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可谓源远流长，直到我懂事，中国的老一辈人都是很敬重文字的，带有神圣的敬畏感，连上有文字的字纸也不肯、不愿，其实是不敢随便丢弃的。我小时候，20世纪20年代，还常听得大人教训孩子，不能任意糟蹋字纸，不敬惜字纸是要遭天打雷劈的。40年代我在成都，有位亲戚老太太，那人迷信入骨，倘在垃圾脏秽处拾到一枚铜钱或铜元，她要用水洗好几遍，洗净了还要在孩子头上顶一顶说祷一番。是珍爱这枚小钱吗？不。她是因为钱币上面有字，就是“乾隆通宝”“嘉庆通宝”之类镌铸在钱上的文字，字是不能随便亵渎的，那意思也同糟蹋字纸要挨天打雷劈同理，必须虔敬地用这番手续补过。这事常被亲戚后辈引为笑谈。
那时，至少在抗日战争以前——以后我就不大注意了，城乡各处的某些角落，常可见到专用以焚化字纸的砖砌的炉子，上面就写有“敬惜字纸”字样。乡镇上的土谷祠、关帝庙、观音殿，更不说文昌帝君庙，这些祀神之处肯定有一座标明“敬惜字纸”的焚化炉。这里头全无讲究环境卫生，不乱丢废纸这样的用意，唯一的道理便是字纸不能糟蹋，要敬惜。敬惜的最佳方法，就是一把火烧掉还给上天神灵，祭神敬祖的纸马财帛不也是用焚化的手段献给神道祖先的吗？看来火是沟通天人阴阳的“伊妹儿”那样的玩意儿。
先前的人为什么如此敬惜字纸，即敬畏文字呢？这很容易理解：旧时能掌握文字的读书人少，而当官儿凌驾于群氓之上者又全是知书识字的老爷，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于是，被治的群氓便视文字为神圣，必须敬畏；而治人的人则要自神其术而呵护文字的尊严，制造文字不可亵渎的神话。两下里一凑，就形成了“敬惜字纸”的心态和风习，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和另一面的“人生识字糊涂始”“人生识字忧患始”之类的叹息恰好相反，后一种是倒霉的知识分子的牢骚，与大众无缘。
中国慕古文化的历史观一定要把一切文明的创造归之于某位圣贤，文字的创造也不例外。古书上都说文字是黄帝时的史官仓颉发明的，仓颉就理应成为神道，但崇祀仓颉的庙宇不多，我只在抗战时期路过陕西宝鸡附近的一所庙宇的偏殿上见到过仓颉的神像，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字王菩萨”。其像面目狰狞，青面獠牙，额头两边突出有如两只角，一点文化气也没有。当时想不通何以会把仓颉塑造成这么一副怪模样，心想大概因为仓颉又作“苍”颉，仓、苍字通，苍是青色，故而给他一个青面孔；至于为何弄得如此凶神恶煞则没有想下去。
记得少年时读《淮南子》，读到《本经训》一章中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一句，真给搞糊涂了。“天雨粟”，正如“天上掉下馅儿饼”，是美事；“鬼夜哭”，是预示将发生灾祸。一吉一凶，何以两件事并发呢？读此句下的高诱注，也仍不能通解。高诱的注文意思记得是，创造出了文字，人愈来愈机灵，人间就会萌生诈伪，人们都会去钻营，就会废弃耕作，于是要缺粮饿肚，上天怜悯百姓穷饿，才“雨粟”了。“鬼夜哭”是因为鬼怕文字难为它，故而哇哇哭了。讲得也稀里糊涂，莫名其妙。注文又说：“鬼”恐是“兔”字之误，因为写字要用笔，做笔要用兔毫，兔子就遭殃了，故而伤心痛哭云。这就愈发是胡扯了，仓颉既是远古黄帝时代的人，那时根本没有发明纸笔，今见的最早文字是殷商时期刻在牛骨龟甲上的甲骨文，兔子怎么能未卜先知，在千数年前就预知秦以后的书写工具呢？
如果这种“时间隧道”式的解释都能想当然地说出来，那就也可以把“鬼夜哭”之“鬼”解释为历代以文字著书立说的文人之鬼，他们预见到20世纪60年代将有一次“文革”，他们呕心沥血的著作都将被造反派抄了去付之一炬，忍不住要伤心泣血，涕泪滂沱了。
这些都是闲话或曰废话。总而言之，先前的人都是敬惜字纸即敬畏文字的。这种尊崇或畏忌文字的情结至今仍隐隐活跃在人们的观念里，人们更相信文字记载下来的道理而甚于口说，什么事都相信“有书为证”。虽然也有个把如孟子那样对古史《尚书》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多数人还是相信“上了书”的没错。一些掌握文字的人更迷信文字的魅力，海天海地地吹嘘文字的功效，说什么“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呀，“笔尖儿横扫五千人”呀，“试挥如椽笔，万众尽辟易”呀，牛皮拣大的吹。与此相应，也真有一批神经衰弱的权力者，大抵是怀有“敬惜字纸”的原始情结因而迷信文字威力的主儿，害怕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被“上了书”传播开去。哪怕这些事人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但只是口头传播，发牢骚或骂娘，都无妨诈作不闻，或闻了也没法堵人的口，即使在“舆论一律”操作得很地道的年月，民间也难以禁绝，总不能援用秦律的“偶语弃市”吧。可是倘形之于文字却是碍难容忍的，要设法认真对付。这遂使历朝历代都不断有禁毁书籍并殃及写书人那样叫作文字狱的事情，有的凶残至极，遭杀戮和禁毁的旧魂新鬼便真是要“夜哭”了。
“敬惜字纸”的情结里含有惧怕文字威力的疑忌，再由一种病态的敏感夸大了文字的威胁力，权力者便要惶惶不可终日地对付其视为异端的文字，以为堵住这玩意儿就可消除心腹大患。其实，中外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文字就能把一个权力结构冲垮的事例。中外古今的暴君虐政，其溃败均非文字所致，鲁迅所谓“一篇文章赶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跑了”是也。鲁迅的文字威力可谓大矣，但蒋介石反动政权并未因鲁迅的诛伐而垮台，直到自己搞得天怒人怨，才被解放军赶出大陆。苏联的崩溃难道系于几个不同政见者或反苏作家的文字威力吗？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喊叫充其量不过起了点送葬曲的作用。纳粹德国则直到希特勒自杀也不曾形成有气候的文字异己力量，稍有叛逆性的文人早已流亡到国外去了。“武器的批判”才是致命的，而“批判的武器”则管不了多大用。
意大利法西斯统治的崩溃更证明了文字的无力。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意大利的主流文学家都和法西斯政权合作得很好。试举那一代有国际声誉的大作家，如邓南遮，和墨索里尼私交极好，充任国家科学院院长；马里内蒂，写过《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位意大利作家协会主席不但是墨索里尼的帮凶，还随军出征效力；邦滕佩里，20世纪20年代起就是墨索里尼的吹鼓手，作《奇妙的现实主义》为法西斯制造舆论；帕皮尼，为法西斯政权大唱赞歌，本身原来也就是沙文主义者；得过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家皮蓝德娄，虽不“附逆”，也和法西斯政权处得很融洽；另一个得过1926年诺贝尔奖的女作家黛莱达，情况也和皮蓝德娄相近。这些构成意大利文化代表集团的人物不但从未伤害过墨索里尼，还为他帮忙或帮闲。外加美国意象主义大师的庞德，既是墨索里尼的密友，又充任法西斯电台的主持，甚至不惜反对其祖国美国。总之，说文字的力量，墨索里尼可谓占尽春光。文字既未损害过他，也不能挽救他免于被吊死。正面和反面的史例都证明文字的威力不过尔尔，文人自视过高的吹嘘固属自作多情，害怕文字的威力者也只能归之神经衰弱。
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为“敬惜字纸”情结或心理遗传基因所缠绕的中国人，才最为夸大文字，猜忌文字的力量，才如此神经紧张地窥伺文字的动静而作出神经质的反应。民间早已纷传的不顺耳言谈，不能学古老故事中的周厉王那样亲派卫巫（古之克格勃）监察以弭谤，可是一旦形之于文字就不能容忍，必须事先用“纪律”“打招呼”来严防，倘有人不听告诫，便要如当年徐懋庸致鲁迅函所提示的“实际解决”——办法也多的是，“黄牌”警告，褫革乌纱，使之无疾而终。各种法外之法无施而不可，舆论监督永远敌不过监督舆论。若问这种监督舆论的“实际解决”法是否有明文规定，是否可以出示一二？对曰：那是不能随便拿出来的。其惜护之诚和其神秘性，仍可归为“敬惜字纸”。
《杂文月刊》200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