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动植物资源
青海、甘肃的土族聚居区多样的地貌，为野生动物栖息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类较多，其中，兽类主要有白唇鹿、马鹿、石羊、猞猁、獐、旱獭、獾猪、野马、狼、狐狸、水獭、豺狗、野兔、狍鹿、岩羊、黄羊、苏门羚、沙狐、赤狐、麝、棕熊、松鼠、鼹鼠、紫貂等；禽类主要有环颈雉、野鸭、蓝马鸡、雕鹄、雪鸡、石鸡、鸱雀、喜鹊、乌鸦、啄木鸟、野鸡、鹌鹑、布谷鸟、灰沙燕、麻雀、猫头鹰、马鸡、岩鸽、水鸭等；昆虫类主要有蜜蜂、蝴蝶、蜘蛛、蛾、蜻蜓、蚱蜢、虻、蚂蚁、瓢虫、天牛、夜蛾、网虫、班蟊、蚜虫、黑毛虫、草兵、金龟、蝉、吸浆虫、蚧壳虫、透翅蛾等。
青海、甘肃的土族聚居区的植物种类也比较繁多，其中，乔木主要有青海云杉、红松、山杨、红桦、白桦、青杨、小叶杨、北京杨、新疆杨、旱柳、垂柳、红沙柳、白榆、祁连圆柏等；灌木主要有白刺、沙棘、杜鹃、黑刺、白蜡、缠条、浪麻、边麻、柠条、香柴、枸杞、杜鹃、沙柳、红皮柳、黄花柳、山柳、旱柳、皂角等；药用植物主要有柴胡、猪苓、大黄、羌活、赤勺、黄芪、贝母、党参、野艾、薄荷、甘草、车前子、荨麻、当归、狼毒、麻黄、茵陈、丹参、冬花、荆芥、黄柏、土茯苓、桑百皮、骨碎补、槐花、枸杞子、金樱子、牛蒡子、锁阳、黄连等；菌类有冬虫夏草、马勃、蘑菇、地衣、发菜等。
第四节 语言文字
一、土语及其特点
土族使用土语。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内部差别比较大，可分为互助、民和、同仁3个方言区，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县及甘肃天祝等地的土语属于互助方言，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甘肃积石山县等地的土语属于民和方言，青海省同仁县的土语属于同仁方言。由于土族长期同汉、藏等民族杂居相处，交往频繁，因而其语言深受汉语、藏语的影响，吸收了不少汉语、藏语的词汇。许多土族群众根据居住区的民族分布情况和生活需要，兼通汉语和藏语，如：互助土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一带的土族大多懂汉语和藏语；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一般通汉语；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也大多通汉语；同仁县的土族与外界通话多用藏语，本民族内部则土语、藏语、汉语混杂使用；卓尼县的土族通用藏语，但也懂汉语。
土族语言与同语族的蒙古语、东乡语和保安语，有许多共同点，如词的重音落在末一个音节上，保留着一些古音和古词，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语法形式简单而表示的意义多、范围广。同时，土语在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有别于蒙古语、东乡语、保安语等同语族语言的一些特点，如：在语音方面，有较多的复元音和成套的复辅音，大多出现在词首，保留着词末的短元音，而较多地失落了词首音节里的短元音；在词汇方面，由于许多词首音节里的短元音失落，从而使这些词的语音形式、音节数目比同语族其他语言有所减少，藏语借词比较多；在语法方面，具有特殊的复数附加成分，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没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复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没有独立的词干，而在非独立词干上加复数附加成分表示，静词作谓语时一般都借助于判断语气的助词。据语言学者研究，土族语词汇中，与现代蒙古语同源的约占85%，其余的15%中，有宗教方面的藏语借词，也有表示新事物、新概念的汉语借词，还有一部分只有土族人自己懂得的词。
二、土文的创制与推广
新中国成立前，土族没有文字，一直使用汉文和藏文。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性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创制土族文字被逐渐提上议事日程。1952年，开展民族识别的中央工作组来青海时，土族人民第一次向他们表达了创制民族文字的愿望。1956年，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全面调查。土族语言调查队根据土族人民的要求和实际需要，设计了一套斯拉夫字母形式的土族文字方案，提交1958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审查，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未能试行推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土族文字问题再次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1979年7月，互助县委、县革委会向青海省委、省革委会呈报了《关于创制土族文字的报告请示》，省革委会责成省民委向省委报告并委托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负责创制新的“土文方案”。10月，互助县委正式作出了关于创制和推行土族文字的决定，并决定成立“民族语文办公室”，负责创制和推行土族文字。1979年年底，在青海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具体帮助指导下，在20世纪50年代语言调查的基础上，为土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汉语拼音为字母形式，互助方言东沟语音为标准音的《土族文字方案》（草案），结束了土族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
《土族文字方案》（草案）创制完成后，随之展开了试验推行。1980年3月，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文字试行推广领导小组”，县政府下设“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族语文办公室”，负责土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试行推广工作。试行推广期间做了如下工作：举办土文师资培训13期533人；编印了土文《简易读本》《土文试用教材》《土语语法》《土文正字法》《识字课本》等教材5种13800册，《土汉对照词汇》《土汉对照辞典》等工具书3种3600册，《民族民间故事集》《动物故事集》《谚语五百首》等通俗读物8种29500册；从1980年4月起在县广播站试办土语广播节目，每周两次，重播两次，每次播放10分钟；1980年起编印不定期的《民族语文动态》，1983年1月创办了土文综合性季刊《赤列布》，发行73期共12000册，刊登各类文章860篇；1981年起先后译制土语影片25部和电视片1部，其中电影《生财有道》获1985年文化部少数民族译制片优秀奖。
1987年12月，经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报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并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协调，在北京召开了《土族文字方案》（草案）专家鉴定会，与会专家学者对《土族文字方案》（草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字母的设计充分表达了土族语音的特点，并且在读音上做到了同汉语拼音方案读音尽量取得一致，其科学性、实用性很强。从1995年起，互助土族自治县在五十、丹麻、东沟、东山、威远等土族聚居乡镇的5所小学进行了系统的土文实验教学。2005年12月，土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与保护项目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立项。立项两年多来，项目组工作人员深入互助、民和、大通三县土族聚居地区调研，掌握了土族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现状，整理了20多年来搜集的土族语言材料和土文创制出版印刷资料。项目的实施，对于抢救和保护土族语言文化遗产，进一步研究土族语言现象和语言发展趋势，扩大土族语言文字应用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节 历史沿革
一、先民足迹与土族的正式形成
（一）土族先民的足迹
尽管学术界在土族族源上存在以吐谷浑为主和以蒙古为主的争论，但魏晋以后活动于甘青地区的吐谷浑人和元代陆续迁入青海的蒙古人，无疑是土族最主要的族源和先民，他们在甘青地区的历史活动揭开了土族历史的华丽前奏。
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太康四年至十年（283~289年），吐谷浑率部1700户（一说700户）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西晋永嘉末年，又从阴山南下，度陇山，至陇西罕（今甘肃临夏）西北的罕原，征服当地的羌、戎部落，并以此为据点，向周围拓展势力。吐谷浑孙叶延在位时，以吐谷浑为氏，吐谷浑始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标志着吐谷浑政权的初步建立。在碎奚、视连、视罴、树洛干、阿豺、慕在位时，吐谷浑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既与西秦、后凉、南凉等近邻征战不断，又遣使与南朝刘宋政权通好，使吐谷浑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强国，其政治中心也由川（今甘肃南西倾山东北一带）西移至沙州（今青海贵南茫拉河流域一带）。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继续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力求与南朝通好，与北朝相安，保持了持续发展和兴盛的势头，政治中心也由伏罗川向西迁至青海湖西的伏俟城。隋初，吐谷浑可汗世伏上表归属于隋，隋文帝以宗室女光化公主嫁于世伏。世伏弟伏允立为可汗后，依吐谷浑“兄死妻嫂”之俗娶光化公主。隋炀帝继位后，为争夺“丝路”贸易利益，对吐谷浑发动战争，在覆袁川（今青海门源永安河谷一带）等地大败吐谷浑。唐初，吐谷浑在不断遣使入贡、维护双方通贡关系的同时，又屡屡寇掠唐西北沿边各州，梗阻西域通道。贞观八年（634年），唐分兵五路进讨吐谷浑，可汗伏允为左右所杀，唐以慕容顺子燕王诺曷钵为吐谷浑可汗。贞观十年（636年），诺曷钵向唐请婚，唐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许之，双方交往频繁，贡使不绝。在唐朝大举征讨吐谷浑并将其变为属国的同时，兴起于今西藏地区的吐蕃政权在松赞干布统一全境后开始积极向外扩张，而与之毗邻的吐谷浑便成为其征服的目标。唐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国内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叛投吐蕃，吐蕃尽知吐谷浑虚实，于是集兵北进，在黄河岸边击败吐谷浑军队，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率数千帐避居凉州，吐谷浑全境为吐蕃占领，最终亡国。
吐谷浑亡国后，除一部分人随王室内徙于凉州、灵州等地外，大部分降于吐蕃，留居原地。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至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在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有许多降唐，被唐朝安置在甘、瓜、沙、肃等州，并于祁连山南今大通河一带设置门州，隶于凉州都督府，专门安置降附的吐谷浑人。到了北宋，仍有一部分吐谷浑人聚居于祁连山南、今大通河一带。11世纪以后，随着青唐吐蕃政权的兴起，“吐谷浑”一词不再见于文献记载。
当吐谷浑人的足迹消失于历史记载之时，另一支土族先民——蒙古人随后登上了甘青地区历史舞台。公元13世纪初，蒙古汗国在大漠南北崛起后，迅速展开了以对外扩张和掠夺为目的的西征与南下活动。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春，在蒙古军大举进攻西夏的同时，成吉思汗亲率一支蒙古军先后攻取了西夏所属的积石州、西宁州，青海东部纳入蒙古汗国版图之内。窝阔台汗在位时（1229~1241年），其次子阔端以凉州为据点经略广大藏区，蒙古统治势力随之深入到今青海全境。元朝建立后，陆续有不少蒙古宗王出镇青海，他们所属的许多蒙古部众也随之迁至青海地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先后在当地安家落籍，成为新的土着。如：元初，西宁州为章吉驸马的分封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章吉被封为宁濮郡王，出镇西宁州地。章吉死后，其弟脱脱木儿先被封为濮阳王，后又被进封为岐王。脱脱木儿之后相继承袭岐王爵位的琐南管卜、阿剌乞巴和朵儿只班也一直镇守西宁州地方。而在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的第七个儿子奥鲁赤被封为西平王，镇守吐蕃地方。奥鲁赤的后人中，镇西武靖王仍驻镇吐蕃地区。除上述蒙古宗王外，元代时还封勿答里迷失、速来蛮及出伯为西宁王，都曾一度出镇过西宁州地。另据藏文《佑宁寺创建记》记载，蒙古成吉思汗率兵进入青海东部地区后，其部将格日利特及其部属在今互助一带留居下来，和当地的霍尔人通婚。佑宁寺的前身郭隆寺落成时，曾以格日利特为守护神，与汉文记载可互为印证。元朝灭亡后，居住在甘青地区的蒙古人除有一部分退回北方草原外，大部分归附明朝，被汉族及其他民族称为“土达”“达民”“土民”，成为土族的重要族源之一。
（二）土族的正式形成
土族先民虽然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活跃在西北广大地区了，但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在甘青地区正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由于史书记载较少，我们对土族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不得而知，但明代史籍中“土达”“土民”“土人”等称号的出现，及河湟地区土族对“西宁州土人”这一身份认同的接受，无疑是土族在明代形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两个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