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教育的发展
历史上，土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明初，明廷下令凡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随之，土族地区逐渐建立了儒学教育。如西宁卫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置卫学，以讲授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兼授医学、算术。庄浪卫土司鲁鉴于成化三年（1467年）俸资一百两重修本卫儒学。随着儒学教育在土族地区的推广，土族中也涌现了一些及第入仕、显于士林的优秀人才。据记载，明代西宁卫中进士者4人，中举人者3人。其中民和东李土司李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李侄李完于嘉靖七年（1528年）中举人；东李土司李光先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武进士。
清初，清廷命令各省府、州、县置社学，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社师。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西宁创立贡院（考试场所），同时在土族地区广建义学、社学，尔后还创办了书院。这一时期，青海土族地区设立的书院有三川书院（在今大通）、崇山书院（在今大通）、凤山书院（在今乐都）、泰兴书院（在今大通）和五峰书院（在今西宁）等。另外，土族各村堡设有私塾。如在土族聚居的互助地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时有私塾3处，此外，在东沟大庄、华林沟、阿土记、麻吉、贺尔、双树大庄、董家寨、下马圈、五其、甘家堡等地办有十多处农村私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青海土族地区的书院、社学、义学等大都改为学堂，学堂分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三种。由于数量很少，能够入学接受教育的土族子弟很少。
民国时期，随着新的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土族聚居的青海互助、民和、大通等县陆续开办了一些新式学校，许多土族子弟进入这些学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民国初年，在互助县威远堡建立了国民小学1所，即威远镇初级小学校。1918年，该校增设高级班，有汉、土各族学生180名。到1932年，全县已有高小3所，初小56所，学生1889名。1933年以后，全县又先后开办了一批学校。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县已有高小16所，初小79所。
民和在1930年建县时，全县已有4所高级小学、42所初级小学和1所女子学校，有汉、土、回各族学生1050余名。到1948年底，部分乡镇基本上有中心小学1所、堡有初级小学1所，全县共有中心小学、初级小学70多所，学生2190多名。而土族聚居的三川地区，早在清末民初之际有官亭堡初等小学堂1所，农村私塾3处。1934年，班禅驻京办事处副处长朱福南在三川地区创建高级小学1所，初名杏川小学，不久改名为官亭小学校，入校学生达128名。此后，朱福南先后在中川、美田、镇边、虎狼城、赵木川、梧释沟续建6所初级小学，并创立了官亭女子小学，有30多名女生入校。
土族聚居的大通县，其学校教育在当时的青海各县中比较发达。1926年，全县除设有县立第一、第二高级小学和女子小学、模范小学外，另有初级小学40所，分6个学区，遍及全县40个村庄，有汉、土、回、藏各族学生2120名。在土族聚居的古娄、祁家、多洛、逊让诸堡尚保留有私塾7处，学生270余名。至1932年时，全县有高级小学3所，初级小学46所，女校1所。土族聚居的多洛、阳化、逊让诸堡，均已设有初级小学。1949年上半年，全县有中心国民小学18所，学生2162名，国民小学81所，学生4374名。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土族地区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设立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推行了新的教育制度，调整了学校布局，使用了新的教材，并拨款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学校，增添了许多教学设施，使土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此外，土族地区还相继办起了各种形式的识字班、扫盲班，参加学习的干部群众达数万人之多。到1958年，互助县各类学校达到214所（其中中学2所），在校学生28500余名；大通县各类学校达到164所（其中中学4所），在校学生26000余名；同仁地区的土族教育与以前相比也有了较大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幼儿教育从无到有，土族分布的各县、镇及部分乡、村办起了幼儿园、托儿所或学前班，有许多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基本实现了村有完全小学、乡有中学、县有民族中学、职业中学和普中民族班，学校布局合理，师资配套，全日制授课的教学体系。据统计，1990年，甘肃省朱岔、勺哇两个土族乡的儿童入学率达到70%以上。1991年，青海土族地区各类小学达940余所，中学达119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小学教师6653名，中学教师3577名。截至2008年底，互助、大通和民和3个土族自治县的普通中学数分别为39所、30所和43所，小学数分别为209所、233所和281所，普通中学专职教师分别为2174人、1652人和1672人，小学专职教师分别为2018人、1871人和1889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达到100%、99.8%和99.7%。
第二节 民族文学创作
新中国成立前，土族的作家文学积累极为贫乏，虽然土族历史上涌现了一些用藏文进行创作的土族高僧和一些用汉文进行诗词创作的土族文人，如三世章嘉若必多杰、女诗人李宜晴等，但从整体上看，土族作家文学的创作仍然相当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土族文学有了较快发展，虽还没有形成阵容可观的作家群体，却也拥有了好几位创作风格鲜明、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作家、诗人，如鲍义志、祁建青、师延智、阿霞等，产生了大量反映本民族和青藏高原生活的文学作品。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土族作家文学
土族受汉、藏文化影响很深，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些汉文修养较高、爱好古诗词的文人和藏文造诣较高的高僧。如史书记载，民和东李土司李“喜读书，不事华饰”，李侄李完，“杜户读书，无题寒暑，闭影公门，人高其节，工古文词”，但其作品并没有留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前，土族作家中有着作留存于世的只有清初的三世章嘉和近代的李宜晴二人。
三世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年）是清初着名的大活佛，他不仅在佛学方面很有造诣，还精通汉、蒙、满等多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一生着述甚丰，与文学相关的作品有道歌《五台山礼赞》。该诗写于1767年，是若必多杰在五台山闭关静修，撰写《五台山详志》时所写，全诗190多行，主要内容是借这一佛教圣地赞颂先贤、世尊的功业，宣扬佛法。虽然以宣扬佛教思想为主，但语言优美，辞章华丽，格调自然，意境清新，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
李宜晴是东李末代土司李承基的孙女，十余岁时便广览文史典籍，十二三岁开始诗词创作，很早就显示出了诗词创作方面的才气与灵性。李宜晴工诗擅词，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但由于经历坎坷，其诗词散逸颇多，现仅存诗40首、词70阕及残章断篇10余首。这些留存的诗词豪逸旷远、清新婉丽、空灵蕴藉，显示出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
李宜晴情趣高远，热爱自然，写下了很多咏物抒情、寄情山水的绚丽诗词，如《秋兴》《月夜赏花》《秋景》《途中》《秋夜闻砧》《山中》《立秋夜渡河》《临江仙·过花园寺题松》《月上海棠》等。在这些诗词中，李宜晴艺术地再现了一个个富于生命感的自然山水景象，如：“关河经处险，佳气望时分。瀑落空中雨，峰飞天际云。水夜牵别岸，石镜照残曛。驰马疏林外，狂歌处处闻。”（《途中》）“暮霭沉沉迷望眼，依稀石径苍松。碧泉流出野花红。万芳凋落后，独尔尚葱茏。笑我一身还作客，萧萧班马嘶风。举鞭遥数北来鸿。钟声敲古寺，霜路绝人踪。”（《临江仙·过花园寺题松》）将自己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悟融会在对大自然优美风光的描绘中，展现了时而豪兴逸飞，时而淡泊致远的自我形象，抒发了与大自然律动相谐和的生命情韵。
李宜晴热爱家乡，写了很多吟咏西北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的诗，如《金城木塔》《飞石崖》《探芳信·游南禅寺》《九月登白塔山》《皋兰山积雪》《雨阻湟水》等。这些诗词展示了西北地区名胜古迹的风采和雄浑的自然风光，如《金城木塔》云：“不信高无极，凌云万象悬。云程通一线，目力尽三边。喧闹人疑海，苍茫水化烟。安能携谢眺，搔首问苍天。”全诗围绕金城木塔“高无极”的特征，细细走笔，用一连串近乎连续摄取影像的记述方法，写出了登临金城木塔的阅见及感受，引发了自己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的孤寂之感。老鸦峡是青海乐都至民和间的交通要道，自古就以奇险闻名于当地。李宜晴在《飞石崖》中用清新峻洁的语言艺术地再现了这一要道的风采：“崎岖何太险，立马不能前。径仄人声续，崖崩鸟道悬。黄河涨秋雨，紫塞晚凝烟。咫尺家园近，霏微望眼穿。”整首诗意境清奇，气势雄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大地战火纷飞，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此情此景激发了李宜晴昂扬的斗志和澎湃的激情，她写下了许多慷慨悲壮的爱国词章，如《八声甘州》《大有·和半隐山人》《湘月·征夫》等。其中《湘月·征夫》云：“胡沙万里，叹半生，蓬迹几年征策。立马斜阳，回望眼，国耻何时能雪。塞雁掠云，昏鸦集树，鼙鼓声声歇。河山百二，一时都付啼。几处行幕炊烟，苍凉夜色，云暗天仍阔。未扫狼烟，归不得，谁赏中秋明月。摩剑龙吟，枕戈虎啸，壮志犹轰烈。何忧何惧，满腔多少热血。”在这首词中，词人借助一个转战沙场、誓雪国耻的征夫形象抒发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和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的昂扬斗志。新编《民和县志·李宜晴传》称颂其“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族作家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一批土族文学创作队伍成长和壮大起来，并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等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董思源、张英俊等的散文创作别具风格，鲍义志、李占忠、祁进城等在中短篇小说中收获颇丰，辛存文、解生才等以报告文学见长，李友楼、马光星等在民间文艺学、文艺理论研究方面颇有成就，而祁建青、师延智、吕霞、阿朝阳等的诗歌创作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他们的创作丰富、完善了青海文学创作的内容。
董思源从1958年开始文学创作，以小说、散文、诗歌、话剧等形式反映土乡人的生活，他尤其擅长用散文来描绘土族乡村的沧桑变化，展现土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心情，如《黑泉的故事》《金色的长城》《晨曲》《阿兰佛登》《恩达努普吉赫》等。在《黑泉的故事》中，作者通过黑泉水磨管理员王六阿爹的亲身遭遇，对新旧社会进行了鲜明对比，进而告诉人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土族人民的新生！”
辛存文的文学成就集中反映在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方面，曾汇集出版《情泼高原》《摘虹曲》《绿色交响曲》《西宁土楼山访古采今录》《新闻写作学》等专集，其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天路焕彩》《擒龙图》《山魂升华录》《撒拉尔之歌》等。在这些作品中，辛存文激情洋溢地记录了青藏线修建等青海建设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记述了自主创业的北山乡农民陈世雄、粮食状元韩进孝等农民企业家、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通过一个个感人的事件，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青海发生的巨大变化，展示了青海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的精神风貌。20世纪90年代之后，辛存文致力于对青藏高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的发掘与思考，写了一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充满忧患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壮哉，青藏铁路野生动物通道》《可可西里秘录》《世界屋脊黄金秘录》等。
鲍义志于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剧本创作等方面均有建树，有多篇作品在省内外获奖。他的短篇小说《水磨沟里的最后一盘水磨》被改编成电视剧，获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骏马奖二等奖；短篇小说《翠儿》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黑牡丹，白牡丹，红牡丹》、歌剧剧本《三牡丹》分别获青海省庆祝建国40周年、45周年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集《呜咽的牛角号》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第四届庄重文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