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一般的政党斗争中，政治性也容易被看得高于事实。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因而那个时期新闻的事实性是受到怀疑的。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利益的牵挂，是最大公无私的，因而不怕面对事实，也能够尊重客观事实。但是阶级组成了政党，就有了自身的利益，在实际新闻工作中，政治性被看得高于事实的事情不仅经常发生，而且在一些理论口号上，也可能出现矛盾，这是强调要尊重事实的陆定一自己也难免的。例如他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要求，尽管对政治、技术有所解释，但是如何与“政治性就是新闻本身”相区分，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再如毛泽东1945年在回顾过去时说：“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这个时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平型关战役实际消灭日军1000人，但是我们一直说消灭敌人3000人，从当时我们的报道到解放后的小学课本，这种说法持续了50年，直到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才改正过来。在这个意义上，陆定一当年对“政治就是新闻本身”的批判，对我们自己也有教益的。
第二方面，批判“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新闻学常识。当时陆定一手里只有一本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于是这本书“绪论”中所论述的关于报纸的定义与关于新闻定义的表述，不点名地遭到批判，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戈公振1935年因病逝世，在文化界他是左翼的代表人物。可能考虑到这一点，陆定一没有公开点戈公振的名，但是批判上纲上线是够高的，将戈氏的观点归结为“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除了资产阶级、很糊涂、很不老实、很不科学等帽子外，还给它扣上了“唯心论”的帽子。他写道：“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总而言之，唯心论企图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的唯物论定义，而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本身，脱离开了某种‘性质’就不成其新闻。”
如果有人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而把新闻说成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时宜性、一般性本身，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可。因为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属于生活常识，并不难理解。怎么有人会不明白这样公认的东西呢？但是一看原著就清楚了，戈公振的论证根据来自德文材料，“时宜性”（Zeitgemassigkeit），指的是即时发现的事实，包括汉语中的“及时+现实”双重含义，戈氏反复琢磨，采用了“时宜”这个概念。“一般性”原意是多方面、一般兴味，很难有合适的汉语对应词，于是采用了“一般性”这个有些不大好理解的概念。他写道：“总之，时宜性与一般性，二者不能分离而存在，且互相维系而成报纸之特殊形体，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体之自身，作为报纸内容之原质。此特殊形体，可名曰新闻，即新闻为报纸之原质。”他的意思很清楚，即报纸的基本职能是提供新闻，报纸上的新闻具有时效性并要求具有普遍兴趣。这属于常识，无论如何谈不上“唯心论”。
戈公振接着谈到美国人的四条关于新闻的定义，无论前面加上何种附加的定语，均最后到“事物”、“事件”、“事实”上。戈氏总结道：“此四者均暗指新闻应以何种性质而规定。于是可知新闻之性质，不可不令一般人引起兴味，不可不得时，此二条件极为易知。”他谈到的新闻事实的两个主要条件，即一般性（令一般人引起兴味）和时宜性（得时），确实属于“极为易知”之列。他同意两个美国人关于新闻定义的“性质说”（Quality Theory），因为“性质与具体事实乃同一体，其结果可以避免谬误，不致以新闻事实之自身为新闻与否之区别，只须包括上述性质之事实，均可作为新闻”。在这里，戈氏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新闻并非是事实就值得报道，这种事实需要具有一般性和时宜性。所谓“性质说”，不过是翻译问题（译为“特点”似乎更确切些），讲的是对新闻事实的规范（规定），这种事实要有共同兴趣、及时、读者欲知、与人类的幸福相关等等。这里讨论的是新闻事实的特点，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当然是承认新闻报道的是事实。如此的论述，实在扯不上尊重不尊重事实，更与“唯心论”不搭界。
不管怎样，现在需要对传统的新闻理念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陆定一选择了“兴趣”这个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指出：“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从人的阶级性角度讲，这个道理是对的。然而戈公振谈的是一般意义的新闻传播，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理所当然地是面向社会的大众传媒的目的，因而需要考虑人类共同的普遍兴趣，这本是常理。阶级兴趣、共同兴趣，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陆定一还批判了“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就这一点而言，与戈公振对此的批判是一致的。这类新闻的主张者将“兴趣性”、“文艺性”作招牌，但不能因为他们谈到了兴趣性和文艺性，就否定新闻要考虑公众兴趣、写作要有文采。
新闻学传入中国，外部材料主要是美国的，德国的材料唯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绪章有所涉及，并且将美国和德国的材料加以融合，这是戈公振的学术贡献。德国理论思维的特色仅在这一章中可见一斑，后来我国再也没有人引进这方面的东西；加上这么一批判（除了政治帽子，还有“玄而又玄”、“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无病呻吟，夸夸其谈”等等），更无人再谈，后来的新闻理论缺少理论深度，这也是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