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欧阳常林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也曾谈起对事业的态度，有些说法与魏文彬不谋而合，甚至高度一致。他说：“我有自己执著的东西。我经常想，做任何事情，目的和价值是什么要想清楚。很多人做事情考虑的不是这个事情本身的价值，而是通过它可以为自己谋来什么好处，他不是‘谋事’，而是‘谋人’。在我看来，做事最重要，当官不重要。很多人做事是为了当官，在我看来，如果当了官反而不好做事，我宁肯不当这个官。”
作者问：“那么你怎么考虑你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对我来说，电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业，我希望体现自己在这个行业中的价值。在这个行业里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一直在思考。我不想做、我觉得不应该做的倒是早就想得很清楚：不做高度政治化的新闻。我进电视行业是70年代，那个时代的电视太政治化了，做伤了。我要走另外一条路，让电视发挥一些别的作用。”
他说每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得特别满，基本上没有个人空间。很多爱好，不得不舍弃。“我爱好很多，能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相当多，体育、文学、文艺都有，另外还有其他的爱好。我做任何一个事情，一旦投入去做的话，就会产生一定的了解和一定的感觉，能把事情做好。我在电视台当台长，搞技术我也会很在行，搞装修、搞基建，我也可以做，那时候经视台的装修就是我自己搞的。但是不能什么都做，我应该集中地做一两件我最擅长的事情，其他的都丢掉。”
作者问：“你最愿意选择的是哪一两件？”“我对市场还是有兴趣。做电视的市场，做文化的市场。我父亲就是经商的，我有经商的血统，有经商的爱好。有人说湖南人的特点是做完事再算账，江浙人广东人是算完账再做事，还有一种人就也不做事也不算账，那就是北方人。我是湖南人，但是我既做事又算账。”
15.4一条自由的鲇鱼
1995年3月，欧阳常林走马上任筹办经视。
魏文彬宣布给三样、管三条，其余什么都不管。给三样是给频率、给担保、给权力，管三条是管台长、管导向、管效益。当时厅党组研究经视的问题，不是研究怎么“管”，而是研究怎么“不管”，不是研究“管”什么，而是研究“不管”什么。
“放权放到什么地步呢？我连副台长都不给他派一个。所有的人都由他自己定，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笨的精的，他愿用谁就用谁。这在当时是要冒风险的呀，不管机制怎么改革，电视台终归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哪个干部出点事情，我是要担担子的。我还不只不管他的人事，我也不管节目，不管生产，不管收入，不管支出，不管分配，你把该上缴的给我缴足了，剩下的钱你想买什么你就买，你想发奖金你就发。”
若干年后欧阳常林大器已成，魏文彬对自己当初下的这着“险棋”极为欣慰：“你去想想，认准这么个人多不容易。才不行会搞砸去，德不行也会搞砸去。搞好了整个湖南电视就活了，搞砸了一切回到老路上，历史不但不能前进，只怕还会倒退。”
魏文彬让欧阳常林打个借条从厅里领200万元启动资金，然后就把他“轰”出了大本营：“办公桌你都别搬我一张，一切自行解决。”
200万办个省级电视台，简直是天方夜谭。为了找到便宜又合适的办公场地，欧阳常林就很伤了一番脑筋。三易其址，最后租下了湖南省文化娱乐中心空置的三四五层。为了控制成本，欧阳台长亲自钻研装修业务，亲自参与装修设计。但是，再怎么会算账，200万也是绝对不够的。电视是高成本的行当，设备预算至少2000万，只能去“忽悠”银行贷款。电视台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银行没见过贷款办电视台的，专门去找人咨询贷得贷不得，幸而找的人当中有内行的，说贷得贷得，赶紧贷吧。
1995年9月29日，距离经济电视台试播出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候，魏文彬专程前去看望还在为办公室装修艰苦奋战的经视员工，即席发表了一个精彩的长篇讲话，对经视的改革创新寄予殷切希望为什么还要办个经济台？我的想法是，一要办个全新的好台，二要让这个台回过头去带动老台。我上午在这边动员开播，下午要去湖南台那边作总结（二十五周年台庆），但是老台500人，就是没办法走出第一步。你们一开始就要走对路，路走歪了就难以纠正了，谁也没有办法。
要吸取老台教训，走一条全新的路子，不要把老台落后的东西带过来。要改革。怎样改我没有方子开，但可以告诉大家，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改革的原则就是党性原则加电视生产的内在规律。希望把所有人的精力、注意力都引导到节目质量上来，而不要放到什么官、什么长啊上面去。怎么有利就怎么改，厅党组支持你们。
改好了，一个人能做四个人的事，老台就是四个人做不了一个人的事。我希望你们超过湖南电视台，迅速超过它，反过来刺激它赶上你们，然后竞争去吧。上海东方台一百来人办的事超过上海台一千多人做的事。东方台人心特别齐，观念特别新。他们创收两亿多，上面收两亿，我觉得这会影响积极性。我们决不会对你们这么收。
魏文彬到筹备中的经济电视台加油打气的这一天，正好是湖南电视台二十五周年台庆的日子。他上午在经视讲话，下午又到湖南电视台的台庆大会上发言。相差25年的这两个台，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台，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经济电视台是他刻意为湖南电视台培养的一个对手。经济电视台开播半年后，他去视察，再次谈到创办经济电视台的初衷：今天在这里我把办台的初衷再讲一下：并不是要在数量上再增加一套，我们电视台的数量已经不少了，再多办就是浪费。那为什么又办起来了呢？我们的想法是用一个新的班子、新的机制、新的队伍、新的政策办一套新的节目，这套新节目要在长沙、在湖南遥遥领先，把老台好好刺激一下，弄得他们坐立不安，再迎头赶上，反过来，又让你们坐不住，这样形成良性循环。
魏文彬的这个招数，在经济学上叫做“鲇鱼效应”。
这个名词源于经济学家对一种现象的观察与总结：挪威人喜食沙丁鱼，俗话说吃鱼要吃跳，但沙丁鱼是一种“懒”鱼，不喜欢游动，生命力不强，很容易在运输途中死亡。怎样才能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进入市场呢？有一个聪明的船长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在每个沙丁鱼槽里放进一条鲇鱼。鲇鱼是吃鱼的鱼，比较凶悍，懒洋洋的沙丁鱼一见天敌游弋在侧，立即左冲右突起来，拼命游动以逃避鲇鱼的威胁，于是整个水槽的鱼都被激活，靠岸时鱼的成活率大大提高。
“鲇鱼效应”的实质是一种负激励：采取具有威胁性的手段或措施，刺激活力不足的企业活跃起来积极投入市场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相关物流企业。
15.5欧阳台长蹲守来的主持人
1995年12月18日，经过10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湖南经视来到了啼声初试的时刻。魏文彬亲临现场，坐镇试播出。
演播室一切准备就绪。首发节目《经视新闻》，全程直播。
1995年除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采取直播外，省级频道尚未进入直播时代，开启这个时代的将是湖南经济电视台。
主持人梅冬、宋一平已经坐上主播台。梅冬有一张典型的北方面孔，庄重大气，难得的是同时十分松弛自然。宋一平穿鲜红的西装，据说图的是开门红的吉利，鲜亮的红色十分配衬她的性格。
她是一个快人快语的大眼“美眉”，牙尖舌俐，热情爽朗，率性自然，毫不造作。之前她已经整好妆容，换好服装，忽然觉得嘴馋，就在红色西装之外披上一件黄色的军大衣，咚咚咚跑下楼去，在娱乐中心隔壁的餐厅里吃了一碗红辣辣的牛肉米粉——那是最有特色的湘味食物之一，而她是个安徽妹子。
安徽妹子与湖南经视结缘，还颇有些传奇色彩。几个月以前，欧阳常林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核桃林里一连“蹲守”了七八天——核桃林之于广院，有如未名湖之于北大，荷塘月色之于清华——观察着来来往往的学子们，踅摸着自己的目标，最后，目标锁定宋一平和梅冬。梅冬和宋一平一样，也不是湖南本土人，而是河北人。这似乎象征着经视的荧屏具有开放的姿态。
被“星探”相中像是天上掉下馅儿饼。但是对于馅儿饼来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饿的人它没砸着或是懒得去砸，砸中的人呢，却偏偏不饿。宋一平其时正在央视实习，央视其时也正处于大扩张的时期，也在大刀阔斧地改革用人机制，也为宋一平这样的人准备着机会。湖南经视，一个并不怎么发达的地区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面频道，吸引力如何能够与央视比肩呢？无论如何不能够。但是有一点它比央视强。当央视的某位领导满不在乎地对他的员工说你别以为你多了不起想进央视的人都从电视台东门排到西单去了时，欧阳常林这个一台之长可以在广播学院的核桃林里亲自“蹲守”，亲自约谈，亲自游说。而当欧阳常林成功地将宋一平和梅冬等人“忽悠”到了长沙之后，魏文彬立即亲自出面亲切接见和热情欢迎。众所周知他有一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他把当前还破破烂烂的湖南电视的前景描绘得灿烂辉煌，你听了他的话，会觉得不来湖南必将是千古遗恨。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能量来自自身创业的激情以及激发他人创业激情的能力，魏文彬是这方面的强者，欧阳常林也不是这方面的弱者。在他们的经营之下，湖南后来成为央视之外另一个具有强大吞吐能力的电视人才集散中心。
直率泼辣、伶牙俐齿的宋一平后来说，湖南人挺奇怪的，魏文彬和欧阳常林乍一看挺“土”的，可是玩儿的全是“洋”的；湖南这个地方也挺奇怪的，看起来是封闭的，实际上挺开放的，一些方面挺落后的，一些方面又挺前卫的。也许正是因为集这些相互冲突的品质于一身，这个地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爆发力。
18点整，经视启播。
直播是最容易“筐瓢”的，但试播出的第一场直播堪称完美。《经视新闻》以新面孔、新包装、新内容、新观念、新节奏、新时效令人耳目一新。
直播结束，魏老板在报道部的发稿间与大家举杯同庆。“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特地来祝贺你们。办湖南经视，你们筹备了将近一年，但我们党组却是思考了两年啊。创业艰难，同志们迈出了可喜一步。但这仅仅还是刚刚开始。电视竞争说到底是质量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干事业要人才，大家都是人才，才华横溢，厚积薄发。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创办经视是一份事业，干电视是一份事业，希望同志们把事业做大，把经视做大。为了经视的快速发展，为了大家的美好明天，干杯！”
看起来很“土”的魏文彬居然很洋派地以香槟酒来祝贺试播的成功，令这个年轻的团队兴奋莫名，欢声雷动。
这真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5岁，整个团队不到100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团队将以如下一串数字令人们感到惊诧：1996年广告收入3200万元，1997年6300万元，1998年8200万元，1999年超过1亿元。
湖南省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副书记郑培民（已去世）曾经称赞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发展为“一年等于十年，两年等于二十年”，“三年而立”。他并未指明经视的一年等于谁的十年，但似乎谁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