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侯孝贤和蔡国强站在一起，恐怕很多人会误认为他俩是“孪生”兄弟，同样的寸头，同样有着饱经沧桑的脸庞，仿佛罗中立笔下那经历风雨侵蚀的老农。所不同的是，侯孝贤素来不修边幅，落拓不羁；蔡国强则一律名牌装束，只是不易看出而已，属于“低调奢华”。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蔡国强更像“农民”。后来，他策划《农民达·芬奇》，便也不足为怪。
最早知道蔡国强名字是因为二〇〇一年“APEC”会议焰火晚会。蔡是焰火总设计，我担任现场解说。当晚，外滩沿江数十幢高楼宛如钢琴琴键，五彩斑斓的焰火随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旋律，在“琴键”上不断跳跃，此起彼伏。音乐接近尾声时，两千零一个巨大红灯笼缓缓飘荡于黄浦江上空，蔚为壮观。因身临其境，虽有台本作为依据，但面对美轮美奂的焰火图景，仍无法抑制内心涌动的激情与感怀，大脑就像小宇宙爆发一般，诸多话语好像未经思考便喷薄而出。那是我职业生涯难得的一次体验，同时，也头一回领略蔡氏焰火艺术的魅力。
二〇一〇年世博会期间的《农民达·芬奇》展览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蔡国强。展览会主体并非蔡氏本人作品，而是他历年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农民设计的潜艇、飞碟、飞机和机器人等。其创意灵感源自一位名叫李玉明的湖北农民。他创造的潜水艇完全是鱼的模样，船体后部有可上下左右转动的尾巴，造型别致，船身还画有拙朴的眼睛和嘴巴，并标出潜水深度的数字。乍一看，俨然是一件当代艺术作品。这令思维敏锐的蔡国强眼前一亮。于是，他毅然踏上收集农民发明物的旅程。几年下来，李玉明的潜水艇、杜文达的飞碟、曹正书的飞机、吴玉禄的机器人，陆续收入蔡的囊中。农民发明家追求梦想的勇气以及卓越的想象力，感动着这位久居海外的艺术家，因为他始终坚信“艺术是人类想象力的实验室，而且是最安全的实验室。唯其如此，才是真实的，有力量的，方能引起理解与共鸣。”当他着手准备以农民及其创造物为主题做展览时，突然想起达·芬奇设计的飞机其实也从未飞上过天，便异想天开地将“农民”和“达·芬奇”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结合起来。《农民达·芬奇》由此应运而生。展览会开幕前夕，蔡亲自陪我参观他的那些宝贝。进入展厅一楼，最触目惊心的是山东农民谭成年的飞机残骸。生性浪漫的谭成年曾邀请太太乘坐他设计的飞机翱翔蓝天，以此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心上人。但没过多久，却在另一次飞行中坠机而亡。蔡千方百计收集到发动机残骸、方向仪、调控器及部分电线，将其如同陨石一般悬吊于空中，旁边则有两块大理石，分别是谭的故事与肖像。这个装置既是农民冒险家的纪念碑，也提醒人们，开拓美好生活的梦想绝非充满理想色彩的乌托邦，有时需要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登至二楼，吴玉禄的机器人神气活现地闲庭信步，并不时与参观者互动。李玉明的潜艇和另外几架飞机被置于一个芳草萋萋、鸟语花香的空间，富有童话般的诗意。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擅长做潜艇的陶相礼竟然现场制作“航空母舰”，舰艇内放映史诗纪录片《我们的世纪》。行进途中，蔡常常用带有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喃喃自语：《农民达·芬奇》既凸显中国农民的探究精神以及他们的艰辛、不屈不挠的抗争，也可看出他本人作为艺术家的好奇心和开拓性，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故乡泉州长年保持乡镇风貌。我家住在城墙和环城河内，城外就是农村。小时候常在城墙上与城外农村孩子打架、扔石头，也在河里与他们游泳、钓鱼。我到成年仍视自己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所以，我收集农民创作物实际上是收藏他们的梦想，从中我能看到自己。我是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不，我就是一个农民。”
两年后的初春时节，蔡国强邀我专程赴杭州，现场观摩“炸”西湖。那日，西湖人头攒动，湖波荡漾，风拂杨柳，加上天气略有阴沉，天空不时飘洒几滴细雨，环顾四周，更觉层峦叠嶂，云烟朦胧，意蕴无穷。西湖中央矗立起一巨大平台，只见蔡身着橘黄色毛衣，看似悠闲地漫步于一块巨大的白色丝绸上，就像中医抓草药那样，将十数种不同火药撒于各个局部。下午四点钟光景，随着一阵类似鞭炮声响在耳边响起，平台冒起一股白烟，些许淡淡焰火味呛入鼻中。转瞬间，一幅意境悠远、岁月斑驳的“西湖梦痕图”赫然出现于眼前。登上平台，随蔡绕着画幅慢慢前行，我问他，之所以用火药创作，是否与个人禀性及成长环境有关？蔡并不否认：“泉州封山娶亲都会用到大量鞭炮，邻居孕妇生孩子也放鞭炮，若鞭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就是生男孩；响声稍微弱一点，便是生女孩。火药就好比message。从个性上讲，我做事向来胆小、谨慎、理性，做作品放不开。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媒介。于是，便想到童年时代常玩的火药，因为它有偶然的不可预测性。”不过，蔡最初在自家院落进行火药实验时，并未想到火药燃烧的归属究竟如何。结果，他奶奶一看到火苗，连忙用脚垫将火扑灭。至此，他才恍然大悟，点火与灭火貌似悖论，却是矛盾的不同侧面。火药除燃放外，压与收是必不可少的程序。火药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控制与反控制。被控制下的硝烟所形成的烟熏肌理，激发了蔡的灵感，撩拨起他的少年情怀，开始以一颗纯真的童心，借助火药与世界沟通。也因为如此，他常常以“男孩蔡”自诩，“我们在大千世界慢慢成熟，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慢慢现实起来，但艺术使我留住童年对世界的憧憬，维系起当艺术家的梦想和热情，及小小的野心。”
蔡充满童真的好奇心和开拓性引领他进入自由创作空间，随心所欲抒发情感，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如《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将中药分成水、木、金、火、土五种处方，用自动贩售机销售；《草船借箭》中，插满利箭的破船，让人既享受累累硕果的丰收，又哀戚饱受暴力的伤痛；《龙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运用黄河渡口上的羊皮筏与丰田汽车发动机相结合，隐喻东西方文化冲突。有时，他干脆和孩子们共同创作，如《空中的人、鹰与眼睛：为埃及锡瓦作的风筝计划》就是和当地六百名小学生一起用彩色颜料画了三百个大风筝，然后在撒哈拉沙漠里的绿洲中，将风筝送上蓝天，任其摇曳飘荡……总之，“男孩蔡”视创作为一场儿童的嬉戏、玩耍，无所谓成功或失败，只会在戏耍中寻找到新的亮点。
纽约蔡的寓所，我发现其小女儿房门两边贴满多张素描作品。原来“男孩蔡”与女儿约定每年为对方画一幅肖像，父女以这种艺术方式相互沟通。那日，小女儿忽然在家用手机将“男孩蔡”召唤至她屋里，和父亲进行了一场郑重其事的对话。女儿说，班里有个同学成绩不佳，却有绘画天赋，询问父亲是否可以提供帮助，如同小学生般端坐于一张方凳之上的“男孩蔡”丝毫不敢随意敷衍，满口答应女儿请求，但提议同样是画家的妈妈和姐姐可否一同参与，因为自己或许因工作无法保证授课时间。得到女儿首肯，“男孩蔡”如释重负。后来，他解释说，世界上没有比纯真童心更值得尊敬的了。这恐怕也是他创作的原点和动力。
关于蔡国强的艺术创作，陈丹青如此评述：“他尚未学会以知识分子腔调谈论自己和他的作品，显然他也不想学会……每当他试图像西方人那样创作时，他的作品并不十分有趣。一旦他像‘农民’，或简直像男孩般‘异想天开’时，他的创作令我惊喜。”
陈丹青不愧为陈丹青，一语中的。举凡真正大艺术家如马蒂斯、齐白石者皆毕生童心不泯，此所谓赤子之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