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五月，欧阳修西京推官任期届满。两个月后，再赴京师，由王曙推荐，通过学士院考核，升为馆阁校勘，进入文学待从之列。与欧阳修同作馆阁校勘的，当时还有尹洙和蔡襄等。他们按照朝廷旨意，将三馆、秘阁的藏书重新整理，编着了一套详细目录——《崇文总目》。
当欧阳修置身秘阁，埋头古籍的时候，仁宗正为废皇后、宠美人闹得疲惫不堪。而在西部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原属北宋的党项贵族首领元昊，却悄悄地发动叛乱，袭击宋军。宋、夏战争的序幕，从此揭开。
庆州（今甘肃庆阳）一仗，宋军大败。加以连年水旱，财用乏匮，仁宗不得不把苏州任上的范仲淹调回汴梁，升为天章阁待制。调整人事，应付局面。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欧阳修说他“二岁而孤”，“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资政殿学士户部待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在昏庸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中，他是难得清醒的人物。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都同他有密切关系。
范仲淹第一次被贬官，是作司谏的时候。那时，欧阳修还在洛阳。虽然素不相识，欧阳修却用散文写了一封《上范司谏书》。与其说这是一封热情勉励的私函，不如说是一篇侃直督责的短论。
……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是。
……近执事始被召于陈州，洛之士大夫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及命下，果然。则又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来，翘首企足，伫乎有闻，而卒未也。窃惑之，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将执事有待而为也？
欧阳修强调谏官的职责，要求范仲淹向朝廷进言，兴利除弊，有所建树。他对范仲淹的期望是那样殷切，以至援引唐代韩愈批评阳城一例，抨击了传统的“待机进谏”论：……修独以为不然。当退之作论时，城为谏议大夫已五年。后又二年始庭论陆贽，及沮裴延龄作相，欲裂其麻，才两事尔。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而须七年耶？……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谏而罢，以寒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这种有理有据、辞婉义正的议论文字，正是汉唐古文的继续。范仲淹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等人的重望，他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结果得罪了仁宗，被贬睦州（今浙江建德梅城镇），又移苏州。
范仲淹从苏州调回京师的时候，欧阳修的个人生活正遭到不幸。他的第一个妻子胥氏，婚后才两年就死去了。接着，续弦刚一年的妻子杨氏以及他的妹夫，又都相继病逝。而庆州战败和连年灾荒，更使他忧虑着国家的危局。这时候的欧阳修，已不再是倒冠落佩的洛阳才子。他开始正视生活并关心政治。
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五月，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范仲淹为了革除弊端，向仁宗呈上一张“百官图”，指着许多官吏的升迁，评论哪个是公正的提拔，哪个是属于宰相进用私人。宰相吕夷简大为恼火，在仁宗面前诋毁范仲淹。范仲淹连写四篇论文，批陈时弊；吕夷简却谗陷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交章对析，言辞越发激切。终于又开罪于仁宗，被降职处分，贬往遥远的饶州（今江西波阳）。朝廷还张榜告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有位余靖上书反对这样做，也被贬逐。正直的尹洙索性自讼说，他是范仲淹的“朋党”，敬候降黜，被吕夷简逐出馆阁，贬往郢州（今湖北锺祥）监酒税。
这时，应该和能够出来讲话的，只有谏官了。可是，当时担任司谏的高若讷，非但不替范仲淹辨白，反而仰承宰相鼻息，竭力诋斥范仲淹。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不顾朝廷“戒百官越职言事”，的诏令，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这是关于司谏的第二封信，也是欧阳修前期的重要作品。
……某年十七时，……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识如人也？
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欧阳修心中虽充满愤怒，下笔却从很远的地方说起，而且说得温然敦悫。他认为，谏官沉默，若因为胆小怕事，那是庸人失职；如果属于阴险伪善，便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已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文章至此，才急转直下；英气蓬勃，锐不可当：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一语，即自欧阳修骂高若讷始。斥骂峻厉，又责备得体。欧阳修当然预料到这封信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所以还从容镇定地说：若犹以谓希文不贤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党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这是历代议论散文中难得的一篇讽刺小品。它象一柄尖刀，剥下阿谀奉迎者的画皮，刺破玲珑奸猾辈的假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宋代谏诤制度的虚伪。高若讷读后，羞恨恼怒，果然将信送给仁宗看，说欧阳修攻击天子，以惑众听，要求予以惩办。于是，欧阳修在送别尹洙的当晚，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蔡襄气愤不过，作了《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余、尹、欧四人，斥责高若讷。这首诗被京都人士争相传写；书商还转手贩卖，得获厚利。该诗甚至被契丹使臣购去，连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一起，张贴在幽州（今北京）馆内。
欧阳修第一次使用古文参加了政治斗争，他也为这场斗争的失败付出了代价。守旧派台吏百般催逼，命他即刻离京。他带了老母寡妹，匆匆坐船出东水门而去。仓卒之间，几乎淹死在汴河激流里。而厚颜无耻的高若讷，不但安然无恙，而且官运亨通，很快做到了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