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为理想工作
我们相信一定能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看在钱的分儿上，我们不仅可以忍一时，甚至可以忍一世，而且其目标之高尚、同事之情谊、创造之活力也令我们心驰神往——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非同寻常但又最司空见惯的特征之一。我们应当孜孜以求，只为找到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这种崇高的理念在我们看来毫无奇怪之处。
或许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愿望，拒绝承认这种愿望既不平常，也不易实现和持续下去。我们唯有集中脑力、时间和想象力探究其潜在的复杂性，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愿望。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否热爱工作”这种问题听起来既可笑又奇葩。我们耕作土地、放牧牲畜、下井采矿、倾倒马桶。我们承受着苦难。农奴或小农只能期待些许令人满足的时光，可就连这一星半点的时光也仅仅存在于劳作之余：来年收获的中秋时节，或是长子的大喜之日——而此时长子年仅6岁！
与之相对应的假设是：等我们赚够了钱，就不用工作了！在欧洲，古罗马知识阶层的工作理念曾独领风骚数百年。他们认为，一切有偿工作就其本质而论都是可耻的。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人用“negotium”一词表示“公务”，其字面意思是“无趣的活动”。这个词很能说明问题。休闲（无须辛苦劳作，可能再打打猎、宴宴客）被视为幸福生活的唯一基础。
然而，中世纪末时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一些人开始为了钱和成就而工作。最早追求这种非凡目标并取得成功的人之一的是威尼斯艺术家提香（Titian，约1489—1576）。一方面，提香在工作中获得了创作的乐趣——他热衷于捕捉光线落在袖子上的感觉，或是揭开隐藏在友人笑容中的秘密；但与此同时，他也给这种乐趣添上了一丝异样的色彩——他对优厚的报酬极感兴趣。在洽谈画作供应合同时，提香十分精明。为了提高产出（以及边际利润），他创设了一种工厂体系，请了一些助手，让他们参与到生产的不同环节。比如，他专门从维罗纳请了5个年轻人画窗帘。工作应该也必须是你所爱，而且应该是体面收入之源——提香是这一意义深远的新思想的首倡者之一。后来，这一革命性思想逐渐风靡全世界。现在，它已经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雄心壮志，左右着巴尔的摩的会计或是伦敦莱姆豪斯区的游戏设计者的希望与悲伤。
提香将一种复杂的元素引入了现代精神世界。先前，你可能是为追求自我满足感而工作，或者像业余人士一样不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酬劳，要么就只是为了钱而工作，不太在乎自己是否真正享受这份工作。而现在，随着新工作理念的出现，二者都已无法为人们所接受了。人们要求把挣钱和内在成就感这两个目标合而为一。从本质上来说，好工作一能深入内心最深处挖掘自我，二能创造出满足个人物质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这一双重要求给现代生活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难题，即我们必须同时追求这两个非常复杂的目标，尽管实现两个目标的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方面要满足精神需求，另一方面要为物质生存埋单。
有趣的是，我们极力追求精神和物质统一的远大目标并不局限在理想的工作上，爱情也与此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有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人们认为一个人理应爱他/她的另一半（而不仅仅是容忍）。这种想法简直匪夷所思。婚姻就其本质而论，无非出于实用的目的：把相邻的地块联结在一起，找一个擅长挤牛奶的人或者可以为你生一窝健康孩子的人结婚。浪漫的爱情或许只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它可能是15岁那年仲夏留下的美好记忆，也可能是第7个孩子出生后，和一个并非自己另一半的意中人共同追求的美好情愫。在1750年左右，人们的爱情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开始对另一个远大的理想——因爱而婚——萌生出兴趣。一种新的希望开始让人们魂牵梦萦，即：哪怕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一个人仍可和另一半相互仰慕、相互欣赏、彼此找到共鸣。于是，爱情与婚姻水火不相容的观念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也更为复杂的理想婚姻：因情生爱，因爱而婚。
现代世界是建立在对事物分久必合充满期待和愿景之上的：金钱与创造性成就可以并存，爱情与婚姻有望共生。这是宽宏的理念，奉行的是民主精神，其对人类所能取得的成就寄予厚望，对过往的苦楚予以断然摒弃。但在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其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它们还会滋生躁狂情绪和被害妄想症，徒增强烈的颓丧感。我们喜欢用远大的新标准来评判自己的生活，又往往因为达不到这些新标准而大为沮丧。
尽管我们为自己设定了如此宏伟的目标，我们却总是暗示自己实现这些目标本质上并不难，因此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猜想这无非就是跟着感觉走而已。跟着感觉走，我们就会找到对的人，收获一份由激情和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所共同夯实的爱情。跟着感觉走，我们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既能实现赚钱养家这一平实的目标，又能满足内心的成就感。我们坚信在对的人或想法降临之际，我们萌生的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冲动。我们还坚信大学毕业后，自然会迈向一份可靠且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把这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信任托付给了直觉。
我们倾注于直觉的一个特征，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投入一段感情或找一份工作需要大量的训练和学习。打个比方，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孩子如果想要在数学或外语学习上成为佼佼者，将需要成百上千个小时全面且有针对性的辅导。我们明白，光靠天资和运气不可能在化学上取得好成绩——反之，要是真有这个可能，那就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学校真的把一系列关于“如何收获一份成功的爱情”或“如何找到一份与才华和兴趣相匹配的工作”的课程纳入多年的课堂教学之中，我们可能又会觉得稀奇古怪。我们可能知道这些决定至关重要且意义重大，但奇怪的是，拜思想史所赐，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既无法教授，也无从学习。它们确实重要，但我们似乎相信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们的脑子里会灵光一现，浮现出正确答案。
《人生学校》书系的宗旨就是纠正这样愚昧无知的思想，帮助我们用思想武装自己，让我们达成所愿，实现爱情与事业的双丰收。这些抱负固然令人钦佩，但说实话，它们实现起来尤为困难。
二 孤独的探寻者
寻求理想工作的道路上通常会有一些拦路虎，其中的一些我们已了然于心，也有完备的机构帮助我们消灭这些“大老虎”。
技能匮乏
众所周知，许多理想的工作需要你具备大量的特定技能和专业思维。你可能需要具备自信从容地完成飞机着陆的能力，或能操一口东亚语言与一群重要的国际客户沟通谈判。你可能需要掌握内耳解剖学或混凝土拉伸性能的具体知识。因此，久而久之，学院、大学和技术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试图解决大量因专业技能匮乏而造成的求职障碍。我们也能逐渐老练地面对因技能匮乏而带来的问题。
职位信息匮乏
要想知道好工作的藏身之处总归是不容易的。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寻求职位空缺绝非易事，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你原本是三个县之外庄园猎场守护人的理想人选，但你始终找不到这份工作，原因无非还是既老生常谈却又无法避免的那个理由：你压根儿就没听说过那里要招猎场守护人。你可能气质极佳、条件极好，足可经营一家新棉纺厂，但若不是你偶然结识了一位朋友的朋友，你可能一辈子都是个船闸管理员，问路无门。现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也得到了解决。我们创办了大量的就业和人才招聘咨询机构、猎头公司、社交网站等，在他们的帮助下，人们的就业更有保障，哪里有职位空缺、有何种工作，大家都一目了然。
目标不一致
但是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个主要障碍，即弄明白哪种工作适合你且是你所爱这一过程痛苦万分、挑战频频。尽管它最为重要，但与前两点相比，这一点所受的关注要少得多。没有目标且对于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一脸茫然，终究是求职的三个路障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不解决这一点，教育和市场机会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履行各自的承诺了。
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我们共同付出的努力乏善可陈。当然，我们确实多少会比以前更关注这个问题了。比如，一些学院和大学引导学生和咨询师坐在一起，花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诊断性测试，旨在引导我们做出可能与自己的性格相匹配的职业选择。测试中的许多问题基于迈尔斯—布里格斯（Myers-Briggs）问卷，该问卷最早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
这样的一份测试可能包含上百道选择题，其中大多数题目要求测试者对各种职位（如“在户外工作”或“在零售业打杂”）进行评估，选项范围包括从“不感兴趣”到“极其喜欢”。其潜在意图是十分积极的。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旨在帮助人们确定自己的性格类型——典型的性格有16种，从ISTJ型（内向，感觉、思维和判断功能较强）到ENFP型（外向，直觉、感觉和感知功能较强）——然后把我们与这些性格特征能够得到最佳体现的职业匹配起来。
然而，据我们目前所知，这种诊断性测试也暴露了不少缺陷，有些缺陷极其致命，有些则引人深思。比如，完成测试需要一个小时，测试时间过长。但是，考虑到“如何找到称心如意的职业”这一主要问题的重要性，这一测试实际上又可能过于简单。而且，这类测试就其指导作用而言过于模糊或过于玄乎。它们可能发出一些自相矛盾的信号：我们极富创造力，但在理性指标方面的得分略低；或者我们可能在需要团队合作或与客户打交道的职业中具有突出的领导力，但这些测试无法测出我们具体的个性化能力。测试结果可能会导向一系列奇奇怪怪、横竖都行的职业选择，比如，测试答案呈现的结果是，我们适合那些与动物相处或是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
回顾历史上职业生涯最圆满、最理想的那些人物，试想一下当代职业预测机构可能会为他们提供怎样的职场建议，对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当下的检测方法是多么不堪胜任。假设莫扎特进行了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交卷后，他可能会获得如下建议：“您适合从事创意与设计类的、可发挥想象力的工作，比如艺术、表演、创意写作、视觉设计、发散思维、商业创意等领域，以及在没有条条框框的环境中萌发新的点子。这样的工作包括平面设计、培训顾问、婚礼策划、公共关系等。”这些工作无论是与莫扎特的歌剧《唐·乔瓦尼》（Don Giovanni），还是与其《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Clarinet Concerto in A Major）都相差甚远。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说明，许多测试在个体指引方面既不够严谨，又不够专业。在职业生涯越成功的人面前，现有的测试风格显得越滑稽、越鸡肋。
对莫扎特而言，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职业建议应该更加具体，理想的职业测试应挖掘其个人特质和优缺点中的精髓，由此给出的指导建议可能会是：“巴洛克后期清唱剧复调音乐的创作，简化其复杂性，扩大其情感共鸣。可尝试与既睿智又具哲学思维的音乐剧作家合作。您的测试结果表明您特别适合将喜剧和讽刺音乐元素融入庄严宏大的场合。在《安魂曲》（Requiem）的创作中关注自己对死亡的悲伤和焦虑。终极目标：重新引领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之路。”
上述局限性并非仅见于屈指可数的天才身上。如果职业能力测试只是无法对0.1%的人做出公正评价，那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众多高素质人才由于在关键时刻缺乏良好的建议和指引而未能大展拳脚，那就难免令人扼腕长叹了。而现实恰恰如此。得不到真正精准的建议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哪怕我们已事先深知此类测试在极端案例（如莫扎特）中有其缺陷。许多人都糊里糊涂而且真真切切地受到了以下想法的困扰：尽管不明白该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但原则上，他们多少还是可以做出一番能改变世界的事业的。因此我们亟须大量可靠的指引。
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一面凝视着一个小村庄墓园里农场工人的墓碑，一面思忖着未尽之才这个悲伤的主题。他好奇这些人曾经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如果他们际遇更好的话可能从事何种工作。
也许这一块地方，尽管荒芜，
就埋着曾经充满过灵焰的一颗心；
一双手，本可以执掌着帝国的王笏
或者出神入化地拨响了七弦琴。
……
世界上多少花吐艳而无人知晓，
把芳香白白地散发给荒凉的空气。
……
也许有缄口的米尔顿，从没有名声[1]
格雷采用诗歌这一优美的形式表达了其对平民无法施展抱负的不满，甚至可以看作是对社会的控诉：假以合适的机会和指导，所谓的平民百姓同样可以成就辉煌。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简单的缺乏教育，或没有能力找到工作机会，还包括了缺乏对我们能力的精确分析以及对如何施展才能的引导。而这正是现如今仅能从宏观上给我们以指导的职业诊断性测试所可望而不可即的。
当下的这种测试方式有一个特别的问题，那就是它只能僵化地根据现有的工作种类按图索骥。这并不奇怪，因为这项测试发端之际恰逢就业市场相对稳定、职业选择大体已有明确界定的时代。但是，对一个人而言最为合适的工作（也有可能是其热爱的工作）至今还未出现也是极有可能的。一个人有可能在还未面世的某种工作上有着极大的潜能。
1925年，如果36岁的詹姆斯·O.麦肯锡（James O.McKinsey）参加了当时新近研发的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该测试可能会揭示其过人的智慧和解决问题的天资，对他的职业建议可能定位在学术（事实上，他当时刚刚受聘为教授）或企业上。但这个测试没有指向他真正擅长的方面，即把学术和企业合而为一，应该也没有建议他另行开辟新的工作领域——当时尚无具体名称的某种工作。求职路上，他可能单枪匹马，孤立无援。就他而言，一切发展得还算不错：第二年，他成立了麦肯锡公司，并首创了管理咨询这一理念，（偶然之中以最佳的形式）将研究和实际决策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而有些测试无意之中让我们不知不觉离自己所追求的、可能也是最有趣的职业生涯越来越远，正如基于现有工种为人们提供理想职业建议的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一样。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困惑而怪罪自己。我们的文化给我们抛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它承诺我们，理想的工作是存在的，但同时又让我们对如何发现自己的天资和兴趣这一问题毫无准备。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一时代难题，它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摧残着我们无可厚非的希望。
注释
[1]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1751年作，卞之琳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