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出版人文精神是什么？它就是以出版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敏锐的个人思考和文化感悟去关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再以筚路蓝缕的精神与毅力去开掘文化创造和传承的深井。它是激情与理性、监查与自省、思辨与创新的兼容，是出版人个性文化选择和社会人文情怀的内在交融。出版人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出版业才能真正繁荣、和谐地发展。
其次，职业精神是出版精神的外现。
职业精神是从业人应当具备的职业意识、职业责任、职业态度、职业纪律等的升华，是良好职业风貌的精神展现。出版职业精神即职业精神在出版业中的体现，它是出版精神的发散和具体化。对于目前出版界的浮躁之气及由此产生的职业水准和行业信誉下滑现象，存在诸多争议。或归咎于出版的市场化改革，或归咎于读者大众世俗化需求的推动。但笔者以为，寻根究底其实是出版人自身的问题。
首先，市场化与出版职业道德下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近代商务、中华等中国出版史上响当当的老字号，其口碑就是在市场的打拼中锤炼出来的。当年它们采用的并不逊于当前的商业化操作手法，并没有让它们的社会名声扫地。相反，它们不仅仅在出版史上涂抹过浓重的人文色彩，还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烙下了深刻印记。可以说，市场、商业的因子一直都存在于出版的肌体中，只是人们的认识、关注有所差别。它们并不是现在才突然跑出来兴风作浪的，对出版产生的实际冲击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其次，更不能说读者大众的世俗化需求直接推动了出版水准的下滑。有学者指出，多维度探求出版媚俗的根源发现，媚俗中纠缠着各种力量的冲突。所谓的大众低俗需求欲望虽然是感性的，但却是被操纵、被拔升、被控制、被诱惑的。而操纵、控制这一切的无形之手，正是市场与文化生产主体目的明确的合谋。编辑出版主体对大众世俗的消费需求欲望实际上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出版物是否媚俗，并不取决于大众的世俗欲望，根本还在于编辑出版主体是否想媚俗。
其实，近代商务的巅峰、辉煌时期，中国出版也一直存在着“理想型”和“商业型”的差异。前者以繁荣文化为己任，后者则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在谋利动机的驱使下，他们中也不乏迎合部分市民低级口味、不顾社会影响的逐利行为。如一些小店为了赚钱也没少出版淫秽低劣的书籍；1916—1920年间，黑幕小说一度成为出版的宠儿。但是坚守出版道德价值理念、注重自身品位的出版群体，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始终占据着当时出版的统领和主流地位，始终是引领中国出版的“旗舰”。吴相在《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一书中归纳出了百年商务的两点精神：一是在文化理想的支撑下追求长久的社会价值；二是在理想与现实及文化与政治、商业之间追求合理性原则。商务在与时俱进中曾遭遇工运、新文化运动、民主运动等时代潮流，但商务群体有一个在社会动荡、“无地自由”时代里的进退之道，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夹缝中求生存的平衡之术。所谓“合理性原则”、“进退之道”、“平衡之术”正是那个时代的出版人于纷繁尘世中坚守出版道德价值理念的鲜明写照：他们也有面对现实的艰难和彷徨，但他们有自己执著的信念，在并不比现在轻松的现实夹缝中挣扎拼搏，他们没有坐而观望或随波逐流。而这正是今日中国某些出版人所缺少的精神。
真正的出版职业精神，一是良知。出版是关涉人的事业，从业者是人，表现的内容与人息息相关，服务的对象也是人。可以说出版是最人性化的，对人产生影响极为深远的行业。这个行业充当着社会教化者和守望者的角色，要求其从业人员起码要做到有良知。如果说缺乏一定的学识功底和文化品位只是做不了一个好编辑，那么缺乏起码的良知是根本不能去做编辑的。作为一个编辑，如果你根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触摸手头这本庸俗读物，那怎么就能推荐给别人家的孩子呢？这是一个出版人良心底线的问题。二是挚爱本业。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敬业的概念，而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消瘦，也以为快乐。”的确，书业是个耗时费力而物质收益却并不怎么丰厚的行业。编辑历来都是替他人做嫁衣的。一个人不论要名还是要利，做出版都绝对不是一个上算的选择。唯有真正挚爱这个行业，愿意为其掏空自己一切的人，才能耐得住清贫和寂寞。而一旦有了对这个行业的真诚而强烈的爱，自然就会有责任心，自然就会有好的从业风貌和职业态度，自然就能做到诚信，做好服务。爱能生衍无穷，因为爱出版，出版的一切也就有了根基。三是意志和执著。出版具有的文化特征注定了它必然是个需要悉心滋养和培育才能出成果的行业，来不得半点轻率和浮躁。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从来就应当是一个冷静、低调、有定力的群体。否则面对纷纭繁复的文化现象、杂乱无章的海量信息和来自大千世界的万种诱惑，一不小心就头脑发热迷失了自己。因此出版职业精神中不可不强调的一条就是意志和执著，少了这股子劲儿，出版是无法立足长久的。
再次，创新是出版精神的灵魂。
作为内容产业，出版和创新关系密切，出版自身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创新的元素。首先，作为文化传播和传承的一种手段，出版本质上是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反映。而客观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更新的体系，因此，作为该体系主观映像的出版也相应地呈现出创新发展的态势。其次，即便处于相同的客观世界中，创作者个体所产生的映像也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别再经由同样具有差异性的编辑个体的加工制作，便表现得更加不同。再次，图书出版还有一个载体创新、形式创新的问题。由此可见，创新元素很多，而且几乎贯穿了阅读创作、编辑整合、复制发行的始终，是出版得以上升发展的内驱力所在，是出版精神的精髓所在。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模式一直受到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制、等级制的影响，由此形成求稳、中庸的特性。这种特性极大地限制了民族的创新精神。整个民族的文化态势如此，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出版就不言而喻了。事实是，西方出版业几乎一直走在社会改革的最前沿，如活字排版传到欧洲后对宗教改革的推动，14世纪—17世纪出版对人文主义的传播等等。中国尽管最先拥有了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等与出版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但长期的封建社会却始终没能充分发挥这些难得的优势。1773年—1782年，在乾隆帝的亲自领导下，纪晓岚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这可谓我国编辑出版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但就在“四库”开始编纂的前一年，法国的狄德罗已经完成了他用20年时间主持编辑的《百科全书》工程，创造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而在四库编纂成型的十年中，欧洲诞生了蒸汽机等一系列发明，认识了人类的呼吸系统，建立了近代人类学、昆虫分类学等新兴学科。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古文献的考据穿凿上时，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以及大量的技术创造者和发明者，迸发出极大的文化原创力。也就是在那个世纪之交，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发展方向开始出现巨大反差，我们向着古老而细微的极致深入研究进去，而别人却在哲学、人文、社会、经济等学科以及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发现。1831年—1832年，当中国又花费两年的时间重修《康熙字典》时，在欧洲，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问世、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作家余秋雨对此评价说：“长久以来，向后看、创造意识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痼疾。”
新时期中国出版在创新上的表现，依旧平庸。尽管1994年—2004年十年间我国图书品种由10万增加到20万，总体上翻了一番，且每年以大体相同的比例持续增长，但整个图书出版每年也就65亿册左右的规模。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图书新出比平均值为7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出比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60％以上。根据《中国出版年鉴》1981年—2000年相关数据统计计算。如果说80年代较高新出比的出现是因为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它与出版事业重新起步的整体形势分不开，对解决当时的“书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90年代以后新出比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却是与国家在1995年提出的出版社要以质量效益求生存、求发展的“阶段性转移”目标不相适应的。在图书销售不景气、库存压力增大的当前情况下，其实质是出版社“新品救市”行为的表现。一般来说，图书不同于一般产品，在品种达到一定规模后，新品种仍维持较高比例，实际上表明图书的重印再版率低。换言之，说明图书的生命力不强，很多新书品种已不再是原创性作品。
出版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宏观态势，而且其自身还是一个囊括了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内容创新、人才创新等多方面内容的庞大体系。然而归根到底，出版创新的内核始终在于内容的创新。出版内容创新的内涵，一是勇于开拓进取、推陈出新的“发现”境界；二是长于二度转换、融会贯通的“优化”能力；三是善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扬弃”品质；四是敢于“拿来”、有容乃大的情怀。所谓“发现”境界，就是要分析、研究当前的新形势、新事物、新思潮，从中发现新的选题思路。所谓“优化”能力，就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从整体到局部全面衡量作者作品，在自我思考与作者创意的互动中，对已有成果进行再认识、再创新、再加工；就是要把编辑思想贯注到作品中去，使原作更加丰富和充实；就是要富于创造性地调配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鲜明地表现作品内容、气韵和情调。所谓“扬弃”品质，就是既继承前人成果，又不简单重复；既吸收前人之长，又不生搬硬套；既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又不搞无稽之谈，创造性地推动现有产品升级换代。所谓“拿来”情怀，就是要放眼国内外同行或他行，敢于借鉴他人视角、兼容他人思路、嫁接他人方式、尝试他人做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三、大学出版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出版
价值观还应内含大学精神大学出版作为出版事业或出版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观在性质和方向上是归属于出版价值观体系的。大学出版既有一般出版的价值认同，又有自身独特的个性。
中国大学出版的特殊性在于双重管理体制，即不但在业务上接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同时作为学校的一个直属单位或部门，它还必须接受主办单位的管理。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几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学出版和大学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
站在大学的基点上看大学出版，首先是大学教育与科研的改革和发展直接催生并逐步壮大了大学出版；其次是大学体制和规模的每一步变革和发展都相应带动了大学出版的功能性转型；再次是大学本身带给了大学出版诸多优势，在资源、管理上对大学出版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站在出版的基点上看大学，大学出版对大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一，依据大学的学科背景出版图书，大学出版社实际上充当了大学学术成果发布的平台，促使其学术成果冲破大学围墙达至社会，提升了学校的声望。其二，大学出版名称本身内含大学的名号，大学出版品牌塑造和推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学品牌二度推广的过程；大学出版品牌和大学品牌有同步提升之效。其三，大学出版为学校学术人才的培养、锻造也提供了便捷的机会和平台。很多年轻教师的第一本著作、很多教授评定职称的著述，通常都是通过本校出版社出版的。其四，大学出版每年上交给学校的利润还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成为大学经济创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因此，尽管双重领导体制给大学出版附加了多一层的管束，但大学出版与大学还是有着难舍的情结。毕竟大学出版之于大学就如同毛之于皮一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鉴于大学出版的这一特殊性，谈论大学出版价值观就绝对不能不谈“大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