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我和表兄玩游戏。我假装医生，他们假装病人。我用火柴来检查布勒瓦的耳朵，结果不小心刺穿了他的耳膜。天崩地裂。我外婆从厨房跑过来。“kwenzeka ntoni?”——发生什么了？我表兄的耳朵在流血。我们都在大哭。外婆处理了一下布勒瓦的耳朵，把血止住了。但我们还在哭。很显然，我们心里清楚自己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要被惩罚了。外婆处理完布勒瓦的耳朵后，抽出一根皮带，狠狠揍了布勒瓦一顿。然后她又揍了穆隆格斯一顿。但是却没碰我一下。
那晚我妈下班回来，发现我表兄的耳朵上缠着绷带，而外婆则伏在厨房桌子上哭。
“怎么了？”我妈问道。
“啊，努拜伊赛罗，”外婆回道，“特雷弗太淘气了。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淘气的小孩。”
“那你揍他呀。”
“我不能揍他。”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打白人小孩，”她说，“黑人小孩，我知道怎么打。你打了，他们还是黑的。但是特雷弗的话，你打他，他就青一块紫一块黄一块红一块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我害怕会把他打坏了。我可不想失手杀死一个白人。我好害怕。我不能碰他。”她确实从来没碰过我一下。
我外婆对待我，好像我是个白人一样。我外公也是，不过他更极端。他叫我“主人”。坐车的时候，他会坚持让我坐后面，好像他是我的司机。“主人要坐在后座。”我从来不反驳他，我能怎么说？“姥爷，我觉得你对肤色的看法有问题。”我不会这么说。我只有五岁，我坐车后座。
在黑人家庭里当“白人”，可以获得很多特权，我想假装没有都不行。那段日子特别开心。家里对我的态度和美国司法系统的逻辑差不多：比起黑人小孩，我受到的待遇明显更宽容。犯了同样的错，我的表兄可能会挨揍，但我最多被警告一下，就没事了。可是，我比表兄们淘气太多了，简直没法比。如果什么东西打碎了，或者有人偷了外婆的饼干，那一定都是我。我就是麻烦精。
我妈是我唯一畏惧的力量。她相信不打不成器。但总有其他人在一边帮腔：“不，他不一样。”然后她就会放过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完全了解白人在这种充满特权的系统里可以过得多么舒适。我知道我的表兄会因为我干的错事而挨揍。但我并不想改变外婆的想法，因为那就意味着我也会挨揍了。为什么要那样？会让我感觉好受些？挨揍并不好受。我得做出选择。一边是我在家里进行种族平权运动，一边是我可以随便拿外婆的饼干吃。我选择吃饼干。
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享受的特权和肤色有关。我以为那只是因为我是特雷弗。并不是说“特雷弗不挨打，因为他是白人”，而是“特雷弗不挨打，因为他是特雷弗”。特雷弗不能出门。没人看着特雷弗，特雷弗就不能散步。这都只是因为我是我，所以才会这样。我也没有其他的参考对象。身边没有其他混血儿可以比对，我也没法判断说：“哦，原来我们都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索韦托有约一百万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黑人——另外一个是我。我在左邻右里间很出名，就因为我的肤色。我太特别了，人们甚至会用我来当地标指路：“就马克哈里玛街上的那个房子。转角处你会看到一个浅皮肤的小男孩。在那儿右转。”
街上的小孩看到我就会喊“Indoda yomlungu!”——那个白人！他们中有些人会跑掉。有些人则会叫他们的父母出来看我。还有些人会跑过来摸我，看我是不是真的。简直乱七八糟。我当时并不懂，其他孩子其实不知道白人是什么样的。黑人孩子从来不离开小镇，也没几户人家有电视。他们偶尔会看到白人警察在巡逻，但是他们从未和哪个白人面对面接触过。
如果我去参加葬礼，一进门，亡者家属都会停下，抬头看我。他们会开始交头接耳，跟我招手，说：“哦！”就好像比起家人的去世，他们对我出现在葬礼现场这件事，感觉更惊讶。我想，人们可能会因为一个白人莅临现场，而觉得死者好像变重要了一些。
葬礼和教会仪式之后，来凭吊的人会去办葬礼的人家吃饭。可能会来一百多个人，你得喂饱他们。一般情况是，要宰一头牛，左邻右里都会过来帮你烹煮。邻居和熟人会在院子和街道上吃，家人在屋里吃。但我去参加的每一场葬礼，我都是在屋里吃的。不管我们认不认识那家人，他们看到我之后，都会让我到屋里来。“Awunakuvumela umntana womlungu ame ngaphandle.Yiza naye apha ngaphakathi”——你可不能让白人小孩站在外头。快带他进来。
作为小孩，我知道人们的肤色不同，但是在我脑海中，白色、黑色、棕色的肤色和不同口味的巧克力差不多。爸爸是白巧克力，妈妈是黑巧克力，而我是牛奶巧克力。但我们都是巧克力。我不知道这和“种族”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种族。我妈妈从来不会说我爸是白人，或我是混血儿。尽管我只是淡棕色，但总有其他索韦托的小孩叫我“白人”，而我则觉得他们搞错了颜色，就好像是理解上出了偏差。“啊，对啦，朋友，你把浅绿色和绿松石色搞混啦。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搞混。你不是第一个犯这个错的人。”
很快，我就发现了填补种族裂隙最快的方式，是说相同的语言。索韦托是个大熔炉。人们来自不同的部落和家乡。镇上的大多数小孩都只会说自己的家乡话，但是我学会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因为我的生长环境让我不得不学。我妈妈确保我的第一语言是英语。如果你是一名生在南非的黑人，英语会助你一臂之力。英语是和钱有关的语言。懂英语等于高智商。如果你要找工作，会不会说英语可以决定你是被雇用还是继续失业。如果你在受审，会不会说英语可以决定你是可以交点儿罚金了事，还是去坐牢。
除英语之外，我们在家里会说科萨语。我妈一生气，就开始飙母语。作为一个调皮的小孩，我很会说科萨语的脏话。那些是我最早学会的句子，主要是为了我自身的安全，譬如“Ndiza kubetha entloko”——我要打爆你的头，以及“Sidenge ndini somntwana.”——你这个傻子。嗯，这是一种非常特别充满激情的语言。除了这些，我妈还从各处学了不少语言。她学了祖鲁语，因为祖鲁语和科萨语很像。她也会说德语，因为我父亲的缘故。她会说南非荷兰语，因为会说殖民者的语言还是很有用的。她的梭托语则是在街头学会的。
和我妈在一起，我见识到了她怎么运用语言来跨越种族界限、处理难题、闯荡世界。有一次我们去商店，店主当着我们的面，用南非荷兰语对保安说：“Volg daai swartes,netnou steel hulle iets.”——跟着这些黑人，以防他们偷东西。
我妈妈转过身，用流畅的南非荷兰语说道：“Hoekom volg jy nie daai swartes sodat jy hulle kan help kry waarna hulle soek nie?”——为什么不跟着这些黑人，以防他们要买什么东西找不到，这样你就可以帮他们服务了？
“Ag,jammer!”——啊，对不起！他用南非荷兰语道歉。搞笑的是，他不是在为自己的种族歧视行为道歉，而是在为他把种族歧视用在了我们身上道歉。“对不起啊，我以为你们和那些黑人一样。你知道他们多喜欢偷东西。”
我学会了像我妈那样使用语言。我可以同步转播——用你的口音跟你交流。走在路上，我经常会招来怀疑的目光。他们会问我：“你哪儿来的？”不论他们用哪种语言问我，我都会用同样的语言回复他们，并且使用同样的口音。他们脸上会出现一瞬间的迷惑，然后那种怀疑的神情就消失了。“哦，好吧，我以为你是外地人。没事了。”
这简直成了我受用终生的工具。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在街上，一群祖鲁人在后面跟着我，离我越来越近，我们听到他们在讨论怎么抢劫我。“Asibambe le ndoda yomlungu.Iya ngakwesokunxele sakhe mina ngizoqhamuka ngemuva kwakhe.”——咱们对这个白人下手吧。你去他左边，我到他后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跑不掉了，于是迅速转身，对他们说：“Kodwa bafwethu yingani singavele sibambe umuntu inkunzi?Asenzeni.Mina ngikulindele.”——哟，伙计们，我们干吗不一起去抢别人呢？我准备好了，咱们一起干吧。
在那一瞬间，他们大惊失色，然后开始哈哈大笑。“不好意思啊，伙计，我们以为你是别人。我们不想从你这儿拿什么。我们是准备去抢白人东西的。祝你开心啊，朋友。”他们本来是打算伤害我的，但发现我可能和他们同属一个部落后，就没事了。这样的事以及其他类似的小事，都让我意识到，比起肤色，语言更能决定你是谁。
我成了一个变色龙。我的肤色不变，但我能改变你眼中的我的肤色。如果你对我说祖鲁语，我就回你祖鲁语。如果你对我说茨瓦纳语，我就回你茨瓦纳语。也许我和你长得不一样，但我们讲的话一样，我就和你是一伙的。
在种族隔离制度行将终结的时候，南非的一些精英私立学校开始接收不同肤色的学生。我妈上班的公司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准备了助学金和奖学金，于是她便把我弄进了玛丽威尔学院，一所很贵的私立天主教学校。这里由修女授课。周五做弥撒。教会学校那一整套东西都很全面。从三岁开始，我就在那里读学前班，从五岁开始上小学。
我的班里有各种各样的孩子。黑人小孩、白人小孩、印度小孩、有色人种小孩。大多数的白人小孩家里都比较富裕，其他肤色的小孩一般都比较穷，但因为有奖学金，我们都坐在同样的桌子前，都穿着一样的褐红色夹克、灰色的裤子或裙子，用着一样的书，有一样的老师。在这里没有种族的区隔，每个小团体都包含各种肤色的孩子。
当然，小孩子之间还是会相互取笑和相互欺负，但都是因为一些幼稚的事，比如因为谁胖谁瘦、谁高谁矮、谁聪明谁笨。我不记得有任何人会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被嘲笑。我也不知道应该喜欢谁、不该喜欢谁。那里有广阔的空间让我尽情探索内心的悸动。我暗恋过白人女孩，也暗恋过黑人女孩。没人问我我是什么人。我就是特雷弗。
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让我远离了现实。玛丽威尔是一块现实沙漠中的绿洲，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我在那里不需要做什么困难的抉择，但在现实中，种族歧视依然存在，人们依然会因此受伤。仅仅因为它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在某一个时刻，你必须要做出选择，黑人还是白人，你得站个队。你可以试着逃避，你可以说：“哦，我不站队的。”但在某个时刻，生活会强迫你站队。
六年级末，我离开了玛丽威尔，去H.A.杰克小学上学，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入学前我得做一个能力摸底测验，根据测验结果，学校辅导员告诉我：“你被分到了优等班，甲班。”入学那天，我走进教室，发现里面有大概30个同学，几乎全是白人，只混了一个印度小孩和一两个黑人小孩，然后就是我了。
课间休息时，学生们都跑到了操场上，到处都是黑孩子。那里简直是黑人小孩的海洋，就好像有人打开水龙头，黑人孩子都倾泻而出。我在想，他们之前都藏到哪儿去了？那天早上遇见的白人同学们，都往一个方向跑去，而其他的黑人孩子，都向另一个方向跑去，剩我一人站在中间，摸不着头脑。我们一会儿还集合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时我已经11岁了，但好像才第一次真正认识我的国家。在小镇上，你感觉不到种族隔离，因为每个人都是黑人。在白人世界里，每次我妈带我去白人教堂，我们都是那里唯一的黑人，我妈不会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她完全不在乎，她会径直走去和白人坐在一起。而在玛丽威尔，各种肤色的小孩都混在一起玩。在那天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们明明在一起却又不在一起的样子，他们明明处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却选择互相不进行任何接触与交流。那一刻，我忽然看到、感觉到了人们之间存在的界限。不同肤色的孩子，按肤色组成各自的小队伍，结伴穿过操场，走上楼梯，走进大堂。这太疯狂了。我望向那天早晨遇到的白人同学。十分钟以前，我还以为他们是这个学校的主流人群。现在我才意识到，比起其他肤色的孩子，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我站在操场的中心，一脸窘迫，身边空无一人。幸运的是，那个和我同班的印度孩子解救了我，他叫提桑·菲力。提桑是学校里唯一的印度孩子，他立刻注意到了我，因为我是除他以外另一个很显眼的局外人。他跑过来自我介绍：“你好啊，奇怪的家伙！你和我一个班。你是谁？你从哪儿来？”我们开始聊天，一拍即合。他用自己的羽翼罩着我，好像《雾都孤儿》里面的神偷道奇罩着迷惘的奥利弗。
在谈话中，提桑发现我可以说好几种非洲语言，觉得一个有色人种的小孩会说黑人语言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把我带到几个黑人小孩面前，对他们说：“你们随便说点儿啥，他都能懂。”一个小孩说了祖鲁语，我用祖鲁语回复他。大家一阵欢呼。另一个孩子说了句科萨语，我用科萨语回复他。大家又一阵欢呼。休息时间的后半部分，就是提桑带着我到操场上各组黑人小孩的面前显摆：“快表演一下。你能说多少语言。”
那些黑人小孩都被我迷住了。在南非，你很难找到一个白人或有色人种能说非洲语言。在种族隔离时期，人们会被灌输一种观念——本土语言是低等语言。而我能说非洲语言这件事，立刻让我获得了黑人小孩们的好感。
“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问。
“因为我是黑人啊。”我说，“和你们一样。”
“你不是黑人。”
“我是。”
“不，你不是。你看不到你自己的样子吗？”
一开始他们都很迷惑。因为我的肤色，他们觉得我是个有色人种，但是我又能和他们说一样的语言，这说明我和他们是一族的。他们想了好一会儿。我也想了好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们其中一个人：“嘿，为什么我在班上看不到你们啊？”结果我发现，他们都在乙班，乙班恰好等于黑人班。那个下午，我回到甲班继续上课，到快放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属于这儿，我明白了自己属于哪一类人，而且我想和他们在一起。于是，我跑去找学校辅导员。
“我想换班，”我跟她说，“我想换到乙班。”
她很不解：“哦，不要，我觉得你不会想换班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那些小孩……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听着，”她说，“你是个聪明的小孩。你不会想去那种班的。”
“可是哪个班不都一样吗？都教英语，都教数学。”
“是，可是那个班……那些孩子会拖你后腿。你应该留在优秀的班里。”
“乙班肯定也有优秀的孩子啊。”
“不，那儿没有。”
“可是我的朋友都在那儿。”
“你应该不会想和他们做朋友。”
“我想。”
我们就这样来回拉扯。最后，她给了我一个严肃的警告。
“你明不明白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的未来？你明白你放弃了什么吗？这个决定会改变你后半辈子的机遇。”
“那就让我碰碰运气吧。”
我转去了乙班，和那些黑人小孩在一起。我决定，宁可被我喜欢的人拖后腿，也不想和我不认识的人一起前进。
在H.A.杰克小学，我才意识到我是个黑人。在那个午间休息之前，我从来不需要做这种选择，但当我必须要选的时候，我选择了黑人。整个世界看着我时，都觉得我是个有色人种，但是我一辈子又不是盯着自己看。我一辈子都在看别人，在我看来，我和我身边的人一样，而他们都是黑人。我的表兄是黑人，我妈妈是黑人，我外婆是黑人，我在黑人中长大。虽然我有个白人父亲，我上的是白人的主日学校，我能和那些白人小孩玩得来，可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我虽然不属于某个黑人部落，但是黑人孩子接纳了我。“来吧，”他们对我说，“你和我们玩。”和黑人小孩在一起时，我不必总是努力去做谁。和黑孩子在一起时，我做自己就行。
一
在种族隔离以前，南非黑人接受的正规教育都是从欧洲传教士那边获得的。传教士对传播基督教文化充满热忱，希望本地原住民尽快西化。在教会学校里，黑人可以学到英文、欧洲文学、医药学以及法律。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中的每一任黑人领导，不论是纳尔逊·曼德拉还是史蒂夫·比科，都接受过传教士的教育，这并非偶然——知识使人自由，或者起码渴望自由。
因此，让种族隔离可行的唯一方法，就是削弱黑人的思考能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政府建立了鼎鼎大名的班图学校。班图学校不教科学，不教历史，不教公民学，只教度量方法和农业知识：怎么数土豆，怎么铺路、切木头、犁地。“班图人不适合学历史和科学，他们还未开化，”政府这样说，“你给他们看一片草地，可他们又不被允许去里面吃草的话，只会误导他们。”这一点值得表扬，人家还挺诚实的。为什么要教育奴隶呢？如果一个人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地上刨坑，那教他拉丁语干啥？
教会学校收到指示，要么遵循新课程安排，要么关门。大多数教会学校都关门了，黑人小孩只好被迫挤进破旧的班图学校课堂，可那里的老师自己都不识几个字。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上过这种学歌谣的白痴课程，和学前班的小孩学习颜色和形状的方式差不多。我外公还记得自己学的那些歌有多傻。二乘二等于四。三乘二等于六。啦啦啦啦啦。一代一代的青壮年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
教会学校和班图学校，这两种在南非的教育模式，体现了英国人和南非白人[2]这两股白人殖民势力对待原住民的不同态度。英国种族主义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不同在于，英国人至少给了原住民一点追求的希望。假如他们学会说标准的英语，穿合适的衣服，假如他们变得英国化，或说变得开化，终有一天他们也许可以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南非白人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个选择。英国种族主义说：“如果猴子能像人一样走路、说话，那么也许他就是个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则说：“为什么要给猴子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