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启祥
我把刘敬圻看作自己在学界的“第一朋友”，此点并未向她说起，征得她的同意或认可，但至少，在我这一面是这样。所谓“第一朋友”，多少有点套用“第一家庭”“第一夫人”之类，我以为这较能恰切地表述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其实我与敬圻的接触并不多，更谈不上频密。记得上世纪80、90年代仅有两次会议我与她同室，即1981年在济南和1996年在哈尔滨，以后由于健康和各种原因她基本上不再来开会；本世纪之初见过两面，一次在铁岭，一次即2002年的北京中秋聚会，但她都来去匆匆。彼此也少有电话，近年较多，不过一年一两次而已。然而，就在这其淡如水的交往中，我却颇为真切地读懂了她的为人与为文。敬圻与我同龄，有某些类似的经历，我们对周遭境遇、社会人生有许多相同的感受、相同的想头。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极易沟通、多有默契，听她谈话，常能益我心智，助我提升，我之于她，大约只有一种“无用之用”，就是我曾对她说过，自己可以充当一个好的“倾诉对象”，理解和消纳她所遇、所感的林林总总。
敬圻之为文为人最令我心仪和折服的一点是她的低调。这种低调并非故作谦虚，亦非缺少自信，而是一种清醒的睿智。你看她常把自己文集和文章题名为“补论”或“补说”，如《明清小说补论》《宋江性格补论》以及《林黛玉永恒魅力再探讨》中的“补说之一”“补说之二”等等。在切入论题展开论说之前，总是尊重并略过学界已有的定评，绝不重弹读者烂熟的时调，面对一个个“既腻人又诱人”的题目进行别开生面又鞭辟入里的“补说”。这种“补说”，其实是一种换了角度的“新说”，是更进一层的“深说”，是说人之未说，因此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这种低调，也表现在她每面对一个论题，都清醒地意识到该论题的外延和内涵，把局限和制约申明在先，不贪大求全，不面面俱到，因而显得平实、充实、游刃有余。这种低调，还是一种放下身段的低姿态，即以平等的、商量的态度对待读者和同道，从不自以为是，从不武断说绝，更不强加于人，因而透出亲切平和的大度包容之气。
200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刘敬圻著《明清小说补论》是一部近400页的厚重之书。网上可检索到繁体字的内容简介，想来是向港台和海外推介的。简介写道：“作者是中国古典小说资深研究者，这部论文集重在探讨我国四大古典小说的写作艺术、人物塑造、版本异同、研究方法等等。全书笔调明练、文字从容，是中国古典小说鉴赏的一本理想读物。”我个人大体认同这个简介，其中“笔调明练、文字从容”尤为中肯，但归结为一本鉴赏读物是不够的。敬圻之文大多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颇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一般的鉴赏之文很不相同。作为学术文章，虽有理论底蕴却不摆理论架子，虽以前代、同代或域外的作家作品作比却不枝蔓，点到为止。总之，在平易灵动中自有一份厚重。这应是学术文章中的上乘之作。
我读过刘敬圻和她夫君陶尔夫合著的《南宋词史》以及有关岑参、小晏、李易安等诸多诗词方面的专论。1986年，我有幸在广东肇庆一韵文学的会议上认识陶尔夫先生，那真是一位谦谦君子，深研词学，惜乎天不假年，于1997年猝然离去。《说诗说裨》一书为二人合集，许多篇章可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敬圻的“说裨”及此后有关小说的文章我大体都能看到，其中最为熟悉的自然是涉“红”的部分了。
最早看到的是《“淡淡写来”及其他——红楼梦描写大事件、大波澜的艺术经验》，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辑上，这篇“淡淡写来”的文章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淡淡的描述、淡淡的格调，正是《红楼梦》有别于其他古典名著的特色，那些惊心动魄的高潮都是蜿蜒而来，逶迤而去，那些深沉的寓意和前后的呼应又多在无意随手之间。红学前辈李辰冬谈《红楼梦》艺术特色的小浪、大浪起伏相继、不知起止之说为大家熟悉和服膺，敬圻的分析更为详尽到位。今天在《红楼梦》热度过高、“夺目”眩晕之际，再来温习这“淡淡的”本色不啻是一服清凉剂。到了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敬圻作为大会的东道之一，认真准备，正面攻坚，提交了有分量的《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会前就已印好发给了大家。记得那次会议我缴了一篇有关《红楼梦》和张爱玲的文章，其时红学圈对张爱玲很陌生，正合我边缘化的本心，既不必发言，亦不入文集。但敬圻就不能像我那样偷懒，必须面对当时很热门的主题、主线问题，作出与会议主题相符与主办身份相称的答卷，在我看来这是很难驾驭的，然而敬圻却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多义性”在今天也许是常识，当时却是新鲜的，文章完全摈弃了过往非此即彼、鱼与熊掌不能得兼的思维模式，从古今中外文学的历史事实出发，从作品本身丰赡复杂的内容出发，提出了在阐释和把握主题的各种真知灼见之间，为什么不可以相容互补、相互吸收呢？并且认定每一种合理的解释都是有价值的，而每一种解释又都不可能穷尽其对象。从而正面阐述了对主旨、主线有理有据又颇具弹性的见解。我想此文大度包容、辩证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是得到了多数学者认可的，并且留了足够的地步予后人。相对于题目之重大，此文不长，要言不烦，恰为“论纲”。上举两文都不脱敬圻低调本色，“淡淡”一文自谓意在为当时文学艺术民族化的讨论提供一个例证；“主题”一文则明言早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古老而敏感的议题，而敢于涉足是仗着“不是专门家”。
相比而言，更为低调是其后《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由题目就可见出，是“一面观”而非面面观、多面观，更非全面观；“困惑”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竟有“五种”之多。总之，是一种探索的、商榷的、诚恳的态度。事实上，揭载于《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1辑上的这篇文章，影响更大，至少在笔者心目中是这样。我以为，不论人们是否认同文中的具体论述，有两点十分可贵。其一是敬圻的学术勇气，如她在开篇时坦言，谈薛宝钗顾忌很多，涉及她所敬重的师友，然而她还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本着探讨学术的诚信和虚心亮了出来。学界朋友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名家讲《红楼梦》唱对台戏的佳话，那就是北大教授吴组缃先生和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他们观点不同，各抒己见从而嘉惠后学。敬圻其时正求学北大，想来亲历其境。其后吴组缃先生一直任教北大，更是新时期中国红学会首任会长，1988年在芜湖的全国红学研讨会上，吴先生给大会作的学术讲演中，又着重讲析了薛氏的皇商家庭和宝钗表里不一的巧伪性格。敬圻所见显然与吴师不同，她能勇于表述并形诸文字，正是北大优良学风的体现。其二，正因此，这篇文章推动和深化了关于薛宝钗以及红楼人物的研究，促使广大学者思考和探索，我本人就从中受益良多。80年代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关于薛宝钗的文章，很是浅稚，对此一直关注，敬圻之文说了某些我想说而说不出和我根本没想到的话，当然我也感到困惑而且时至今日仍在困惑之中。总之敬圻此文足可成一家之言，给人以诸多启发。此后，她陆续有《林黛玉永恒魅力再探讨》（《求是学刊》1996年第3期）、《贾宝玉生存价值的还原批评》（《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辑）、《红楼梦女性世界还原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诸文，她清醒地意识到都是些“说腻了、又不得不说”的课题，而她却能低姿态高水准地就这些题目“接着说”，说出新意。
再往后，我很难看到敬圻的所写了，她说，近年来，即便是有文章，也只发在地方刊物上，而把那些所谓“核心期刊”的位置让给年轻的、更被“量化”所制约的同事。这符合她一贯为人处事的作风。她从来为他人想、为学生想、为“梯队”的接续者想，这就是她数十年来无论为师为长为领导、为妻为母为祖母，任何一个角色都能尽责到位的原因。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深知她在校内外有很好的人缘和很高的人望，也为之付出很多，直至现在仍不能完全卸下重担。2004年黑龙江大学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这副重担落在了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敬圻身上。此乃大型项目，要求客观性、资料性、工具性，其中取舍详略均费斟酌，主持其事烦难可知。最近一轮的修改是从去年到今年，敬圻用了十个月做了一次全面通改，耗时费力，盼望能早日结项。
作为老朋友，私心指望敬圻能如愿以偿地放松下来。其实，敬圻有很好的艺术感受力和想象力，《明清小说补论》后记中说，她觉得这书“像一道冷拼盘，或曰从旧衣店里走出的模特儿”，这固然是自谦，那比喻则让人不由得想起张爱玲；她行文中常有重叠的、排比的句式，又令人想起王蒙。我常想敬圻本也可当个作家的，当然，她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勤于学敏于思，善于抽象言语逻辑。做个教授、学者也完全胜任愉快。人生原本不能设计，只是到了这个钟点，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和空间，这应当不算是奢望。
（此文原载《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