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主要是：……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议，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4月2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5人，只占全体中监委20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3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3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3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4月2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
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蒋介石的这个复函来看，似乎蒋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
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后，于4月9日离开上海前往南京，躲在幕后指挥。临行前，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交给白崇禧、杨虎、陈群具体执行。
就在蒋介石离沪的当天，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陈果夫、蔡元培、古应芬8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声称：“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爱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蒋介石通过各监察委员发出的这个反共通电中，人们可以听到霍霍的磨刀声了。
正当上海地区反共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时候，杭州、重庆先后于3月29日、3月31日连续发生反共事变。4月3日，福建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反革命政变。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发生的一连串的反共事变，是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预演。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服的各省一律“清党”的密令，上海形势骤变。当天下午，驻防上海的第二十六军与“工界联合会”人员布防街市。深夜，帝国主义侵略军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1000多人，解送驻龙华的蒋军司令部。
4月12日凌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配合下，隐藏在租界里的“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地痞和青红帮分子，臂缠“工”字袖标，打着工人旗号，全副武装冲出租界，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发生冲突。这时，遵照白崇禧发出的“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的命令而一直尾随在流氓地痞后面的周凤岐第二十六军士兵，便以制止工人“内讧”为借口，用欺骗威胁或武力手段，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纠察队驻地的物品被抢劫一空。拥有2700多人、1700支枪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在遭受袭击后几个小时内就被缴了械，上海总工会驻地闸北湖州会馆也被占领。当天，白崇禧部还搜捕共产党“首要300余人，攻破大小机关80余所，仅一日功夫，而‘清党’之工作告成”。
事件发生后，白崇禧为欺骗舆论，在当天发表通电称：“本早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同时，白崇禧还发布严禁罢工的布告，声称如发生罢工，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反动派气势汹汹，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和白崇禧的高压政策，激起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4月12日早晨，各厂工人得悉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纷纷停工出厂，集会抗议。当天，上海总工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在闸北、浦东、沪西、南市等地区分别召开了有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保护上海总工会，惩办流氓，肃清反革命。12日中午，工人夺回了总工会会所。上海总工会继续办公，并发布命令，定于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纱厂、丝厂、航海、电车、商店和其他行业工人20多万人参加罢工。上午10时，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与会群众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新军阀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杀害工人，谋害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罪行。大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收回工人武装，惩办祸首，抚恤死难工人家属，保护上海总工会，向帝国主义者提出严重抗议。下午1时，群众冒雨举行示威游行，到宝山路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时，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反动军队突然袭击。早已接到屠杀密令的反动军队分头冲出来，向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开枪扫射，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当场打死100多人，打伤无数，“宝山路一带百余丈马路，立时变成血海”。接着，反动军队又闯入附近居民区搜查，抓到身着青布短衣的工人，就拉到马路边枪杀。同日，在南市游行的工人群众也遭到反动军队的枪杀，死伤数十人。
从4月12日起，蒋介石集团公开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在上海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到4月15日为止，上海工人、共产党员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另有5000多人下落不明，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这时英勇牺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中国国民党右派“清党”运动的开端，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3个月后，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随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