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外地调到医院的附属护士学校已经有几年了。期间，有许多朋友因为身体的各种不适会打电话咨询我：脚趾头疼怎么办，一晚上起来小便五六次怎么办？他们没想到我根本回答不出来。
对医院，我是隔膜的。我有晕血症，一看到血，就心悸心慌，浑身冒冷汗。我也害怕看到病人和家属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我尽量逃避着与疾病相关的事件。每天上下班路上，我低着头匆匆忙忙经过外科楼、手术楼。我不了解各科室职能治疗领域，不了解临床一线的水深火热。医院里每天发生的生死救助，生死别离与我没有关联。按部就班的日子里，我四平八稳，舒适妥帖。遇到节日佳期，我还能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一番。
直到有一天，二十七床，无名氏出现。
从后湖被捞上来时，她已经死了。
出事前一天夜晚十一点多钟，她踉踉跄跄奔进急诊科，她左手捏着自己的喉咙，右手拼命比划。“救我，救我，我呼不过气，我要死了。”女人面颊通红，神情亢奋。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盯住医生。
做了呼吸系统相关检查，没发现任何问题，她还是大叫，“我呼不过气来，有个人要闭死我。他堵我的嘴巴，堵我的喉咙，快点救我。”急诊科请来神经内科的医生，经过一番会诊，推测这女人可能患了“被害妄想症”。因为神经内科住院部床位已满，医生把女人安排在急诊科留院观察。填写病历时，女人回答不出她的姓氏、住址和家属。问她什么，她都摇头。她只好被命名为“二十七床，无名氏”。
给女人服下两粒安慰剂[1]，告诉她，马上就会呼过气来，没人堵她的嘴巴。过了一会，女人情绪稳定下来，一夜无事。
第二天早上，二十七床满脸春风来找医生要求出院。医生不放心，仔细询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神志清晰地回答出来。医生又问她的姓名，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就是二十七床嘛。在出院证明上，她签上“二十七床，无名氏，自愿出院”。她晃了晃手腕上粉色的住院手腕带，笑盈盈地和医生再见。急诊科里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半夜三更跑过来，说要看病。检查后，又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坚决要求吃药打针。医院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这个女人又是被什么驱使到急诊科呢？昨晚怎么就妄想被害？她现在应该平平安安了吧。
中午，保卫科打来电话，他们捞起来一个女人，在从离医院不远的后湖里。女人手腕上粉色的手带还在，“二十七床，无名氏”几个字还在。
二十七床放在医院太平间近一个月，在此期间，医院通过报社、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寻找家属，但依然没有找到家属，医院只好联系好民政局、火葬场，处理二十七床后事。
二十七床的病历封存在医院档案室。病历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二十七床，无名氏”。
她从哪里来，她被堵住喉咙前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她为什么投湖而死？二十七床无名氏梗在我脑子里，怎么也挥不去。
我开始关注那些病人、家属。有个农村的男孩子，13岁，患脑膜炎，一个月花了42万，父母卖掉仅有的一套房子，记债本上记下了83个借款人，最终孩子转危为安。也有一位农村老人，疾病缠身，喝农药自尽，被医院抢救回来不到二十天，再次喝药后跳河，他用农药和绳子双保险来确保自杀成功。
生和死，繁复交错。
我开始关注我的同事，战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用他们的医术、爱心和信念，直面疾病，挽救生命。一台开颅手术做下来，医生整整做了八个小时。我的护士姐妹，脚上全是老茧。那是成年累月奔走在几十张病床间累积下来的。
为了“活着”，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
当我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时，我以为“活着”是如此理所当然，轻而易举。
我是习惯了“活着”的人：“活着”恋爱，评职称；“活着”锱铢必较，蝇头微利；“活着”上街买小白菜，看美国大片。
“活着”，如此司空见惯，我麻木了。
我感到羞愧。为我曾经有过的隔膜和逃避。
2013年10月15日，我申请到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义工。我渴望成为生死边缘里，和病人，和家属，和医护人员站在一起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我即将面临着什么——尽管毫无疑问，它会是个新生活。
《无常经》里说，于此世间，有三种法，“不可念”，“不光泽”，“不可爱”，“不称意”。这三种法，是老，病，死。
三种法，谁逃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