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世界在变，人类在变；不许变就要乱。过去一切大乱的罪魁祸首，都是妄想不变的人。路易十六倘不是那么昏庸，让群小包围，在三级会议中倘不是固执什么王朝法统，阶级成见，对人民的提案朝三暮四，反复无信，也许法国大革命的怒潮不致那么猛烈，路易自己也许不致上断头台。这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而且真正促成中华民国诞生的，还不就是清朝政府？真正奠定北伐胜利的还不就是北洋军阀？——为了不许变而采取最彻底的高压手段的，古莫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弃市；然而经不起搏浪一击，十年之后，“不二世而亡”；今莫如纳粹组织；举国皆特务，特务皆科学；可怜它的政权还维持不到短短的十二年！所以事实证明：最不许变的人便是促进变的完成最努力的人。
历史也告诉我们：为政之道千头万绪，归纳起来只有简单的两句老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不愿被时代淘汰的，只有安安分分切切实实做人民的公仆。那时，不用武力，不用权术，不用正统之类的法宝，自会“天下定于一”，形成和平统一之局。反之，倘有什么“亡国之臣”当日暮途穷之时，妄想牺牲民意民命做最后挣扎，或扯着人民的幌子而为一党一派一己图私利的话，其结果必不会是“上帝祝福他”，而是“魔鬼把他带走”。
最后，历史更告诉我们：人民的权利是人民争回来的，不是特权阶级甘心情愿归还的。民主和自由，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和牺牲。同时还须人人做一番洗心革面的功夫，检束自己，策励自己，训练自己：立己达人，才谈得到转变风气，澄清政治，踏上建国的大道。我们要牢记：政治的腐败，不是一个局部的病象，而是社会上每个细胞都不健全的后果。
总之，历史仿佛一个几千百岁的长老，他有的是智慧的劝告和严重的警告。历史也有如一条长流不尽的河——它自身也是无穷尽的时间中一个小片段——一经它的反映，眼前的现实不过是浪花水沫，个人的生命还不如蜉蝣、不如微尘，你要不被现实的波涛吞没，不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只有竭尽你些微的力量，顺着后浪推前浪，跟着它前进。
原载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文汇报·星期评论》
所谓反帝亲苏
批评根据事实，只要尊重事实，尽管见解不同，仍有商讨余地。武断全凭意气，歪曲真相，妄下结论，根本不值一辩。但若因妄下结论而乱戴帽子，还要笑容可掬地包上糖衣，令人除了钦佩批评者的古道热忱之外，同时赞美他的慈悲，那未免心机太重了些。
周建人先生在《时与文》十七期上《与张东荪先生论示人以不广问题》一文中说：“前几天傅雷先生受人驳斥，过几天他如一反其亲帝反苏的态度时，立刻会受人称赞。”言下大有劝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真是盛情可感。旁人也会觉得周先生大公无私，宽容到万分；从而忘记了他先定下莫须有的罪名，再网开一面的反省院作风。假如周先生没有心机，准是天真至于不可思议。
周先生在四月中的《文汇报》上说我跟法西斯蒂距离不远（大意如此，手头无原文，不能征引），虽然有位朋友说他像鲁迅先生所谓的“看到光臂膀，就想到裸体”，我总觉得自己文章写得太坏，使他看不明白，所以没有吱声。不料他认为我俯首无词，便再来一个“亲帝反苏”之罪，讽我悔改：诬蔑与宽恕，恩威并用，美其名曰“无所谓示人以不广”，这不是天真是什么？
周先生这一次宣布我的罪状是：“那篇对美苏关系的态度的文章，直白地说（sic），含有‘亲帝反苏’的色彩，对于苏联用心指摘，并指斥别人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对于美国则事事曲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行为认为只由于一些‘误解’，还责备别人的‘口诛笔伐’的不当。”（见《时与文》十七期）
我的原文（幸而有单行本可以复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都足以否定周先生这段断语，势不能全部抄来做反证。我只举原文中的几点——
“一个国家……为了生存，纵使与主义背驰的政策也得执行。我们承认它这种权利。但若它求生的战术妨害了另一个国家的生存，这个国家当然也有反抗的权利……”
这样的自卫权利是否就是反对某一国？若果如此，日本在七七事变以前老责备我们抗日与不友好，也是应该的了。或者说：世界各国对苏联的外交公文上倘用到抗议二字，就是反苏的国家了。人与人的关系尚且不能自始至终地亲善或自始至终地敌对，哪怕在家庭之间朋友之间，何况国与国的关系？
“……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交相指摘。（还是对美国事事曲谅吗？）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
这便是“对苏联用心指摘”吗？实质上与《中俄条约》并无二致的《中苏条约》，红军搬走东三省的工厂，全是我深文周纳，或向壁虚造，或轻信流言吗？（本年四月周先生还说搬走工厂之事也许仅是传闻！——大意如此。）从而我的抗议也变成了“反苏”，变成了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证据？左派论客认为红军在东三省作战两星期，牺牲红军若干万，理应获得赔偿；仿佛东三省的“人民大众”在日本铁蹄下做十四年奴隶，倒是活该！还有人说：搬掉这些工厂，可以减少中国反动派的火药供应与经济力量，所以还是帮了中国人民的忙。这真叫作左派恐怖心理：把反动派的力量估计得那么高，似乎有了工厂，恶势力真能善于运用似的。所以左派人士觉得中国人民花了十年十五年也挣不回来的家私，去换这么一个消极的安慰：还是大大的便宜。东三省的失地又不是我们中国人民收复的，我们有什么资格接收敌产？何况乌托邦已经摆在眼前，为什么不把我们做牛马换来的财产投资在天国里，待日后支用？凡有自由良心，没有政治偏见，希望民族挣扎图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国的自由独立是一个大讽刺。所以我说：“委曲求全未始不可，有时甚至必需，但……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委屈。”美国给我们受的委屈，我们固然要痛哭流涕（我从来没说过不），俄国给我们受的委曲未必就应该额手称庆，合唱颂歌？有人对俄国的委屈哼了几声，也未必就是亲帝反苏，反“和平民主”吧？
“我不说我们为此就不该抗议美国对我们的不公平行为（又是曲谅美国吗？）但至少要使美国人懂得，这种抗议纯粹是为了国家生命攸关的利益（这和我对苏联的态度有什么分别），而不是党争的手段（那时谁把你当真），更不是附和另一个国家的表现（避免增加国际猜忌）。”
这些话哪句是我“亲帝”的表现？我说过对美国应该低首下心、逆来顺受没有？
“……但一年半以来，除了口诛笔伐以外，我们有没有点破美国人的迷梦，有没有帮助他们了解我们的实情，对我们阴谋家在国外的歪曲宣传，有没有提出反证来加以纠正？”
周先生说我“责备别人的口诛笔伐的不当”，即绝没注意我的理由，更不问“迷梦”“实情”“歪曲宣传”“反证”这许多字眼指的是什么。假如两国交恶，单靠神经战就能吓倒敌人，那么只要几句口号几张标语（中国本是符咒政治的发祥地），就能代替战争代替外交代替政治，世界不变成了君子世界，从此太平吗？（我明明指摘人家反对美国的方法，周先生偏说我根本不许人家反对美国对我们的不公平行为！）
周先生两篇文章都提到美军的暴行。谁为他们辩护呢？不过这些只是枝节与表象，不是病源。丧权辱国的事，不论来自美国或苏联的，岂横死几个平民可比？雅尔塔秘密协定加之于我们的耻辱与损害，似乎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原文本意是劝大家对美苏之间的争端，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因分不清双方的（美苏的）真主意与假姿态而做左右袒，以免增加美苏的误会。至于我们对美对苏个别的态度，仅是我为“太动感情”所举的旁证。现在左派论客和我争的，无非是这些旁证（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驳倒），仿佛那就是我的原文的主题。“我相信我的读者对美国是有抗疫性的（抗疫性三字做何解，卫道的武士们可曾想过），而对苏联的软心肠却未必全部合理。所以我特别针对这一点说话。至于揭发美国人的错误，斯诺的原文十分之九都是，用不到再强调了。”这段话，周先生始终没有看见，其他“驳斥”我的人也没有看见。假如我是“亲帝反苏”，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人，为什么我要介绍一个被目为亲苏的斯诺的文章，在右派杂志的编辑会议中引起激烈争辩的文章？这么简单的逻辑，左派批评家是不屑一顾的。
还有人说，斯诺的观点不一定准确。可是认识苏联准确的人又在哪里？解释苏联政治的最高权威只有一个。我要问：为社会主义争取同情者与朋友，究竟是这位独一无二的权威或他的代言人的话，能够发生影响呢，还是一个像斯诺这样的人？评斯诺的人都忘了最主要的一点：斯诺的文章不是代共产党起草宣传大纲，也不是替苏俄政府写官方的外交史；他的读者对象是没有任何主义，而对苏联的认识模糊不清的普通美国人。大家也忘了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看。我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反躬自省”。
可是我不怪周先生一再赐我头衔，比他更天真的人有的是。举一个小故事：在拙译单行本上，第一幅插图旁边有“莫洛托夫的粗暴，维辛斯基的冷言冷语，葛罗米柯的缺少幽默，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情的真际，只要懂得他们真正的意思”。几句话，有位青年看了把书一丢，大叫：“这反动的话！为什么对杜鲁门、贝尔纳斯没有一句贬词？”他根本不愿费心查一查这几句话是谁说的，也不知那几个不好听的形容词是美国右派刊物上的口头禅，斯诺特意点醒读者，不要以貌论人，不要以不了解外交家的态度而就用恶意去推断一个国家。
武断往往并非由于恶意，而由于天真。唯其天真，才会有宗教热情，才会盲目，才会褊狭。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怎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自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处与可怕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亦未必真入地狱。当此大局日趋恶化，国共两党作殊死战之际，个人被戴帽子，不论为赤为白，都是意料中事。敢于道破真相，call a spade a spade 的人，一向是国民公敌。像周建人先生般认为“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我原文中语）的，大有人在，我不能一一申辩。尤其他们从不站在普通逻辑与常识上讲话，只知道运用一连串术语和咒语把人骂倒，使没有工夫把两者文字核对一下的旁观者觉得被骂者真如洪水猛兽，罪大恶极：对这般堂吉诃德先生，我只有顶礼颂赞的分儿，没法叫他们相信磨坊并不存在。换句话，近乎“人、手、足、刀、尺”一类的辩论，或里弄墙上“某某某是××”等的论战，以后恕不再行奉陪。
话又得说回来，内战绝不会永久打下去，现状迟早要改变。比破坏更重要更艰苦的事业还在后面，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绝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作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
七月二十二日。
我们已失去了凭藉——悼张弦
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慌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重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重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的坎坷与不幸，使自己的不幸得到同情，而是因为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于是我们心灵的深处时刻崇奉着我们最钦仰的偶像，当我们周遭的污浊使我们窒息欲死的时候，我们尽量地冥想搜索我们的偶像的生涯和遭际，用他们殉道史中的血痕，作为我们艺程中的鞭策。有时为了使我们感戴忆想的观念明锐起见，不惜用许多形式上的动作来纪念他们，揄扬他们。
但是那些可敬而又不幸的人毕竟是死了！一切的纪念和揄扬对于死者都属虚无缥缈，人们在享受那些遗惠的时候，才想到应当给予那些可怜的人一些酬报，可是已经太晚了。
数载的邻居侥幸使我对于死者的性格和生活得到片面的了解。他的生活与常人并没有分别，不过比常人更纯朴而淡泊，那是拥有孤洁不移的道德力与坚而不骄的自信力的人，始能具备的恬静与淡泊，在那副沉静的面目上很难使人拾到明锐的启示，无论喜、怒、哀、乐、爱、恶七情，都曾经持取矜持性的不可测的沉默，既没有狂号和叹息，更找不到愤怒和乞怜，一切情绪都好似已与真理交感融化，移入心的内层。光明奋勉的私生活，对于艺术忠诚不变的心志，使他充分具有一个艺人所应有的可敬的严正坦率。既不傲气凌人，也不拘泥于琐屑的细节。他不求人知，更不嫉人之知；对自己的作品虚心不苟，评判他人的作品时，眼光又高远而毫无偏倚；几年来用他强锐的感受力、正确的眼光和谆谆不倦的态度指引了无数的迷途的后进者。他不但是一个寻常的好教授，并且是一个以身作则的良师。
关于他的作品，我仅能依我个人的观感抒示一二，不敢妄肆评议。我觉得他的作品唯一的特征正和他的性格完全相同，“深沉，含蓄，而无丝毫牵强猥俗”。他能以简单轻快的方法表现细腻深厚的情绪，超越的感受力与表现力使他的作品含有极强的永久性。在技术方面他已将东西美学的特征体味融合，兼施并治；在他的画面上，我们同时看到东方的含蓄纯厚的线条美，和西方的准确的写实美，而其情愫并不因顾求技术上的完整有所遗漏，在那些完美的结构中所蕴藏着的，正是他特有的深沉潜蛰的沉默。那沉默在画幅上常像荒漠中仅有的一朵鲜花，有似钢琴诗人萧邦的忧郁孤洁的情调（风景画），有时又在明快的章法中暗示着无涯的凄凉（人体画），像莫扎特把淡漠的哀感隐藏在畅朗的快适外形中一般。节制、精练的手腕使他从不肯有丝毫夸张的表现。但在目前奔腾喧扰的艺坛中，他将以最大的沉默驱散那些纷黯的云翳，建造起两片地域与两个时代间光明的桥梁，可惜他在那桥梁尚未完工的时候却已撒手！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永无补偿的损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