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弟生下不久，祖母开始思乡心切，吵着要回省城了。父亲最终同意了祖母的要求。于是，祖母就带着我的大弟弟先期回到了省城南昌。祖母一走，我母亲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我非常理解母亲，因为这是一个给她带来痛苦的地方，因为她的心里还深深爱着我的父亲。然而，她却无辜地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而且是永远地失去。这是她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痛。另外，我的大弟弟随祖母去了省城，他也是母亲的亲骨肉啊，母亲不能看不到他。
半年之后，母亲正式向父亲提出要回省城。父亲当然巴不得这样。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和刚满周岁的二弟，离开了那座令我们辛酸的小城。我们坐着长途汽车，在路上整整颠簸了两天，终于回到了省城。而我的父亲，总算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和那位所谓的继母在那个小县城里生活了。
几天后，一位远房大伯为我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国营菜市场做营业员。母亲有了自己的工作，特别地高兴。在上班的第二天，就搬进了单位的女工宿舍。我就暂时留在了祖母的身边。
这天，表哥带着我去附近的一所小学办理入学手续。谁知，学校里的老师问什么话我都听不懂，我讲话老师也听不懂，我那一口地道的赣南土腔令校方一筹莫展。最后，学校要我回家先过语言关，等下学期再来报名。不懂事的表哥和傻乎乎的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家了。
我憋着一肚子气，在家里拼命地学省城话，学普通话。同时，我也成了祖母家的全职小佣人。每日里，我要负责挑水、扫地、洗菜、劈柴、洗碗筷、洗衣服，剩下的时间就是照看两个弟弟。这是祖母交给我的法定任务。
每天日落黄昏后，祖母吃完饭，剔完牙，便会精心打扮一番。而后，穿上一套白色的丝绸服，上衣口上斜插着一块香手绢，摇着一把鹅毛羽扇，踮着一双粽子般的小脚，出门看戏去了。祖母是一个典型的戏迷。对京剧、黄梅戏、赣南采茶戏等，她都喜欢。祖母一走，这个家就全归我照看了。我就在家里扫地、洗碗筷……等做完一切家务，再把两个弟弟安顿好后，我又开始在油灯下为祖母做烟卷。那时，父亲还在赣南老区工作，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十分有限。我们全家的生活费用平均下来每人还不到五元钱。也许是当时的家境所迫，祖母总是想着法子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来用。祖母的烟瘾很重，每天都要抽掉一包香烟。但每次她抽完一根烟，烟屁股是坚决不丢掉的。积累到一定数量后，便要我将这些烟屁股一个个剥开揉碎，放在太阳底下晒上一天。然后，把它们加工成一支支的烟卷。
做这种烟卷还挺有意思。首先，你得把薄薄的旧日历纸裁成一张张一寸宽三寸长的纸条，然后在纸条一侧的边沿薄薄地涂上一线糨糊，再拿一个比较完好的烟头放在烟纸的顶端，用铅笔顶住烟头就势一滚，一个小圆筒就做成了。然后再把烟丝往小圆筒里面灌。灌一下，顿一下，再用铅笔把烟丝稍微塞紧，等烟丝灌满后，就把最上面的一头捏紧封口，一根香烟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为了节约灯油，祖母特别给我备了一盏没有灯罩的最廉价的小煤油灯。这盏小煤油灯是给我晚上做作业和做烟卷专用的。每天晚上，都是这盏小煤油灯陪伴着我，那一缕缕冒着黑烟的火苗，总是把我的鼻尖舔得黑黑的。
祖母每次出去看戏，总是要到很晚才能回来。两个弟弟早已在我身边进入甜甜的梦乡。而我却是不能睡的，因为我要等祖母回来为她开门。有好多回，我实在困得不行，就伏在桌上睡着了。油灯的火苗烧焦了我的头发，甚至把我的额头燎出了水泡，但这都算不了什么。最惨的是，有好几次我睡得太沉，祖母老半天叫不开门，在外面把门板拍得“嘭嘭”直响。我惊醒后，跳下地去拉开门栓，迎接我的便是一顿恶骂和痛打。
那时，母亲每个星期来看我一回。每次看到母亲，我的眼泪就会刷刷地流，但我就是什么也不说。我不想增添母亲的痛苦。后来，有些好心的邻居把我的事偷偷告诉了母亲。看到面黄肌瘦的我，性格刚强的母亲再也忍不下去了，就和祖母大吵了起来。到后来，母亲找单位领导哭着诉说了我的情况，富有同情心的领导终于破例同意母亲把我带到身边。母亲在她的单人床边加了一块木板，我也住进了女工的集体宿舍。
盼到开学了，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名上一年级。负责报名的老师提出了好多问题考我，我都对答如流。我出色的表现博得了老师的好感，马上收下了我。
在母亲身边，我很快恢复了孩童的天性。那时，单位里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和我一般大小。每天晚上，大人们在单位的楼上开会，我们这群小家伙就在楼下大闹天宫。单位里有十几辆拉菜的三轮车，我们就一人骑上一辆，在菜场内的过道上骑着玩。后来，我们个个都能骑着跑了。我们就开始比赛，你追我，我追你，沿着四周的过道一圈又一圈地骑。有一回，因为我们骑得太快了，几辆车撞在了一起，把过道旁的玻璃柜台撞了个稀里哗啦，满地的玻璃碎片。这个祸可是闯大了，楼上开会的大人们闻声跑了下来，毫不客气地逮住了我们几个领头分子。这个时刻，母亲把我一顿狠揍。我记得，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
还有一次，更是有趣。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菜场食品组的玻璃柜台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中秋月饼，是准备第二天开市卖的。到晚上，大人们又在楼上开大会。我们这帮贪吃的小家伙再也忍不住了。随着我的一声令下，伙伴们一个个钻进了玻璃柜台开始偷吃月饼。正当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有个职工下来小便。发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便一声断喝。我们吓了一跳，赶紧一个个溜了出来。这个职工马上上楼汇报去了，不一刻，大人们全下楼来抓我们了。
不一会儿，其他偷吃月饼的人一个不剩地全抓到了，唯独我这个“首恶分子”漏了网。原来我是躲在了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里。当时我在里面能清楚地听见外面的一切声音。我也知道大人们都在寻找我这个“首恶分子”。这下，我就更不敢出来自首了。我就一直在垃圾箱里藏着。到大人们散会了，有人来清理垃圾箱了，我这才被人从垃圾箱里拎了出来。当时，整个单位的人都还没有走，我母亲觉得再也丢不起这个人了，当着很多人的面，把我打了一个皮开肉绽。在我印象中，这是我这一辈子挨打挨得最重的一次，也是我母亲气得最厉害的一次。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单位干坏事了。
在母亲的单位里不敢干坏事，并不意味着我在外面不贪玩不调皮。有一次，我就因为贪玩，差点把小命给丢了。那时，市政部门在母亲单位门前的大马路上开了一条十几米宽的大壕沟，听说要铺设什么大型管道。壕沟开出来了之后，一连下了几场大雨。壕沟里的水已经有一米来深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就偷偷下到壕沟里去游泳。第一次，我们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我们又去了。可这次，我就没有上次幸运了。我把衣服一脱，光着屁股第一个跳了下去。不知是水位已经涨了，还是我跳下去的那块位置本身就是一块凹地，跳下去之后，水立刻淹没了我的头顶。我那时还不会游泳。这下我开始慌了，但脑子还是清醒的。我想，我不能死，我一定不能死！一种求生的本能让我拼命挣扎起来，我一边将身子使劲往水面上蹿，一边使劲喊救命。但我刚喊完一个“救”字，人又沉下去了。我记得我在水里扑腾了好长一会儿，但就没有一个人来救我。事后，我才听伙伴们告诉我：当时，他们几个正在我的旁边玩，他们也看到了我在水里扑腾，可他们还以为我是在表演踩水的绝技呢，所以根本不理会我。就在这个时刻，他们突然看见，有一位年轻的叔叔，从路边房子二楼的窗口纵身跳到了离地面很高的土堆上，并且一下跳进了水里，把奄奄一息的我抱了上来。我终于得救了！那位叔叔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可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了，事情过后也没有去打听这位叔叔是干什么的？住在哪里？也没有去问母亲后来发生了什么。到现在，我只是记得确实有这么一件事情，我那次的确是差一点没命了。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大的一次生命历险。
事隔不久，我又闯了一次大祸，把我母亲气了个半死。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小调皮蛋没事干，又开始骑三轮车玩。骑着骑着，我们竟然把三轮车骑到了附近的大马路上。一会儿，我们就疯狂起来，开始在马路上互相追逐。在我们当中，我的三轮车是骑得最好的。当时，我一个人骑在了最前面，几个家伙就在后面拼命追我。这时，我的前方突然开过来一辆汽车，我慌了，来了个急刹车。没想到我刹车太猛，整个车身向前来了一个前滚翻，把我整个人活活地扣在了车斗下。我当时就被压晕了过去。等我醒过来时，才知道，我的左膝盖已经是粉碎性骨折。这一次负伤，让我整整两个月没有去上学。我母亲气得只有把泪水往肚子里吞。我那时实在是太调皮太调皮了。
在母亲身边的这几年，正是处于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当时的物质生活是可想而知的。我们那时经常没有粮食吃。母亲单位的食堂里供应给我们的常常是一些豆渣饼、红薯根和菜叶粥。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这样，但我的精神生活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我的生活依然是快乐的。在母亲这里，我读完了小学三年级。可以说，在我的少年时代，这是我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三年。
我在母亲身边生活了三年，由于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原因，母亲无法继续留我在她身边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再次求助于祖母，并表示将每月资助我读书和生活的费用。精于算计的祖母这才答应收下我。已经懂事的我怎能不知道，她身边需要我这个小佣人，已经长高了许多的长孙，现在可以为她做更多的事情了。
在祖母身边的日子里，我每天的生活又是怎样度过的呢？不用说，还是那样。每天清晨，我要最早一个起床，先把水缸里的水挑满，把屋里屋外的地扫干净，把炉子里的煤灰倒掉，把生炉子的柴劈好，然后，空着肚子去上学。到上午的第二、三节课之后，我会饿得眼冒金星、浑身无力。放学后，还得接着为祖母干这干那。到吃饭时，两个弟弟可以在饭桌上大闹天宫，而我却是从来不敢上桌的。因为我害怕祖母那两道锥子般的目光。我只能端着大半碗饭，随便夹点菜，坐在一旁低头吃着。我还记得，祖母很喜欢吃豆芽，家里的餐桌上常常有豆芽这道菜。我也很喜欢吃豆芽，但我绝不敢像弟弟他们那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我只能是一根一根地吃，一根豆芽必须要咽下一口饭。更令人不平的是，每天晚上没吃完的剩饭剩菜，过夜后即使馊掉，祖母也不会倒掉。到第二天中午，她就会让我全部吃掉。我那时非常地惧怕她，我只能和着泪水吞咽下这些馊掉的饭菜。
现在想一想，祖母当时那样虐待我，也是有理由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时，我的脾气是那样地倔，从来不知道去讨好祖母，这是一方面。另外，我祖母一直是瞧不起我母亲的，要不，她是决不会同意父亲和母亲离婚的。再加上我和母亲又最亲近，你想，我在祖母身边能有好日子过吗？
那时，我们家在省城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们全家住在马路边的两间小木板房里，还是租来的。只有那么很小很小的一室一厅。外面的客厅是用来吃饭会客的，里面一间是祖母和两个弟弟住。祖母请人在后面用板皮搭了一间小厨房。在这间狭小的小厨房里，还放置了一张一尺多宽的小竹床，这就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天气晴朗的日子，还好说，我最怕的就是夜里下大雨。要是下起大雨来，小厨房里就会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每逢这时，我的小床全是湿漉漉的。天冷时，我盖的是一床小薄被，为了防冷，被子上面还压着两块大麻袋片。碰到下雨时，我就会将麻袋片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脑袋，任凭屋顶上的雨水落在我的身上。那个滋味真是不好受啊！
平时的周末，在祖母的指使下，我会挎着篮子去到赣江边的码头，捡菜农丢弃的烂瓜和菜叶，或上街捡回一串串的西瓜皮。祖母会把它们加工成每天饭桌上下饭的菜品。
那时，我每天最渴望的就是能美美地吃上一顿红烧肉，真正地吃上一顿饱饭。但在祖母这里，这永远是个梦想。
终于有一次，祖母熬了一锅猪油，把黄灿灿的油渣盛在了一个大碗里，并且用竹篮挂在了饭桌上方的房梁上。一会儿，祖母带着大弟弟出去吃早点了。我再也挡不住这油渣的诱惑了，当即搬过一条长凳，爬上饭桌，把一只脏兮兮的小手伸进菜篮。我抓出一把油渣，狼吞虎咽地吃着——多香多脆的油渣啊！我还来不及抹去嘴上的油迹，祖母却突然进屋了。她看了看房梁上还在微微摇晃的竹篮，两道锥子般的目光一下盯住了我。没说的，她已经明白了我的所为。我知道，今天又是大难临头了！我惊恐万状地望着她，浑身颤抖不停。
祖母一把揪起我的耳朵，命令我站上凳子，爬上饭桌，再取下房梁上的竹篮。当时的情景真像是一位马术师在训练一只高空学艺的小猴。而我只能乖乖照办。我用颤抖的双手把竹篮递给了祖母。祖母一看，碗里的油渣当真少了一个角。这真是人赃俱在，我还能抵赖吗？只见祖母丢下竹篮，随手从墙上的筷筒里抽出一根竹鞭，就往我的头上狠命抽打起来。鞭子越抽越快，随着有节奏的抽打，祖母的嘴里发出了有节奏的吼声：“让你偷！让你偷！让你偷！让你偷！偷！偷！偷……”
我紧紧地抱着脑袋，咬紧牙，一声不吭，任凭她打。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的心底加深了对祖母的怨恨，并开始了我的叛逆行为。直到有一天，我又无辜地遭受一顿毒打时，我第一次勇敢地夺过了祖母手中的鞭子，吼出了一句：“你再打，我可要拉你去派出所了！”
我这一吼，可不得了啦，祖母把鞭子一丢，气急败坏地跑到了居委会，把居委会主任叫来了。那个居委会主任也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太太。在平时，常和我祖母在一起嘀嘀咕咕，很聊得来。那老太太一来，马上就开始训我，说我小小年纪就目无尊长，还说什么祖母打我是为了我好等等。我气极了，不想再听她口罗唆下去了，撒腿就往外面跑。就为这件事情，祖母喋喋不休地骂了我好多天。而且逢人就说。我长大了以后，才明白，祖母对这件事情这么恼羞成怒，是因为她这辈子，还没有遇上过一个敢当面反抗她的人，我是第一个，而且还是她的孙子。她能咽下这口气吗？
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依然很困难。在祖母身边的日子里，除了寒冷的冬天，其他季节，我几乎每天都是打着赤脚去上学。夏天，我穿的是用旧衣服改制的短裤衩和用口罩纱布缝制的小背心。平时我用的墨水，是两分钱一包的劣质墨粉泡成的。铅笔用到不能再用时，就用小竹筒套住铅笔头继续使用。而最让我伤心的是，每逢学校包场电影、外出郊游，或是学校要求订《中国少年报》的时候，我常常是哭干了眼泪也讨不到祖母半个子儿。那时，看一场电影是五分钱，订一个季度的《中国少年报》是三角六分钱。但吝啬的祖母就是不给。弄得班主任老师常常来家里了解情况并且做祖母的工作。这一切，我从来没有向母亲提起，我没有理由再让母亲为我伤心。
有一次，母亲背着祖母，偷偷塞给了我一元钱。这一元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我用这一元钱，买了一只我渴望已久的没有胶皮的乒乓球拍和一只乒乓球。剩下几毛钱，我解决了好些天的早餐。
艰辛的生活和磨难，激励我更加拼命地学习。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我当过班长、中队长，我酷爱吹笛子、打乒乓球、画画，还爱跳舞唱歌，是班里最活跃的文艺宣传骨干。我独立组织过班级的漫画展和中队主题队会，我创作的相声小品节目也深受广大同学的喜爱。在这里，我很想说一个小故事。那是我刚刚学吹笛子的故事。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两三个男同学很喜欢吹笛子，常常把笛子带来学校吹，并且常在一起切磋和练习，使我深受影响，于是也想学。可我没有钱买笛子。没有笛子，你再喜欢也没有用啊！怎么办呢？我实在是太想学了。不久，机会来了。有一个吹笛子的同学，数学学得很不好，每天都有几道数学题不会做，老是挨老师的骂。他正苦于找不到人帮他。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便“主动”找上前帮了他一次。他很感激我。我就对他说：“这是小事一桩，以后，你有不会的数学题尽管来找我，我一定帮你！”那个同学高兴坏了，问怎么感谢我。我就趁机提条件了，我要他每天下午放学时，把笛子借给我晚上吹一吹，到第二天上学时再还给他。这小子满口答应了。就从这天起，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吹笛子了。我们家那时的房子就那么一点点大，我不可能在家里吹，再说，我也不敢在家里吹。我怕我的祖母。于是，我就拿着笛子去外面的马路边吹。吹到很晚了，我才回来。可我还是没有吹够。在睡觉的时候又继续练。为了不让祖母发现，我就把棉被紧紧地盖着自己的脑袋，憋在被窝里吹笛子。每天晚上我都是这样。简直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吹笛子有了很大的长进，已经能吹奏好几首歌曲了。
说到我喜欢文艺活动，我一定会想起一个女同学，她叫刘思洪，她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能记住的小学同学的名字。这位女同学当时是我们的班长，学习成绩和我不相上下，模样也挺俊，是女同学当中最拔尖的文艺骨干。我和她作为一对最佳搭档，常常在一起组织班级的文艺活动。可我万万没想到，这时间一长，小女孩儿居然暗暗喜欢上了我。那天，是元旦，班主任在班上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迎新春活动，要求同学们当面互相赠送礼物。活动的规则是：你的礼物想送给谁都可以，但只能是送给一个人。而且接受了你礼物的那个人，如果不喜欢你，可以不回赠你礼物。当时，我的礼物早已经送出去了，而且我还收到了别人给我的礼物。就在这时，只见那位刘思洪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了，手里捧着一张漂亮的贺年卡来到了我的座位旁。她红着脸，低着头，把贺年卡往我手里轻轻一塞，立刻跑回了她的座位。她的举动让我猝不及防。我战战兢兢地看了一眼贺年卡，上面有一行工整而清秀的钢笔字。上面写道：送给我最心爱的李七珍同学（是我当时的名字）。天哪！我当时蒙了！傻了！害怕了！抓起书包，立刻逃出教室，一口气跑回了家。就从这天起，我再也没有和这个女同学说一句话，一直到小学毕业。后来，我们同时考上了同一所中学，但不在一个班。在中学的三年里，我们常常能在校园里甚至是在楼道里碰面，但我们俩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就这么一直到了中学毕业。后来，听她班上的人告诉我，在1968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刘思洪和她的爸爸妈妈一起下放到了江西省奉新县的一个山区里，因为她们家出身不好。我这才想起，我曾经是去过她家一次的。她家有一栋很漂亮的带围墙的小洋楼，家里很富有。现在，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她当年俊俏甜美的容貌，依然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可是，我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位女同学现在何方。要是她有机会能看到我的这本书，希望她能根据书中的线索和我取得联系。
在学校里，最让我得意的是，我的作文写得特别好，语文老师常常拿我的习作在全班同学面前当做范文来读。应该说，正是那个时候，激发了我学习写作的兴趣。我那时还参加了学校的歌舞团，并荣幸地参加了全省音乐周演出。可以说，各学科的老师都特别喜欢我。至今我还深深地记得两位语文老师的名字：一位是我读四年级时的班主任邹恒心老师，那是一位严厉而又风趣的白发老头。而另外一位是我读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程香凝老师，那是一位很漂亮很有气质的女老师。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对我的启蒙教育，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每个学期末，当我把各种奖状和奖品带回家时，祖母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地尴尬。不一刻，我那位读书一塌糊涂的大弟弟便会莫名其妙地被祖母鞭打一顿。
我常想：祖母啊祖母，你为什么要这么不公正地对待我？我也是你的孙子呀！将来，你的孙子当中还说不定谁最有出息呢？
在祖母身边，我艰难地读完了小学。然而，就在我即将要报考中学的时候，命运又一次将痛苦给予了我。急功近利的祖母以家庭生活困难为理由，坚决不让我升中学。她执意要我去报考当时一家商业艺徒学校。祖母不公正的决定，使我泪水涟涟地哭了好几天。
母亲知道这件事情后，马上赶来找祖母理论。可祖母还是那句话：生活困难，不能供我读书。母亲和祖母又是一顿天翻地覆的大吵。这一吵，惊动了居委会的领导。那天晚上，居委会的几个老太太全来了我们家。当她们了解情况之后，开始同情我了，说我学习这么好，不继续上学实在是太可惜了，并且表示，等我考上中学，一定会全力为我申请助学金。这一闹，我祖母感到有点理屈词穷了，终于不再坚持她的意见了。这是我和母亲一次最伟大的胜利！因为我们终于战胜了貌似强大的祖母，我终于可以上中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