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1885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从进入日本军界起，即开始从事侵华活动，而且一贯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在他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以及云南、汉口、沈阳等地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公使馆武官期间，就已获得了“中国通”的称号。他的前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就是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阴谋炸死了家喻户晓的军阀张作霖的策划者。板垣同河本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不久，就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合谋策划参与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紧接着，他同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大佐联手炮制了“满洲国”傀儡政府。也就是说，板垣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创造了两个“惊世之举”，后来，他的官阶不断上升，先是关东军副参谋长，然后是参谋长，日军大举侵华的前夜，他被调任“陆军本部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第五师团的师团长。第五师团是在明治21年编成的精锐部队，是日军建军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曾入侵中国山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建立了“殊功”。
七七事变后，第五师团作为日本国内第一批动员侵华的师团，率先进入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本打算将强大的第五师团投入平汉铁路正面，作为战略进攻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南口战役展开后，由于第十一旅团进攻受挫，第五师团才奉命加入平绥线方面的战斗。这正合板垣的心愿。他早就对山西有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战争展开以后，进攻华北的日军应该集中主力，首先向山西挺进，其次以西进绥远、南下河北作为进攻山西的两翼。同时，华北方面军应前出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在这有1亿人口的范围内，建立日军控制下的政权组织，以便获得支援战争的物质资源。为此，他向6年前同他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密友、现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力陈他的观点。
根据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方案，第五师团进入察南蔚县后，准备两面作战，一面寻找机会占领山西，一面担任平汉路方面的右翼掩护部队，随时准备投入保定会战。虽然板垣的心愿是占领山西，但是当时只有服从命令，参加保定会战。
当阎锡山坐镇雁门关，正谋划“大同会战”之际，日军参谋本部尚无向山西作战的计划。这可急坏了板垣征四郎。他的以“制服山西即可制服华北，制服华北即可制服全中国”的一套策论，未能得到日本当局的赏识。这使板垣感到茫然。于是板垣自前线匆匆赶到刚刚攻陷的天津，专程晋见他的上司——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尽管心绪焦急，但还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服饰穿得整整齐齐，尽量显示谦恭温厚和“气度恢宏的大政略家”的派头。寺内是个悠然自得型的将帅。在板垣面前，他不仅因为年长6岁，是当然的长者；他出生于东京，自比岩手县的乡巴佬板垣见多识广；无论在士官、陆大，以至于对中国的“通”方面，都不比板垣逊色。特别是作为已故首相寺内正毅的长子的优越地位，依傍已经死去的“军神大越”的岳父的声威而打算在军政舞台上出人头地的板垣，简直没法进行攀比。尽管板垣由于创建伪满洲国的功绩使他的官运亨通，目前已混到了一个中将师团长的地位，但同1年前就已是广田内阁陆相的寺内大将来比，充其量也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寺内穿着便服出现在板垣面前。看着板垣立正不动的姿势，开口便说：“今后和我谈话，不要用立正不动的姿势。”
板垣拘谨地走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大厅，呆板地挺着躯体，落坐在沙发的边沿。他不吸烟，却有个坐下来喜欢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此刻，他又照例搓着手，用心思索着如何向上司提出问题。想了想，随手把一份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摊放在茶几上。情报内容极其简单：“日本人中最可怕的是板垣，中国人都叫他是‘老虎’……”
寺内看了看情报，又看看板垣，突然朗声大笑起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第五师团无用武之地，你这只‘东洋之虎’还未派上正经用场，特来司令部请缨上阵？”板垣梗着脖子回答道“我不明白，目前正是大日本帝国青云得势之时，怎么会在刚刚攻陷平津后就突然出现一个《中国事变不扩大方针》？作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为什么在部署华北作战计划时，偏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山西列到计划之外？”
比较起来，寺内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属于保守渐进型的一派。他向疯狂锐进型的板垣报以神秘的一笑，而后说：“这你还不清楚吗？不能鲸吞，要蚕食！”
板垣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作茧自缚。板垣所说的“作茧自缚”，针对的是这样一个背景：自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陆军总长一度想在华北将作战地区尽量限制在平津地区。7月29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大纲规定：“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随着战场形势变化，日本陆军又进一步扩大了作战范围。8月5日，参谋本部在其《形势判断》中决定：“帝国务须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为此要“断然进行华北会战，将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击退至石家庄、沧州一线以南，并对中国军队主力给予致命打击”。
由于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作战方向规定为沿平汉、津浦两线的河北省，尚无去山西作战的计划，这便使一直认定“制服山西即可制服华北，制服华北即可制服全中国”的板垣越发着急起来。
寺内倒显得平静：“据我的理解，卢沟桥事件对大日本帝国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大本营之所以作出一个‘中国事变不扩大方针’，尽力把战线限定在平津周围平原地区，并要求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完全是从大日本帝国本身的利益出发。因为我们正致力于建设‘满洲’，加强对苏备战，贯彻执行重要产业的扩充计划，无暇他顾。在用兵上也无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准备。”
板垣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不过我倒认为，司令官讲的这些，结果都会是适得其反。不可想象，现在山西、绥远方面的军队正沿着平绥线向东开进；南京方面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也沿着平汉线向北平开进。面对敌人锐进的情况，大日本帝国能把战线仅仅限定在平津周围的平原地区吗？再说，南京的蒋介石，山西的阎锡山，陕北的毛泽东，这些多年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都发表宣言要对准大日本帝国方面。这样一来，战线就不是想不扩大就能不扩大，想尽快结束事变就可以尽快结束，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它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