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大时代”，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物阜民康社会蒸蒸日上的承平盛世可以称大时代而无愧；祸乱频仍天下鼎沸的年代无疑也是大时代。生活在所谓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人有权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而夸耀；生活在春秋战国、三国纷争、五胡乱华、安史之乱时期的人何尝不可以称美自己面临着历史的悲壮景观？读前人的书，可以发现这些作者在议及自己的时代时，几乎都异口同声说自己所遇的时代为前所未有，或好得不得了，或坏得旷古未闻，甚至对平平常常的沉滞时期也觉得异乎寻常。虽然宏观地俯仰古今，他们所记述的大事只是些茶杯里的风波。
有些历史事变必须在一个因果大链环中才能发现它的意义，这种因果链环必须经几个世代乃至跨世纪才能完成。本世纪中国最大的历史事变是发生于我降生那年的“五四运动”。这个认识我得之于1934年认识的一位长者，以后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蒋介石政权覆灭等等“大时代”，历事愈多，愈从事实的印证中佩服这位长者的见解之正确和深邃，对他怀念弥深。
他叫凌强，也许这是他的笔名。他是当时一家销路不广的《杭州日报》的编辑，我因投稿而认识。他原是之江大学的教授，不知为什么事被学校解聘，当了这家穷报馆的编辑。妻子死去，报社常要欠薪，独身租住在两间卑陋的平屋里，伙食搭在房东家，生活相当清苦，一屋子书是他的唯一财产。报馆只有三个编辑，除了地方新闻、文教、社会新闻以外，要闻、国际、副刊全是他一人包了，一张对开报他一人占了两版半。晚上上班，因而起得很晚，余下的时间全是读书、写稿、译稿。衣着很不讲究，样子像一个十足的潦倒文人。
但他真是渊博极了，不过他的文字远逊于口头表述。他很健谈，评骘人物世事无所顾忌，可说肆无忌惮，但我听了十分过瘾。至今还记得他的一些辛辣而风趣的谈片。比如，他说中国政治是“三头”当道，代代相传，指的是曾剃头、袁大头、蒋光头，“曾剃头”之称我是第一次听到。又如，当时蒋介石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其中一条是行人靠左走，他说，人极右，走路却要靠左。可谓语妙天下。那时浙江国民党的一个头头又兼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办了一所树范中学，他斥道：树他妈什么范？树党棍、淫棍的范吗！许某就是假意和郁达夫交游而勾引了后者的后妻的那家伙。凌强留学过日本，可能也认识郁达夫。
那时正是抗战前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进步舆论都称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大时代，一次他就从“大时代”展开了议论，讲了本文开头的一番话。同样的意见还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多次。要旨是“五四”运动是中国20世纪大时代的总题目，全出戏剧要“五四”提出的民主、科学的任务完成了才算结束，才转入下一幕。他那时断定，同日本鬼子拼一场是避免不了的，那也只是实现“五四”这个大时代目标的一场戏，以后也许还有多场，如链串环，一环一环地达到以“五四”为标志的大时代提出的目标，像医病一样这是一个疗程。中国发寒发热，如果病根不除，都只是这个大时代的过程，这个大时代的多番痛苦的历程……
我没有能把他的论点表达好，他说得要生动真切，逻辑力强得多。他的这一精辟独到的历史观，当时我听了虽觉得近理，但并无实感。经历了抗日战争、蒋政权覆灭、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以至“文革”时期的对于“五四”精神的大反动，深悟他的观点都一一经得起事实的印证。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当时，都被称为“大时代”，岂不都只是实现“五四”这个目标的大时代中的多番痛苦的历程，一个个的插曲？至今苦难尚未穷尽，大时代还没有落幕。于是，我常常想起凌强先生。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几天，我在上海，得悉他已死去，大概只活了五十岁左右。解放前一次偶然和马叙伦先生谈起，马先生也认识凌强，说此人是出了名的“畸人”，可见知道他的人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