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蒋廷黻所持的政治观点同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成为蒋介石愿意拉拢蒋廷黻入阁的思想基础。蒋廷黻在三十年代最有名的政治主张便是“统一论”和“新□□论”。首先，蒋廷黻认为统一是中国富强的第一步骤。不统一，一切都谈不到。不统一，一切资源都将浪费于内战。其次，中国的统一，和其它国家一样，可以通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合作而达成。任何国家和人民均不能单靠武力而完成国家统一。当然，如果没有武力做后盾，任何国家也不能建立一个为世界各国所尊重的政府。因此：
首先中国需要一个中央政府，不问它是否开明。……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他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他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
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蒋廷黻便隆重推出了“新式□□论”，认为中国需要一名强力而果断的政治领袖来把握全局，实行新式的□□制度。当然，在蒋氏心目中，这名政治领袖并非中国古代至尊无上的“秦皇汉武”或“唐宗宋祖”，而是希望中国出现类似土耳其凯末尔式的做事雷厉风行的权威人物。不过，即使如此观点，在当时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胡适读了蒋廷黻的文章，写信给傅斯年说：“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并立即撰文与之商榷，打了一场时间不短的笔仗。
此外，在对日问题上，蒋廷黻的观点也有别于绝大多数的主战派，认为对日开战只会影响中国的统一大局：
我们的国家尚在统一建设之中。倘若这建设的中国是仇视日本的，必于建设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击。为新中国计，在过渡的时期不能不万分努力以图避免中日的决裂。就是不为国家打算，单为军政界的领袖打算，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日本人决不让他统一中国。至于说在近几年欧美或有国家愿以实力帮助一个仇日的领袖或党派完全统一，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我现在要提出的责任问题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祸之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别有证据拿出来，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
这些论调在当时多数人看来，是难于理解的，不过恰恰符合了蒋介石的口味，客观上为其“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求和”的主张作了理论阐述。这或许是当初的蒋廷黻也始料未及的。
蒋廷黻得以从政的外在因素是因为他和国民政府早有不少人脉关系。比如，当时行政副院长的孔祥熙，与蒋廷黻在美国是校友，对蒋的才干多有了解，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举荐蒋廷黻。并且由于蒋介石是兼任行政院长一职，所以日常事务大部分交由孔祥熙处理，这也就便于孔在物色政府官员时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操作。同时，早于蒋廷黻进入政府的好友翁文灏、丁文江等人，也深知蒋廷黻有经世报国之志，在蒋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事上也出了不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