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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在东京，听到日本男人当面夸奖女人漂亮，甚不可思议。要在中国，定被啐为“不正经”了。即便是情不自禁，也应该藏在心里的，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当然，现在的中国也已不“止于礼”了，甚至在男女关系上的大胆，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是不是一种进步。
都说日本人好色，连西人都为之愕然。19世纪，有一个德国医生叫Siebold的来到日本，在江户近郊见到全裸的嫖客在妓院无顾忌进进出出，不禁瞠目结舌。他在他的《江户参府纪行》中这样记载：“妓院像餐馆一样同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白天公然进出于妓院，如同进出咖啡厅。”看日本的文学作品，更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了，比如众所周知的《源氏物语》。其实在《源氏物语》之前，还有一部《伊势物语》，不过是和歌物语，不是叙事形式的传奇物语，但“色”的味道丝毫不差。《伊势物语》写的是贵族在原业平连同一些好色男女的风流账，据说这个在原业平是有名的风流美男，一共跟3733个女子有染。至于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等作品，更是直接以“好色”为名了。这些作品，甚至有个直截了当的称呼：好色文学。
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确实有着“好色”的传统。但这“好色”跟我们理解的含义并非完全一致。“色”这概念，在日本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根据叶渭渠先生的说法，在公元8世纪的奈良时代，“色”，只是指色彩、表情；到了9世纪到12世纪的平安时代，“色”的概念有所发展了，被加上了华美、情趣等内涵，而“好色”，则是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跟汉语中的意思并不一样，并不是指色情，而有着肉体和精神的一致性的内涵。所谓“好色文学”，就是以恋爱情趣为主要内容，探索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深层的人性。这么一说，就不惊世骇俗了。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个国家、民族的文学乃至文艺，无论是欧洲的、阿拉伯的、非洲的，不是如此呢？这似乎还是文艺的本质特征。即便是传统中国，也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不过在日本人这里，被推到了极致了。日本这民族的长处之一，就是什么东西在它手里，都被发展到了极致。比如从中国来的茶道、花道，在中国人这里，无非是喝茶活动、插花艺术，至多是修身养性，到了日本人手里，就变成了“道”。又比如从西方来的电器。“好色”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古代甚至有“好色家”。
“好色”成了家，听起来就匪夷所思。“好色家”并不是谁都能当的，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和歌的名手。当个名人，已是不易，那些“追星族”一定能深切体会的。这还不够，还必须具有“礼拜美”。什么是“礼拜美”？就是在一切价值中以“美”为先。这更不容易。现在许多明星，只能做到人前“美”的，在台上，在镜头前，憋住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化着妆，取个特定视角，端着个神采、礼仪，下去之后是怎样的呢？狗仔队偷拍到的他们日常状态，往往让人失望。套用一个耳熟能详的句式：一个人在人前“美”一“美”并不难，难的是在一切时候“美”。这一点，“好色家”是要做到的。“好色”，在日本人的精神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它。即便是宗教，比如佛教。佛教在日本可谓势力强大的，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企图以推广基督教来抵制佛教，也没有动摇过佛教的地位。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按一般的推断，“色”该寿终正寝了，然而却没有。佛教在日本衍生出了许多宗派，这些宗派却几乎都打破了佛教中禁欲的戒律，其中就有“戒色”。有趣的是，很“色”的浮世绘的“浮世”，恰是来自佛语，颇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味。
在日本，僧侣是可以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父亲就是佛门弟子，生下了这个著名的儿子。据说在公元11世纪的时候，摄政的关白有个女儿，爱上了净土真宗的亲鸾小师傅，父亲甚是支持，可是对方是出家人，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事。关白就找来亲鸾的师父法然上人，问：“我今在家，上人出家，我们同是念佛，是否功德同等：同生西方，同了生死？”法然上人自然点头。关白便道：“既然出家在家念佛同等，那么就请上人命令高足亲鸾与小女结婚！”法然无话可说。自此以后，净土真宗的徒子徒孙都跟着沾光了。当然其他宗派仍然在死守着，但是口子一破，只是时间问题了。
“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这首《梦闺夜话》，是“破戒不惭的狂僧”一休的生活写照。“一休哥”在他七十八岁高龄，遇到了一个盲女，有了感情，他索性让自己从此坠入爱河。他还写情诗袒露自己的爱情生活，宣称“淫酒淫色亦淫诗”。这比那个把女孩抱过河的中国和尚冒渎多了，日本人真能把事情推到极致。也许，到了极致，才到了境界。这才是到了境界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才是根本。宗教的根本精神是反体制、反世俗的，在这个根本里，坦荡与好色并不矛盾，“真”与“美”恰是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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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明白梅兰芳美在哪里？据说他幼年相貌平平，小圆脸，眼皮下垂，无神，还常迎风流泪，秦老太太为他下过评语：“貌不惊人！”其实何止是幼年，他一辈子也没有漂亮过。作为男人，即便是留了胡子，也不够男人气；在舞台上扮女人，如果撇开演技，那模样也无论如何不算美女，既不水灵，也不轻盈，其妩媚也是怪怪的。也许艺术这东西，就是怪怪的吧？
当年梅兰芳到了日本，引起了轰动，当然日本人是爱艺术的民族。
明确地说，日本人有着这种审美取向。从日本回来的鲁迅先生对这点是有点明白的，所有他说：“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谓“男人看见‘扮女人’”，其实就是男人把对方这个男人作为女人，类似于男同志中的“1号”对“0号”。在日本，这种事并不鲜见，随手拈来的就是若干年前火爆的大岛渚的《御法度》。大岛渚搞了“异色”的《感官世界》，多年后又搞了个“男色”，再一次震惊了世界。
其实世界各国也都有这种事，包括中国。在明代，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日本最早的关于同性恋的描述，是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其中第九卷就有神功皇后二月条小竹祝和天野祝的故事，是汉文写的：皇后南诣纪伊国，会太子于日高，以议及群臣。遂欲攻忍熊王，更迁小竹宫。适是时也，昼暗如夜，已经多日。时人曰：“常夜之行也。”皇后问纪直祖丰耳曰：“是怪何由矣？”时有一老父曰：“传闻，如是怪谓阿豆那比之罪也。”问：“何谓也？”对曰：“二社祝者，共合葬欤。”因以令推问巷里。有一人曰：“小竹祝与天野祝，共为善友，小竹祝逢病而死之。”天野祝血泣曰：“吾也生为交友，何死之无宜同穴乎！”则伏尸侧而自死。仍合葬焉。盖是之乎。乃开墓视之，实也。故更改棺衬，各异处以埋之。则日晖炳爃，日夜有别。
据说“男色”之风来自于中国。公元9世纪，密宗大师空海入唐求法，将唐朝佛教寺院里的“男色”风气传入日本。空海还将此道传给了他的弟弟真雅僧正，真雅僧正于是又跟平城天皇皇孙有染，这个皇孙，就是那个美男在原业平。
中国历来有“男女之大防”，即便是开放的唐朝，至少在佛教界，也是有所忌惮的。空海在大唐，其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但是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可禁的东西，人心是活的，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能以“女”为“色”，就以“男”为“色”。“男色”往往产生于“色”禁森严的寺庙、军队，乃至道貌岸然的宫廷。朱元璋之前朝廷大多设有官妓，朱元璋认为官员狎妓破坏政事，遂下令禁止，于是渐渐的男色就盛行了。“男旦”也就是在这时候产生的。其实，日本歌舞伎中的男扮女，也是源自于禁忌。阿国创建了歌舞伎，京都、大阪一带就出现了“游女歌舞伎”，除了演剧，还从事卖淫，于是当时的德川幕府就公布了禁止女人演戏的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女人不让演，就男人来演，由年轻貌美的男子扮演女人的角色，叫“女形”，这就是“若众歌舞伎”，照样做那种事。当初是被禁没有办法的，后来竟乐于此道了，倒开辟了福柯所说的新领域，还时有殉情、私奔的事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男人“色”男人，并不是“男色”的全部。
其实，“男色”这概念一直很含混。按中国《汉语大词典》的释义：“谓男子以美色受宠，”又说：“后指出卖色相的男人。”这都没有说明白“宠”与“买”的主体。也许是因为没必要说清楚，中国是男权社会，女人是没有主动权的，这主体理所当然就应该是男人。
就连鲁迅，也只看到了“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
但其实也有例外的，比如当女人掌权的时候，比如武则天宠冯小宝们。
当然这在传统中国是特例，但是渐渐也不是特例了，还可以变换着面目“宠”和“买”，比如女人们的看“男人扮”。这其实是个男人，男人扮成了女人，表面上看，我看的是女人，并不违反纲常，但其实心里想着的是这个男人。
随着时代的开放，后来就更大胆些了，比如女人看足球，其实大多是看踢足球的男人，女“球迷”“迷”的是“人”，而不是“球”。至于看“超男”，则是明目张胆指点江山了。
女人“色”男人，在日本早就有之，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里的“好色”，就是女“色”男。女主角天性好色，纵横色界，凭借天生丽质及幼时良好家教培养出来的好气质，无往而不获。但随着年龄日增，容颜日衰，就不得不降格以求了。中国的文学，是男人站在自己性别的立场，写男人“色”女人的事，其中对女人的情欲描写，多是臆测乃至于恶测。井原虽然也是男人写女人，但是却写得比较客观。当然这该归功于日本文学的传统，日本文学的最初写作者往往是女人，写《源氏物语》的紫氏部是女人，写《枕草子》的清少纳言也是女人，女人写女人，就比较客观。当然当她们看男人，那目光也难说了。
男人要面临女人的目光，当然也面临同胞男性的目光。在这种种目光之下，不检点自己的形象是不行的，于是就得化妆。按一般的印象，武士是粗犷的，但是日本的武士也是化妆的。《叶隐》的作者山本常朝认为，为了容貌的适宜，武士“最好要不断地照镜子”，“胭脂之粉，还是经常装入怀里的比较好，倘若遭遇万一，于醉醒或睡醒之时，脸色有时会一塌糊涂。”他描绘道，五六十年前的武士，每天早晨起来，首先做的事就是沐浴，然后剃净月代，梳理好发型，往头发上喷香，修剪手足指甲，用浮石打磨平滑，为了使它艳若光鲜，再用金色草涂抹，时刻谨慎自己的起居坐卧举止。他自己也花费了很多时间这么做，因为“武士的工作，就是些这样的事”。即便是死，也要死得漂亮。如果是很邋遢的样子战死，那么这武士平素的觉悟就值得怀疑，他会被敌人轻视，被敌人鄙贱，所以身体的教养要好自为之，化妆是作为武士的修养。
听说日本女人把化妆看作对人的尊重，是一种修养，却不知道大男人也该如此。男人一生两件事：功业，女人。有的男人为了功业，荒废了对自己形象的整理，邋邋遢遢；而有的男人则是为了女人，堕落得骨头酥酥，一身脂粉气。如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就用“美”。这种美意识也体现在了武士的武器上。欧洲的骑士们也有武器，那武器大多只是考虑到实用，想方设法防身杀敌；中国越王勾践的青铜剑，虽然剑身有规则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蓝玻璃，背面镶绿松石，但也没有日本武士的刀来得唯美。当年的佐贺藩的武士，连毛毯如何使用都不知道，可是进攻大阪城的时候，穿的战盔是用香熏的。我们还可以在《平家物语》中看到，出征一之谷战役的梶原源太景季，将一枝梅花插在铠甲的背上。这时候的武器，已经超越出了战斗的血腥，与其说是武士使用武器来制敌，毋宁说是敌人使武士发现了武器的瞬间之美，他穿透了这一瞬间，把握了美的存在。
说到瞬间之美，就想到了樱花。樱花花期虽短，但是当开则开，艳美异常；又当灭则灭，刹那寂灭，用寂灭把美瞬间定格了。三岛由纪夫就憧憬这种“瞬间美的闪光”，这种向死而生。他说：“存在的确证，只能通过存在被破坏的瞬间、死亡的瞬间来得到保障。”他也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杀了。
相传最初的樱花只有白色的，武士们喜欢在樱花树下剖腹，樱花树下血流成河，从此樱花就开出了红色的花。樱花的花瓣越红，说明树下的亡魂就越多。
“人是武士，花是樱花。”樱花是男人的花，武士是花一样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