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国古代名人的金钱观
四升粮足矣———晏婴（公元前？年-前"500年），春秋时期齐国大夫。他生活勤俭简朴，有一次齐景公派使者拜访他，晏婴将仅有的饭食与使者分吃，结果两人都没有吃饱。景公得知后立即派人给晏婴送去大笔金钱，晏婴婉言谢绝道：“我家里并不穷。我用君王的赏赐使三族都受了益，朋友也沾了光，还用来救济百姓，可见我家里是不穷的。若在君王那儿得到的赏赐，回来又谁也不给，把下属得罪了，死后财产转到他人之手，这等于把财产束之高阁了，聪明的人是不干这种事的，一个人到了中晚年，每月只需十总布、四升粮就足够了。”
以不贪为宝———司城子罕，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以严正廉洁著称。有一回，有人向他献玉，他不受。献玉者解释说：“我已请加工玉石的师傅鉴别过，他认定这是宝玉，所以才敢献给您。”子罕听后更是明确地回答：“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与我者，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可见，子罕的“宝”就是“廉”，“以不贪为宝”。
清廉诚“四知”———杨震（公元？年-124年）东汉官员，以清廉自奉。他官居高位，“而子孙常蔬食步行”。有人劝他置产业留给子孙，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他认为“清白吏”是留给子孙的最厚的产业。杨震在任荆州刺史时，有一次路过昌邑县，曾经由他提拨的昌邑县令王密，半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杨震不仅不收，还说：“我知道你，你不知我，为什么？”王密说：“此十斤铜币无人知晓。”杨震答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惭愧而出。
只收一文钱———刘宠，东汉会稽太守。他居官清廉，察举非法，百姓得安，家无余财。在他离任时，有几位老人受百姓之托各赠百钱来酬谢他，并说：“自君来此，犬不夜吠，民不见吏，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刘宠感动地说：“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意欲回绝，老人们执意要赠。刘宠盛情难却，只好从每人手中拿了一文钱，象征性地收下。谢别后，刘宠深情地将收下的几文钱投入清澈的江水中。后人就把这条江取名为“钱清江”。
杖责送礼者———顾协（公元470-542年），南朝大臣。他好学有才，志操清严，轻视钱财，家居陋室。“在省十六载，器服饮食不改于常。”有一天，顾协的一位下属官员前来拜会，想重金酬谢其栽培之恩，但“知其廉洁，不敢厚饷”，仅送钱两千文。顾协拒不接受，可那官员不听劝阻，执意要送。顾协非常生气，厉声怒斥道：“如果纳贿，必然徇枉法，吏治怎能清明。要是不惩处，恐你难以改过，更难警戒后人。”遂传令将送礼者打100大板。从此以后，顾协门下“绝于馈遗”。
收礼乃不义———廉希宪（公元1231年-1280年），元代清官，人称廉孟子。当元军占领江陵时，他行省荆南，禁剽夺、通商贩、置经籍，受民爱戴。一些被留用的原宋朝官吏带着珍宝拜见希宪，希宪热情接待，但对珍宝一概拒收，并说：“你们原本就是旧朝官吏，首先应当记住当今皇帝的恩德，尽力报效朝廷。现在馈赠的这些东西，如果都是你们自己的，我留下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我留下则与盗窃何异？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掠夺来的，这不就是犯罪吗？”这些官员深受感动，谢罪而去。
重才不重财———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明太祖。他重用人才，不好珠宝，终于推翻元朝统治，建立大明王朝。元末时，为求官职的方国珍派使者送珍宝给朱元璋。朱元璋坚决拒收，并说：“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才，所用者布帛，宝玩并非所好。”朱元璋称帝后，江西行省以败将陈友谅遗下的缕金床献给皇上，朱元璋说：“这与孟昶的七宝溺器何异？陈氏穷奢极侈，安得不亡！”遂命人将它销毁。
纳饼拒重金———文徵明（公元1470年-1559年），明代书画家、文学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由于他爱吃煎饼，当地百姓有时用小篮给他送饼，文徵明收下后即用字画相谢。时间一久，凡求字画的人就携饼篮上门，文徵明也乐意挥笔满足来者之愿。当时，名声显赫的唐王派使者带着重金来求画，文徵明得知后，闭门谢客，拒不收纳。
一文一分赃证———海瑞（公元1514年-1587年），明代著名清官。他从当教官时起就禁止学生送礼，认为做官的“止此柴马，止此俸钱，出此之外，一文一分赃证也”。明代知县上京朝觐，可以从里甲、杂项摊派几百两至上千两银子，用以进京行贿，故京官皆把朝觐之年视为收租之岁。海瑞在淳安任上曾两次进京，结果只花路费48两银子，其他一概裁革，坚决不向上司行贿。别人以“外官入京有交际”为由，劝他“要做官不得不如是”。海瑞大义凛然地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可见，他把行贿视作盗窃行为（“穿窬”）。
八、林语堂的金钱观
林语堂看重钱，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他的高收入也是遭人诟病的一大原因。中国文人讲求“君子固穷”，林语堂对此有一番精彩的辩解：
向来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在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作“诗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我反对文人应穷的遗说。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以极，故其文亦算已工。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持，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懒”，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以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
上海那时的文化出版业竞争很激烈，打着各种旗号的刊物多如过江之鲫，读者买不买账，得看有没有名作家撑场面。于是名家名品是一稿难求，普通作家是数稿难发。北方文化圈集体南迁，更使竞争白热化。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倦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想安安分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吃。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穷则思变。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机会不经意间终于来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被选入教科书，赚了不少钱。林语堂看出了端倪，教科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当前学校对英文科的重视程度看，市场不可限量。他找到孙伏园，问能不能帮着找个书局接洽一番。孙伏园在新闻界人面很活，一口应承下来。
无巧不成书，开明书局老板章锡琛看出周越然的读本不太符合英文习惯和语法规范，正想找一位留过洋且英文造诣高的人重新编一本。他起先找的是方光焘，可是方光焘社会事务太多，交稿日期一拖再拖。商场打的是时间战，章锡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过洋面包的林语堂毛遂自荐，又有孙伏园当中间人，章锡琛求之不得。
开明书局尚在草创阶段，资金周转不灵，付不起一次性买断的费用，林语堂提出按15%的市场价抽版税，写书期间每月预支300银元，以后在版税里面扣。谈好合作细节，双方白纸黑字签定了和约。
林语堂深知胜败在此一举，投入了全副的精力。他有莱比锡语言学的专业底子，又肯下苦功夫，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开明英文读本》，分为读本、文法和英文名著选读三部分。
读本上市后，市场反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了好几次，连带着名不见经传的开明书局也旺起来，推出的书接连大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