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把你弄得丑丑的，我妈说。她吹了一声口哨。她的嘴离我太近，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脖子上了。我能够闻到里面的啤酒味。在镜子里，我望着她手里那块木炭在我脸上移动。这日子可真难熬，她低声说。
那是我人生的最初记忆。她举着一面破裂的旧镜子靠近我的脸。那时我肯定只有五岁左右。镜子上的裂缝让我的脸看起来好像破成了两片。身为女孩子，在墨西哥，模样丑陋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叫蕾蒂戴·加西亚·马蒂内斯，我有棕色的皮肤，棕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卷发，跟我认识的所有人看起来都差不多。小时候，我妈把我打扮成男孩，还给我起了个男孩的名字。
我跟大家说我生的是个男孩，她说。
如果我是女孩，我就会被人抢走。只要毒品贩子听说周围哪有漂亮女孩，他们就会开着黑色的凯迪拉克凯雷德，风驰电掣地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把那女孩带走。
在电视上，我看到女孩子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头发梳成小辫，扎上粉色蝴蝶结，或者化妆，但这种事从不会在我家出现。
也许我该把你的牙敲掉，我妈说。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会把自己雪白的牙齿抹得黄不拉叽或黑不溜秋的，看起来就像烂掉了一样。
再没有比一个脏兮兮的嘴巴更让人恶心的了，我妈说。
在地上挖洞的主意，是葆拉的妈妈想出来的。她家就在我们对面，她们有一所独立的小房子和一片木瓜林。
我妈说，格雷罗州[1]已经变成个兔子窝，到处都有给少女们藏身的地洞。
一旦有人听到SUV车靠近的声音，或者远远地看见一个或两三个小黑点，所有的女孩都会朝那些地洞跑去。
这就是格雷罗州的生活。这片炎热的土地上生长着橡胶树，还有各种类型的蛇、鬣蜥和蝎子，那些蝎子要么是浅黄色的，要么是半透明的，很难被人发觉，这会要人的命。我们确信，格雷罗的蜘蛛比别处都要多，蚂蚁也是。那些红蚂蚁会让我们的胳膊肿胀起来，肿得跟大腿一般粗。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为自己是全世界最愤怒、最刻薄的人而自豪，我妈说。
我出生后，我妈对邻居和市场上的人说她生了个男孩。
感谢上帝，生的是个男孩！她说。
是的，感谢上帝和圣母马利亚，人人都这么回答，但彼此心照不宣。在我们的山里，只会出生男孩，不过其中一些到十一岁时会变成女孩。然后这部分男孩又不得不变成丑女，有时还不得不藏在“兔子洞”中。
我们就像野兔一样，每当有饥饿的流浪狗来到地里，野兔就会赶紧躲起来，那狗馋得都没法合上自己的嘴巴了，它已经尝到兔毛的味儿。一旦有只野兔猛蹬一下后腿飞跃而去，这个危险信号就会在周围传开，惊动四周的其他兔子。但在我们这一带，却不可能发出类似的警报，因为大家的住所都很分散，彼此相距太远。不过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留神观察，学着倾听那些从老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我妈会低着头，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倾听汽车引擎的声音，或者汽车靠近时惊起的鸟儿或小动物的动静。
她们没一个回来。那些被抢走的女孩从没有一个回家，甚至连封信也不写，我妈说，连封信也没有。她们全都这样，只有葆拉除外。她在被带走一年后回来了。
从她妈妈口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葆拉是怎样被抢走的。直到有一天，葆拉步行回到家里。她的耳朵上有七个耳钉，顺着她左耳弯曲的边缘，那些蓝色、黄色和绿色的耳钉排成一条线，她的一只手腕上文着扭曲如蛇的几个字：食人狂的宝贝。
葆拉就那样从公路上走下来，顺着那条土路朝她家的房子走去。她走得很慢，低着头，就仿佛她是跟着一连串直接通向她家的石子儿走了回来。
不对，我妈说，她不是跟着石子儿走，这丫头是嗅着她妈妈的气味回的家。
葆拉走进自己的房间，躺在她的床上，床铺上还摆着几只毛绒玩具。葆拉对自己的遭遇只字不提。我们只知道葆拉的妈妈用一只奶瓶给她喂吃的，她妈妈真的把她当作婴儿一样抱在怀里，在她嘴里塞个奶瓶。那时葆拉已经十五岁，我当时十四岁。她妈妈还给她买嘉宝婴儿食品，用一只白色的塑料小勺子直接喂到她嘴里，那是在公路对面加油站的OXXO[2]便利店买咖啡时附送的勺子。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葆拉的文身没有？我妈说。
看到了。咋啦？
你明白那些词的意思，对吧？她属于某个人。愿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之子，天主之子以及天上的所有天使保佑我们所有人。
不，我可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妈也不想细说，不过我后来还是弄清楚了。我不明白，一个人好好地待在山里的小木屋里，怎么就会被一个剃光了脑袋、手里握着机枪、背包里装着灰色手榴弹的毒贩给抢走了，最后还像一袋子绞细的牛肉一样被拿去卖掉？
我时刻注意着葆拉。我想跟她说话。现在她从不离开她家的房子，但我们过去一直是好朋友，跟玛丽亚和埃斯特法尼都是好朋友。我想让她欢笑，一起回忆我们从前的日子：每到周日，我们就穿着男孩的衣服去教堂，我的名字叫博伊，她的名字叫保罗。我想让她回忆起从前我们一起看肥皂剧杂志的时光，因为她喜欢看电视明星们穿的漂亮衣服。而且，我也想知道她的遭遇。
有个事实倒是人所共知：她一直是格雷罗州这一带最美的女孩。人们都说，葆拉甚至比阿卡普尔科[3]的女孩更漂亮。这可是大大的夸赞，因为一切迷人或特别的东西都必定来自阿卡普尔科。于是这句话就传开了。
葆拉的妈妈给她穿一些里面填满破布的衣服，让她看起来很胖。可是，人人都知道，在距离阿卡普尔科港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个女孩跟她妈妈和三只鸡住在一所小房子里，她长得比詹妮弗·洛佩兹还要漂亮。她早晚会被抢走。即使葆拉的妈妈想出把女孩藏在地洞里的点子——我们全都这么做——她也无法保住自己的女儿。
在葆拉被抢走的前一年，已经出现不祥之兆。
那天一大早，葆拉的妈妈孔查正在给她的三只鸡喂放坏的玉米饼，忽然听到公路上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当时葆拉仍在床上熟睡。她的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成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她晚上睡觉时，辫子就盘在她脖子上。
葆拉穿着一件白色棉质旧T恤，它长得垂到她的膝盖以下，前面印着“神奇面包”几个深蓝色的大字。她还穿着一条粉红色的短衬裤，我妈一直说，穿这种衬裤简直比赤身裸体还要糟。
当那些毒贩闯进她家时，葆拉睡得正香。
孔查说，当她看到那辆棕褐色的宝马车顺着狭窄的土路开过来时，她正在喂鸡，那三只一无是处的鸡一辈子都没下过一颗蛋。在那一刻，她以为那辆车是一头公牛或者从阿卡普尔科动物园里逃跑出来的什么动物，因为她没料到会有一辆棕色的车子朝她家驶来。
当她想到毒贩到来的情景时，她总是想象他们开着黑色的SUV，车窗被涂上了颜色，这本来是违法的，但所有人都把车窗弄成那样，以免警察窥看车里。那些黑色的凯迪拉克凯雷德有四扇车门和黑色的车窗，里面满是毒贩和机枪，它们就像特洛伊木马，至少我妈过去常常这么说。
我妈怎么会知道特洛伊？这个墨西哥女人独自和她唯一的女儿住在格雷罗州的乡村，从这里坐汽车到阿卡普尔科不到一小时，骑骡子需要四个小时，她怎么会知道特洛伊呢？答案很简单。当我爸从美国回来时，他给她买过的唯一礼物是一只小小的圆盘状卫星电视天线。我妈迷上了历史纪录片和奥普拉的脱口秀。我家有一个献给奥普拉的圣坛，就在她供奉瓜达卢佩圣母的圣坛旁边。我妈从不叫她奥普拉，她一直没搞清楚这个名字该怎么念。她管奥普拉叫“Opera”[4]，她总是Opera这Opera那地说。
除了纪录片和奥普拉，我们看过不下一百遍《音乐之声》。我妈总是留意看电影频道什么时候安排播放这部电影。
每次孔查跟我们讲述葆拉的遭遇，她的说法都不一样。因此我们从来都搞不清楚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个在葆拉被抢之前来到她家的毒品贩子只是想看看她。他想证实一下那些传言是不是真的。它们确实是真的。
当葆拉被抢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在我们居住的山里是没有男人的。这就像住在一个没有树木的地方。
这就像人只有一只胳膊，我妈说。不不不，她自己纠正自己道，待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地方，就像睡觉时没有梦。
我们那儿的男人都过河去美国了。他们把脚浸入河水中，在齐腰深的水里跋涉，可是，当他们到达对岸时，他们就死了。在那条河里，他们抛下自己的妻儿，走进伟大的美国巨坟。她说得对。他们会给家里寄钱，还会回来一两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在我们的土地上只有一群群女人，她们努力工作，设法养活自己。周围仅有的男人都在SUV里，还会骑着摩托车突然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肩上扛着一把AK-47步枪，牛仔裤的后裤兜里装着一包可卡因，衬衣的前兜里放着一包红标万宝路。他们戴着雷朋墨镜，我们决不能盯着他们的眼睛，决不会看到墨镜后面那对黑色的眸子，那里通往他们的心灵。
我们曾经从新闻里听说三十五个农夫被绑架的事情，他们当时正在地里掰玉米，一些人开着三辆大卡车过来，把他们全部绑走了。绑匪们用枪对着那些农夫，让他们爬上卡车。那些农夫站在车厢里，就像牛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在两三个星期后回到家里。绑匪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胆敢说出自己的遭遇，就会被杀掉。人人都知道，他们是被绑去摘大麻的。
如果你守口如瓶，有些事情就跟从未发生过一样。当然，肯定会有人写一首歌讲述那个故事。所有不该被知道或不该被讲述的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首歌。
某个白痴会写歌讲述那些被绑架的农夫的故事，害得自己被人杀掉，我妈说。
周末的时候，我妈和我会去阿卡普尔科，她在那里为一户家在墨西哥城的有钱人打扫卫生。那家人每个月会到这所位于阿卡普尔科的度假别墅住上两个周末。过去好多年，那家人都开车来这里，但后来他们买了一架直升机，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别墅院子里修建停机坪。他们首先得用土将游泳池填平并铺上柏油，然后在几英尺外的地方挖出新泳池。他们还把网球场也挪开了，好让直升机停在尽可能远离住所的地方。
我爸过去也在阿卡普尔科上班。在离家前往美国之前，他在一家酒店当侍者。为了看望我们，他曾经回过几次墨西哥，然后就一去不返了。当他最后一次回来时，我妈就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了。
这是最后一次，她说。
你说什么，妈妈？
好好看看他的脸，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因为你以后再也看不到你爸爸了。切记，切记。
她喜欢用这个词。
我问她怎么知道他不打算回来的。她说，你就等着瞧吧，蕾蒂戴，等着瞧，你会看到我是对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自己琢磨出来，她回答说。
这是一次考验。我妈喜欢考验我，弄清楚我爸不回来的原因就是一次考验。
我开始观察他。我观察他在我家那所小房子和花园周围做事的方式。我跟着他，就仿佛他是个陌生人，如果我不盯紧他，他就会偷我的东西。
某天晚上，我知道我妈猜对了。那晚非常热，仿佛月亮也在让这里升温。当我爸在外面抽烟时，我走过去跟他待在一起。
我的天，这里肯定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之一，他一边从嘴里和鼻子里喷出烟草的烟雾，一边说道。
他用一只胳膊搂着我，他的皮肤比我的还热。我们简直会把对方烤焦。
然后他说出那句话。
对我来说，你和你妈妈都太好了，我配不上你们。
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次考验。
狗娘养的。有好多年，我妈总是说这句话。她再没提过他的名字。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就是“狗娘养的”了。
就像我们山里的很多人一样，我妈相信魔咒。
但愿一阵风刮灭他心里的蜡烛，但愿他肚脐眼里长出一只巨大的白蚁，或者他耳朵里长出一只蚂蚁，她说，但愿他的阴茎被虫子吃掉。
接着，我爸就不再每个月从美国给我们寄钱了。我猜他的钱也配不上我们。
当然，从美国通往墨西哥的流言传播通道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如果你不知道真相，你也会知道流言，流言总是很多，多过真相。
我宁愿相信流言也不相信真相，我妈说。
流言从纽约的一家墨西哥餐厅传到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屠宰场，传到俄亥俄州的温迪餐厅，传到佛罗里达州的一片橙子园，传到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酒店，然后越过界河，重新恢复活力，传到蒂华纳的一个酒吧，传到莫雷利亚郊外的一块大麻地，传到阿卡普尔科一条玻璃底的游船，传到奇尔潘辛戈[5]的流动餐馆，然后顺着我家门外的土路，传到我们那棵橙树的树荫下。流言说我爸“在那边”有另一个家庭。
“在这边”是我家的遭遇，也是这里每个人的遭遇。
在这边，我们孤零零地生活在自己的棚屋里，周围全是我妈多年来偷窃的东西。我们有好几打钢笔和铅笔、盐瓶和眼镜，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塑料垃圾袋，里面装满她从餐厅偷来的小袋装白糖。我妈上公厕后肯定会在袋子里藏一卷厕纸离开。她并不把这称为盗窃，但我爸会这么说。在他还跟我们一起生活时，他们经常因此打架，他说自己跟一个窃贼生活在一起。我妈认为她只是借东西，但据我所知，她从不把东西还回去。她的朋友们都知道她们必须把所有东西藏起来。不管我们去哪里，当我们回到自己家时，她都会从衣袋里、双乳之间，甚至头发里掏出点什么东西来。她有一种将东西塞进头发里的诀窍。我见过她从自己稠密卷曲的长发里掏出小咖啡勺和一轴轴的线。有一次她从埃斯特法尼家偷了一条士力架巧克力棒，把它藏到自己的马尾辫下。她甚至从自己的亲生女儿这里偷东西。我放弃了认为自己可以拥有任何物品的想法。
我爸离开时，我妈——她从来都心直口快——说，那个狗娘养的！我们失去自己的男人，却从他们那里，从他们的美国婊子那里染上艾滋病，我们的女儿被人抢走，儿子离家而去，但我热爱这个国家胜过爱我自己的呼吸。
然后她缓缓地说出墨西哥这个词，接着重复一遍，墨西哥。就仿佛她是从一个盘子里将这个词舔到自己嘴里。
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妈曾教我做祈祷。我们一直都在做祈祷。我为云朵和睡衣祈祷。我为电灯泡和蜜蜂祈祷。
千万别为爱与健康而祈祷，我妈说，或者为钱，如果上帝听到你真正想要什么，他就不会给你，切记。
当我爸离开后，我妈说，跪下来，为小勺子而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