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杨海晨小学的微信群炸开了锅。
在杨海晨的小学同学里，像他这样读了大学然后在江城这个省会城市里就业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读了初中以后去打工的。
而这些外地务工返乡者最担忧的问题是年后经济收入断流、地域歧视，担心节后可能无法返工。
如果节后他们一家不能回江城、回帝都工作，经济来源相当于被切断。
杨海晨的同桌刘明告诉他，自己上班的工厂规定初七上班，但到时路会不会解封还是未知数。
杨海晨的另一个同学高佳也有担忧，他在省外创业，本来他要去河南老丈人家过年，怕鄂字头的车回去引起麻烦，便自觉取消了行程。
在网上，高佳看到有人拿着横幅劝返的照片，写着类似“湖北人不要回来，自动隔离，强行回来不忠不孝”的字眼——这也让他替在湖北省外工作的同乡们感到担心。
镇上有不少江城返乡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承担着比城里人更大的经济压力。
占据相当数量的、没有固定薪水的打工者，年后无法返工，就要面临生计问题——新一年的家庭开支、孩子的学费等等。
刘明很担心地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心情是比较平静的，也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再时间长的话，他们不能出去工作，心态会怎么样？”
杨海晨沉默了。
他知道这关乎乡亲们眼下的生活，与长远的生计?，占据相当数量的、没有固定薪水的打工者，年后无法返工，就要面临生计问题。
高佳告诉杨海晨，除了节后外出的问题，他还担心乡亲们隔离意识不够。
农村的防yi形势，多被形容为“迟到”、“灯下黑”。
路虽封，与外界交流的信息渠道未断，这其中有流言亦有真相，在真假之中、在焦虑与希望之间，他们最想知道的莫过于：这场yi情，还会持续多久？
有人紧张有人麻将。也有人一直在等，等村委会登记检查，等村里宣传yi情，等着取消大年初一挨家挨户拜年的习俗”
“村干部在群里发了，今年不串门，不拜年。”高佳的口气里，明显松了口气。
村干部开始挨家排查村里从江城返乡的人，他听说，村里已经有从江城回来的人感染了。也有村民戴口罩出门，但少。大部分村里人还是觉得戴口罩是件格格不入的事情。
刘明也赞同，“身处小城镇的我，看到的是，赶集、购物的人，都没戴口罩，挤满了小菜市场，叫卖声、喇叭声、讨价还价的声音，声声入耳。村子里，返乡人员和留村人士，相互切磋着牌技，不通风的麻将馆里挤满老老少少，桌桌都有人。”
杨海晨突然觉得，幸亏自己没有赶上那班回家乡的火车，不然回去也是给亲朋好友带去感染隐患。
刘明继续说，“在麻将馆之外，还有一部分在家辛勤准备年夜饭和春节食材的家庭主妇们。”
杨海晨很担心，他想起老家每年除夕前，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卤肉。卤肉需要调配汤料，邻居们为了省事，往往是好多家用一锅卤料，这家用完给那家，相互传递。
“我们这儿的人喜欢吃各种卤野味，像卤野兔、卤野鸡。我在家看到了两户邻居在家卤野兔，用完的卤料被其他邻居拿走接着用。往年这样都习惯了，可是今年……”
整个村子里，没有人提yi情，没人关注返乡人员是否在江城务工或者经过江城，也没有人说不能吃野味，全村上上下下沉浸在要过春节的喜悦中。
但据高佳观察，周围的邻居，尤其是返乡人士，感冒咳嗽、鼻音很重的人不在少数，真正有防护意识的人，基本没有。
跟她家隔几户的邻居，一家10口人，加上小孩子，至少有五人感冒，而感冒的源头是他们从江城回来的亲戚。感冒之后，他们没有自行隔离，也没有戴口罩，和往常一样带孩子、串门。
高佳的妈妈和弟弟都觉得她危言耸听。直到23日，江城封城的消息出来，街上才有人戴口罩。
当天上午，高佳到镇上药店去买口罩和预防性药品。集市上约70%的人戴了一层薄口罩。有人没有口罩，用围巾或者衣领捂着鼻子，还有一些跟着父母的小孩用手捂着鼻子。
高佳去的第一家药店口罩售罄，第二家药店售货员告诉她们，镇上只有她们看到的那种薄口罩，一盒50个，100块钱一盒，可以单卖。
可高佳认为这种口罩防御性太差。“最关键的是，很多老乡并不是整盒买，而是只买几个。也就是说，他们和我爸妈一样，觉得这种口罩可以反复地使用。”
高佳买完口罩再次回到村里，村里人看到他戴着口罩、手里提着消毒液和预防药品，纷纷笑称，“没什么大事，不用表现得这么严重，都是谣言。”
高佳的发小也在其列。发小也是从帝都返乡的务工人员，之前开着车去过江城，高佳隔着马路，极力地劝说他要消毒、要预防，他笑着说，“没事没事，不严重，真要是病了，国家说出钱治。”然后，发小下午照常去打麻将了。
杨海晨听完高佳的话叹了口气。刘明安慰杨海晨，也还是有个别相对好的方面的。比如，与大城市相反，在生活物资储备方面，县镇乡村的人都不用担心。
刘明一家人开始统计物资，二十多平米的菜园，16条鲫鱼，一头野山羊，十几只鸡，还有家家户户都会种的香菜、包菜……
而且身在小县城的人们也几乎不依赖公共交通，大多数人家有摩托车或自行车，擅长自给自足，自有一套生存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