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回走过电线杆，还是停下来看，因为小孩的天真烂漫和眼前好天气的百无禁忌，他纵使这般坏也还是由他了，至少我是诚心诚意在看这群小孩的，也和他们一起玩耍着，见他们用坦白而稍带一些昂贵的眼光看糖贩时，我就瞪视那糖贩，很想替他们出口气儿，或代他们付钱。可是小孩多得不可思议，我只有热情而鼓励地看着他们，试着用眼睛告诉他们说那人是无趣的，你们尽玩你们的吧，天是这么大呀！
再来说一个卖地瓜的哑巴。
我和妹妹正赶着中午的火车北上，临走前太过蘑菇了，只剩得半小时光景，又要先转一趟公交车，我急得救火似的，专抄捷径走，妹妹倒是慢条斯理地跟在后头，反正有我打前锋拦车，正待横过人家后院到对街去，妹妹突然叫住我：“你看，卖番薯的！”火急下她还有闲情哩！我不太理会，她又示意我问问看，也好买了车上吃，我于是走近车劈头就问：“一斤多少？”他并不接腔，我却开始烦躁了，没有闲工夫再蘑菇了。跟着妹妹也上来问，他还是不答，却从罐子里抽出一支牌子，上面写“一斤十四元”，我们才发觉原来是哑巴哩。我却也不同情，向他伸了食指和中指，他就挑了两个给我，还用破报纸包着，然后交叉着两只食指表示十元，我量了量掌中的重量，向妹妹努努嘴：“他没秤，怎么知道是十块钱？”妹妹说：“没关系啦！”我不听，赶快放下来还他，对他摇摇手，他愕了愕，我已经跑过对街去了，妹妹却过不来，车子一辆接一辆不让她穿行，我在这头张牙舞爪地穷喊：“快呀！火车都快开了！”
站牌下公交车老是不来，倒是哑巴“咿呀咿呀”推着车子过街来，我这才良心发现，妹妹又在一旁说我太计较了，不体恤人家是哑巴，还认真和他论斤论两的，要是她早就买下来了。我一下子也分不出哑巴和常人有什么不一样，还和妹妹分辩说，他为何不上秤台，所以我不买他。可是越来越觉得心虚，当真是自己的不对了，也越是无地自容，好像他的不会讲话是因为我的缘故，后来忍不住了。“那我们再去买他一次。”妹妹看看我，似鼓励又挖苦地笑了笑，那哑巴正要岔入小巷里，我们急急追过去，拿起纸牌指了指，他晓得我们的意思，立刻挑了五个，又从顶头上取出老式秤杆来，将地瓜放进一个铝碗里，刚好一斤，三人都开心地笑了，我掏出五十大钞给他找，他从饭盒里找出六个铜板和三张十块钱给我，我红了一脸，转身就跑，公交车也恰恰开了来，幸好解了我一番窘态。
火车上妹妹吃了三个，吃得想瞌睡，我只吃一个，还一直想那个哑巴，妹妹却说：“我怎么越吃越困，里边会不会放有哑巴药？”我说：“该哑巴的是我，你还猛吃哩！”
有一天，太阳暖暖地照着草地上的小孩，圆嘟嘟的一个影一个影在跳圈圈，我也蹲下来和他们晒太阳。一个小女孩抱着一包鱿鱼丝在吃，其他小孩盯着她看，我说：“你分不分给他们吃呀？”她答：“这是妈妈给我的，我给哥哥吃一丝了。”她哥哥就得意地跑向一台破锈的摩托车旁边，说：“这是我爸爸骑的，昨天晚上他酒醉了，给车子撞了，死了。”那女孩口齿不清，也争着说：“死去呀，死去呀，他给车子碰了。”我很紧张，看他们又那么高兴，门前也不见有丧事状，再问一句：“你爸爸现在在医院吗？”小女孩抽出一丝鱿鱼咬着：“他今天早上活起来，现在去做工，昨天晚上死去了。”她哥哥也和着说：“对了，他又去做工了。”我听了半天，不知怎么一回事，他爸爸死了怎么又去做工，大概不是真的死吧，小孩却一直说他死了，“死”字经他们一说反而不可怕了，“童言无忌”果真是化凶煞为吉祥了，但在这种年关里轻触“死”字还是觉得痒痒的，不如说“活”字的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