及城市-区域治理理念等相关的现代学术思想进行对接，也许这将是我们需要长期开展并与海外学者合作研究的重要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进和不断完善，我们开创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也面临着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它促使我们很有必要把“行政区经济”从一个理论体系框架提升到一门独特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这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成果，而且对研究现代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各国内部地区之间乃至于国际性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类组织的区域空间权力结构与制度整合，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站在这一高度看问题，我觉得更有必要把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逐渐向海外拓展，以此作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推动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走向新的、更成熟的阶段。
四
我曾经说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如何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行政区划体系，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依靠行政区划的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区划改革新路子；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即依靠科学的理论思维，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指导我国行政区划的实践。”
《周礼》中有：“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分官设职，以为民极。”
意思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先要分辨清楚地理方位，然后划分行政区域，在此基础上，再分设官职，建立行政组织结构，以完成管理百姓的措施。如此简括的几句话，把国家建构的过程与要点勾勒得清清楚楚。由此可知，行政制度的建立，最根本的乃是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的耦合。但是，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机构又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二者之间又是怎样耦合的呢？这就必然涉及政治与行政制度的确立。用现代政治与行政理论来分析，就是先有权力主体，这就是政治与行政组织结构；而权力主体不可能是个空中楼阁，而是必须将其奠基在特定区域地理空间的基础上才更加坚实牢固；当国家一旦建立起来并运转的时候，它又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根据特定的政治与行政制度，从而达到权力主体在特定社会空间良性运行的根本目的。我认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必须更加扩大和延伸学术视野，从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整合的意义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的建构，这也就是本丛书之所以命名为“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的根本所在，也是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当然，随着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权力、空间与制度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权力不再仅仅指单一的行政权力，而是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层面，这是由于现代行政的主体已经由政府扩展到各种企事业单位乃至于群众团体，这必然导致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将面临一场重大变革。而空间也不再只仅仅是地理空间和空间差异问题，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空间的各个层面，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对地理空间与空间差异理论的一般认识。同时，由于权力空间结构在要素排列上的深刻改变，这对权力空间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形成了重大影响，不仅一个国家内，而且在整个世界，新的权力空间秩序正在形成之中。因此，应积极寻求在新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成为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者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模范的制度执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以行政区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根据不同侧面的空间尺度，对多元权力结构的行政权力与运行机制进行探讨分析，从而在特定的区域权力空间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说，时间是主导现代主义世界的话，那么空间化逻辑则主导着后现代社会。从过去到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权力与空间发生作用时，空间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大改变。福柯就明确地提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空间已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后现代空间化问题，在当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已得到深刻反映。全球城市已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
这一观点实际上也得到了来自于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城市政治学是社会学科中的政治学分支领域，其研究的焦点问题就是城市公共决策的权力结构。在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上，有两种城市政治结构模型：
一是城市社区权力的“多元模型”（Pluralist Model），即认为城市内各种社会群体与利益集团共同对城市的公共决策发生影响；二是“精英模型”（Elitism Model），认为城市的主要公共决策是由少数精英分子和大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从主流模型的衍变来看，城市多元化的权力结构模型更成为与空间化逻辑主导形式相适应的一种主要模型。因此，努力发掘权力结构的空间化逻辑主导形式，就成为分析行政组织结构的行政空间与权力空间相互关系的生动起点。
而以我国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为核心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它的最大价值恰好在于它发现了我国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形成的一种区域权力在空间经济的运行模式中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包括权力、空间与制度自身的各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区经济理论不仅是揭开我国当代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而且其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前景也在于对于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怎样通过以世界各国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对现代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世界性贡献。
最后，我要对本丛书的出版情况做一点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20本着作以后，近几年陆续又有一批由我指导的博士生通过了论文答辩，其中，有些学术成果已经问世，有的尚未出版；同时，近几年，还有国内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也主动和我联系；有的则通过各种渠道让我了解到他们也在应用行政区经济理论对不同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因此，我希望能继续通过丛书的方式把这些成果比较系统地推出来，贡献给理论界、学术界和实践部门，让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深化和拓展。于是，经过与东南大学出版社的讨论、策划和历时3年的运作，这套丛书终于面世了。
我们设想本套丛书的结构大体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偏重于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与制度的综合性理论研究，第二部分是权力、空间、制度视角的特定专题性研究，第三部分是权力、空间、制度视角的各类规划性研究，第四部分是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第五部分是我国几个大区域的综合性研究。上述五大部分相互配合形成比较完整的丛书体系，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的融合。
此次丛书出版，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开放性，二是创新性。本套丛书除选择一批我近年指导完成的优秀博士论文外，还特别吸收别的学科和实践领域应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拓展之作，体现开放性；同时，还特别希望和鼓励能在理论上提出新观点的创新之作，即使在理论框架和思想观念上还不是特别成熟，我们也很欢迎，体现创新性。
我衷心希望，能够推出一批质量上乘、观念新颖的学术创新着作，能够有更多有志于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的同行加入进来，能够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早日更加成熟起来！
本套丛书得以顺利组织、写作、出版，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众多作者经过多次讨论形成的共识与全力以赴，二是国家民政部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司、东南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资源和环境科学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非常荣幸的是，我们请到陆大道院士、胡序威研究员、杨汝万教授、王邦佐教授、邓伟志教授和崔功豪教授担任本丛书的学术顾问，他们都是不同学科长期从事城市-区域问题研究的国内外着名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支持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也增添了新的动力。让我十分高兴的是，在丛书组织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资源和环境科学学院人文地理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与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单位，我们及时得到项目的支持，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No.B410）项目重要的成果之一。
还要说明的是，中国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理论是一个新的、具有探索性的研究成果，本丛书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有关行政区划改革的设想只代表作者的看法，衷心欢迎各类学科的理论工作者与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提出批评建议。
刘君德
2009年2月22日于上海市静安区达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