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皇冠宣布《同》即将出版，立即有传它是未写完的，例如《新京报》的一篇报道说：“据悉，《同学少年都不贱》是一部仅有两万字未完成的小说。”到2009年，张小虹竟然还在《联合报》撰文说：“皇冠出版社已于2004年出版了其生前因觉‘毛病很大’而决定搁开的两万字未完成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为什么有人会说它“未完成”呢？
原来在2004年1月19日，苏伟贞在《联合报》上撰文指出，1978年8月20日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张爱玲只说它“毛病很大”，但有些人便想当然地认为这即是“未完成”，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张爱玲自言写得“实在太坏”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我们都非要说它“未完成”不可了。
《同》出版时，有关它的权威参考资料就只有夏志清在《联合文学》第十四卷第九期（1998年7月号）上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其中收有苏伟贞引用的那封信，也是唯一提到《同》的信件，于是所有研究者都只能靠它解谜。何谓“外界的阻力”？小说“一寄出”又是寄给谁？
苏伟贞首先凭这封信推敲，指“外界阻力”是担心《同》的篇幅尚不够出一本书，怕一发表便被收入别人所编的选集，又说在1977年末张爱玲为了《赤地之恋》的出版，跟胡兰成再间接产生纠葛，心境受到影响。陈子善在《关于〈同学少年都不贱〉》中说：“‘外界的阻力’无非是广义的泛指，而不是明确的特指，即外界对张爱玲期待甚高，当然也可能包括《色，戒》1978年1月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议。而‘寄出’又寄往何处？显然是寄给宋淇以听取他的意见，也许宋淇对这部中篇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小说‘毛病很大’？但这只是我的大胆推测，还有待相关文献的发掘证实。”
“相关文献”其实就是张爱玲写给我父亲的信。小说有什么毛病呢？她1978年5月26日的信上就有答案：“《同学少年都不贱》我改了几处，但是发现这篇东西最大的毛病是赵珏像是对恩娟早已没有友谊了，而仍旧依赖她，太不使人同情。所以还是先搁着再说，不零零碎碎寄改写的几页来。”就是这样简单。她当时已改写了“几页”，但没寄出，此后也不再提起，那改写的部分也就下落不明了。
那么外界阻力是什么呢？似乎没有人猜中，那是指1977、1978年间如火如荼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我父亲在1978年7月19日写信给张爱玲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一篇请不要发表。现在台湾心中向往大陆的知识分子很多，虽不敢明目张胆公开表态，但……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各种方法打击。你……自然成为对象，好在你有其他出色的作品，为你撑腰的有夏志清等学院派和很多作家，其中最出力的是朱西宁。最近有人把余光中二十年的诗作中，挑选出有色情色彩的句子［其实是out of context（断章取义）］串连起来，写出一篇《这样一位诗人》，侮辱余为pornographic（色情）作家。你这篇其实很innocent（天真无邪），可是如果给人以同样手法一写，对你极不利。同时，它又并不比前两篇好多少。发表之后，使你的撑腰人都很为难。”
“前两篇”是指《浮花浪蕊》和《相见欢》，我父亲觉得不能迎合市场的口味。所谓“向往大陆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提倡乡土文学的人，如陈映真、陈鼓应等。1977年余光中发表《狼来了》一文，把乡土文学定性为“工农兵文学”。侮辱余光中为色情作家的人是哲学学者陈鼓应，他当时曾出版《这样的诗人余光中》一书。换言之，父亲是害怕《同》会被陈鼓应、陈映真这类乡土文学派抹黑，甚至依样画葫芦把张爱玲标签成“同性恋色情作家”。
当时我们港台留美学生都有关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我自己很不喜欢余光中的《狼来了》，所以我更同情的反而是陈映真他们。但无论如何，我父亲当年就是为这原因而劝止张爱玲发表《同》的。这是事实，不论我是否认同。
张爱玲在1978年8月8日回信：“《同学少年都不贱》本来已经搁开，没预备发表。台湾现在的左派势力我很能想象。时尚与趋炎附势的影响力实在大。”
大家知道张爱玲喜欢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只有取材于真实人生，作品才够鲜活，但这不代表她不会艺术加工。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在《同》中，赵珏当时正在洗碗：“午后一时左右在无线电上听到总统中弹，两三点钟才又报道总统已死。她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乃迪（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真实的张爱玲当时又在做什么呢？
她1964年1月来信：“上两个月暗杀Kennedy那天，我正午刚醒，在床上听无线电，忽然插入一个报告，总统汽车队游行，有记者听见两声枪响，不知道是否向总统射击的。从这时候起，几分钟一个报告，一直发展到第二天下午一时，的确惊心动魄，和报上读到大不相同，有catharsis（洗涤心神）的感觉。”
我父亲劝止了《同》的出版后，在1978年10月又写信给张爱玲说：“我也同意暂时hold（不发表）《同学少年都不贱》，又你St.Mary‘s（圣玛利亚女校）有个同学叫谢恩美，她的二妹就叫恩娟，不知你知道否？”张爱玲到1979年6月才回答了一句：“我忘了谢恩美的二妹叫恩娟。”他们关于《同》的讨论就以这样的一句结束。
但我发现最精彩的秘密其实都藏在那些不是讨论《同》的信件中，而我父亲显然没有发觉，也许他根本没有细读《同》。张爱玲本不打算讲以下的故事，但她怕我父亲误会，才逼不得已说出来。
我父亲跟乔志高是好朋友。乔原名高克毅，翻译过费兹杰罗（Fitzgerald，即费兹杰拉德）的《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亦译为《了不起的盖茨比》），高的译本2013年刚在大陆出版。60年代，高在华盛顿美国之音任职中文广播主编，张爱玲曾是他下属。1973年，他与我父亲为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译丛》（Renditions）。
我父亲曾多次向张爱玲约稿，打算在《译丛》上刊登《海上花》的英译版，都被她一拖再拖，最后她不得不在1979年12月8日的信里说出实情：“Stephen一再说过《海上花》登在Renditions上的事，我因为有点苦衷，以前乔志高对我那么阴毒，而且不是没人知道，我后来见到老同学张秀爱--费太太，她丈夫不知道是不是还是A.I.D.Director（”美国国际开发署主任“）--也听见她说他到处替我反宣传。我虽然自己不中用，做不到恩怨分明，再去替他编的杂志写稿，也觉得太铲头了，所以总想拖到有一天编辑换人之后。”
这里我有两件事要讲。一是张秀爱，她是谁呢？据万燕《算命者的预言》一文，张爱玲的中学同学顾淑琪回忆，张爱玲“和低一级的张秀爱玩得很好，什么都对她说，张爱玲只有同她在一起才会讲话会笑”。现在照信上说，张秀爱后来到了美国，嫁得不错，似乎很有恩娟的影子。我又联想到，“恩”“爱”恰巧是一对，而“娟”“秀”都有“美丽”的意思，那么恩娟是否取材于秀爱呢？这是我的猜测。
第二件事关于乔志高。1964年至1966年，张爱玲得麦卡锡的帮助，得以在华府美国之音改编广播剧，因此跟乔志高共事。乔的太太梅卿跟张爱玲是同学，她很喜欢梅卿，曾在信上说：“她跟高大概是外形与内心都是opposites attract（异类相吸）。”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张爱玲在1980年2月9日来信中说：“机关里互相排挤本来是天经地义，不过他（乔志高）对我稍微有点paranoid（多疑）。第一次去，有个美国人叫我听中文话剧录音带，高在隔壁窃听，站在自己书桌前理东西，站了半个多钟头，在板壁上截玻璃上露出半身。播音他们就用自己人，想必酬劳论页数，所以念得奇快，像嘴里含着个烫洋芋。短波播送，国语不大好的听众怎么听得懂？问我的意见，我当然说好，’不过稍微太快了点‘。再追问也还是这句话。出来又有高的下属追上来攀谈，防我再到哪去告状。此后只要知道我在这大楼里，总派人钉，看得出是假fan（粉丝）……他（McCarthy）调走后隔了些时，高大概从《流言》上看到我重视阴历年--其实也早已不过了--年三十晚上打电话来告诉我歇生意。此后他到处说我，所有我来美后的传言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在《同》中，司徒华是华府的中文传译员，也是赵珏的上司，赵珏曾想“华府中国人的圈子小，司徒华一定会到处去讲她多么落魄”。现在我们再看看小说这一段：“那天我们那科长也去了，后来叫我去见他。司徒华在隔壁，一直站在玻璃槅子旁边理书桌上的东西。也许谈了有二十分钟，他一直就没坐下。我当然说话留神，可是后来没多少时候，科长调走了，还是好久没派我差使。阴历年三十晚上司徒华打电话来，说他们有个韩国人翻译韩国话了，触我的霉头。”
我父亲读了信上的事，只回答说从不知道她和乔志高的事，但他跟乔“认识了二十多年，彼此互相尊重，从来没有一句重话”。张爱玲是否想得太多呢？我无从判断。但看她的书信，我至少知道她如何把现实改编为小说。正如《色，戒》的王佳芝是由多人合成，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司徒华就是乔志高，张爱玲只是化用了她的某些生活经验而已-那些经验当然也不等同于客观事实。
很多人说私人书信不该发表，好吧，《同》出版九年了，书信没有公开，但何方高人能猜到小说的“毛病”呢？又有谁正确指出是什么“外界阻力”呢？难道生活中已有太多假话，大家都不情愿听见真相？
大陆篇
前章已经讲过张爱玲在上海的出版史，一直讲到她1952年离开大陆。现在我想谈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在大陆的出版情况。我们可将其分为几个阶段，当中也反映了版权问题的演变过程。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张爱玲的名字在大陆沉寂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她的作品才正式回归。1984年，《读书》和《收获》两本杂志同时发表了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收获》更是重刊了《倾城之恋》。1985年，上海书店将旧版《传奇》影印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翌年又把它重排发行，这是大陆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当时张爱玲并没有授权出版。
当初，大陆认识张爱玲的人还很少，比如作家阿城在多年后便这样回忆：“记得是84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90年代初，张爱玲找她姑丈李开弟担任大陆的版权代理人，所得版税都留给她姑姑、姑丈。张爱玲料想大陆的版税不会太多，几千字几毛钱，加起来其实也只有一千几百块。她当时还有“文革”的阴影，不敢给两位老人家太多钱，怕会惹祸，觉得版税这数目便刚好了。
1992年，李开弟分别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张爱玲的书，一套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便是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据当时安徽文艺的总编辑回忆，最初只是把张爱玲当作一个冷门作者来做，起印只有三千册，后来就火起来了，不断加印，盗版商也拼命盗版。安徽文艺大概卖了一二十万册，盗版的可能是他们的几倍。这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张爱玲的姑姑去世后，李开弟也年事已高，不久便向张爱玲请辞，不再代理大陆的版权了。
当年一位编辑刘晓云曾帮过李开弟不少忙，比如陪同他咨询法律专家等。张爱玲为表谢意，1995年便写了一封答谢信给刘晓云，还随信送上一个小钱包，但信和钱包未及寄出她自己便去世了--后来遗物送到我家，一直也没有人发觉，直到2009年才非常巧合地被我“出土”，再经马家辉与陈子善穿针引线，终于寄到刘晓云手中。这也算是张爱玲大陆出版史上一段小小的传奇。
张爱玲1995年逝世后，她的遗产由我父母继承。1996年，我父母跟台湾皇冠出版社签了一份委任授权书，正式委任皇冠为张爱玲作品的全球独家总代理，这自然也涵盖了中国大陆。皇冠是台湾公司，不能在大陆直接发行张爱玲的书，便需要找一家大陆出版社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