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成立于民国元年元旦，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的诞生，有那么一段小故事：
中华的创办人陆费伯鸿，他是编纂《四库全书》桐乡陆费墀的后人，名逵，以父名芷沧，因字少沧，任职文明书局。这时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常出席于书业商会，和文明书局的陆费伯鸿时常晤见。高梦旦发觉他不仅能掌握印刷发行业务，而且对于编辑工作也有相当经验，认为这样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于是和张元济商量，用优厚的薪金聘请他为出版部主任。高梦旦以后又把侄女嫁给他。岂知伯鸿别有雄心壮志，不受羁縻，颇思另创基业，图谋发展。
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潮流，奔腾澎湃，不可遏止。这时商务当局对于发行下学期的教科书大为踌躇。他们觉得，如果仍旧印那些“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的课文，深恐革命成功，数量很多的封建陈腐的教科书，就将成为废纸，这不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吗！但又觉得，要是编印革命教科书，却又不能公开，万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要触犯清廷，如何得了。考虑再三，均无妥善之计。商务当局想到了那个被称为“智多星”的陆费伯鸿，于是便找他来商量办法，他却很肯定地说：“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是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下学期的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毋需更动。”商务当局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决定印行旧本了。实际上，陆费伯鸿所说的话，不是由衷之言，他是有他的打算的。他自以为“蛟龙非池中物”，这正是别谋发展的大好时机。他目光锐利，看到清政府朝政日非，民情激昂，革命党人抱着牺牲精神，仆一起百，再接再厉，革命成功，即在眼前。所以他一方面若无其事地敷衍商务，一方面秘密地邀请了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如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每晚集合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他的家中，商讨编撰新教科书事宜。但编成了不能公开付印，因为一方面不给商务当局知道，一方面又须避清吏的耳目，普通印刷所也不敢承印这种所谓“大逆不道”的革命书册。不得已，托鸭绿江路日本人所经营的作新印刷所，付诸铅印，大都为二号字，图为木刻。伯鸿的三弟叔辰亲往校对，进行迅速，到武昌起义时，书已十成八九。这时，伯鸿立辞商务职，商务愿月酬四百元挽留他，伯鸿以别有组织，和克敦、知方等毅然不顾，而自创基业，资本二万五千元，发行所设于福州路，为二层楼房，于民国元年元旦开幕，命名为中华书局，伯鸿为总经理，戴克敦为编辑长（直至一九二六年克敦逝世，编辑长由伯鸿兼任）。一套合于新时代的新课本称为《中华教科书》，赶印齐全，春季开学，各校都采用《中华教科书》，销数很好。商务所印的许多内容陈旧的春季课本，顿时成为废纸，欲另编新本，已措手不及了。这使高梦旦非常难堪。蒋维乔调笑高梦旦说：“这一下，你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