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挣扎——《新闻调查》类新闻子场域的变化
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播出，栏目面世的时间背景，被称为中国电视的第一个新闻年。在凤凰卫视掉头转向新闻并以其快速反应赢得节目声望时，央视开始探索和实验“谈话”和“调查”节目。央视在这个时期的策略目标是：精品、深度和大台风范，尤其对《新闻调查》寄予厚望。时任台长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新闻调查》可以视作央视新闻改革继《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的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打造央视国际大台的倾力之举。于是，集合全评论部主力铸造这个新栏目，《新闻调查》成为当时电视新闻人集英纳萃之地。[40]其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跻身像《南方周末》、凤凰卫视这些媒体的新闻业务核心领导层。因此，与其说《新闻调查》是一个日益商业化社会里新闻产品的一个生产车间，倒不如说它骨子里是一个承载着知识分子倾向电视人理想主义情怀的手工作坊更合适些。
一、90年代以来《新闻调查》子场域的资本变化
1.文化资本的变化
《新闻调查》场域的文化资本构成，比《焦点访谈》更为复杂：中国文人“兼济天下”的入世态度，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理念，政治场域通过控制社会资本注入的意识形态。
知识分子倾向[41]的判断来自《新闻调查》的人员构成和价值取向。《新闻调查》所处的传播平台吸引了许多优秀新闻人加盟。对其中的个别人来说，这里提供的是体面的工作和还算不错的收入，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实现自我价值认同、传播的平台，在他们身上，有着独立的选题取向，“对当下中国价值与制度的解构与重建无大裨益的事件与人物、众人没有下喙之处的‘教化新闻’，不会成为我主动申报的选题”。于是，如同对待一部文学作品，普通读者看到的是故事情节，文学爱好者看到的是谋篇布局，而评论家看到的则是作者的价值底牌一样，对于一些投入大量心力的新闻产品“追求意义”，已成为部分从业者心照不宣的乐趣。“每一期节目的严格思想审查和反复修改，编导们用心良苦地在封锁边缘‘夹带私货’，隔靴搔痒，所谓‘Kick in door’（体制内反抗）。虽然我对其效果感到困惑，但始终保持敬意。也许，在中国，就像刘索拉写的，你别无选择”。“这种格局也是在现有政治环境下、政治话语下的一种妥协。我们对这点，自己把它认识得很清楚”。[42]这三段话，分别来自栏目十年历程中遴选出的中生代、新生代和元老级人物。
与思想场域的互动，是《新闻调查》知识分子倾向始终延续不绝的重要原因。从栏目成立以来，邀请思想界的学者、专家来栏目讲座、讨论已经成为一项传统。秦晖、吴思、温铁军……，其中的一些学者还与栏目建立了长期联系，成为节目季度评优的特邀评委。节目评价体系的建立和稳固，使栏目制作者对思想场域的文化资本越来越敏感，最终形成了在电视新闻场域中风格鲜明的节目价值内核，思想场域的文化资本在节目有了很强的体现，尤其是在栏目初创时期，以至于有过“用电视写论文”的节目评价。
思想场域对节目内容的介入，在现实环境里只能采取的是比较隐晦的方式。例如，表征涉及对政府行为程序应合乎法律规定的监督，实质上暗含强化宪政，改革党、政、公、检、法（国家机器序列）的权力规制；表征涉及应给予个人、群体、集团更多的话语空间，实质上希望推进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等公民民主权利的落实；表征涉及种种指向“制度真空”“制度缺陷”“法律无力”等情况的监督，实质上表示应对转型期内公权缺陷进行结构性调整。
思想场域改变的不仅是节目的内容构成，更重要的是对栏目内部行动者精神世界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烙印，许纪霖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分为“依附人格”和“独立人格”两大类。“独立人格”一类分为“独立特行”和“外圆内方”两个层面，“依附人格”分为“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三个层面，而其中独立人格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43]这也是当代中国思想场域能够坚忍存在的根本原因，独立自主意识作为思想场域文化资本中极为珍视的养分，使《新闻调查》很容易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和新闻场域长期积淀下来的自生自发秩序——新闻专业主义产生共鸣。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是《新闻调查》成立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被引入并坚守下来的这也成为栏目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文化资本变化。J.阿特休尔将新闻专业主义归纳为四条信念：第一，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是公众的干涉；第二，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第三，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第四，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44]陆晔、潘忠党则对此有更为细致的描述，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45]
作为倡导新闻场域自主意识的表现，一是在《新闻调查》自开创至今，与国外一些声誉卓著的同行学习、交流就不曾间断。初期，美国CBS的《60分钟》就被《新闻调查》当做专业标杆。前者始终扮演着的“内心世界的道德守护人、睿智的真相解说者、社会危机的向导、人类终极关怀的探索者”角色，为《新闻调查》所倚重。由此新闻专业主义的诸多操作原则，在《新闻调查》的节目制作中也得到难得的尊重。以平衡意识为例，2002年播出的《和神话较量的人》，以专访的形式完成了经济学教授刘姝威揭露上市企业蓝田集团做假账欺骗股民的事件，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并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的一等奖。但在栏目内部，对该节目的质疑同样强烈，因为它没有采访当事的另一方——蓝田集团，尽管当时各贷款银行停贷的举动间接证实了刘姝威的判断，但在形式上却违反了新闻专业主义对平衡意识的要求。
另一个表现是自《新闻调查》成立以来，每年都会有数部片子因为非质量原因而被主管者“枪毙”，在2002年被毙的片子甚至接近全年节目量的1/4。这一方面说明某些片子被把关者认为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业者始终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者理念，这种理念近年来在新闻工作者中被日渐接纳已经为有关研究所证实。陆晔和潘忠党在其主持的对中国三大中心城市媒体工作者深度访谈及调查进行研究后认为，作为社会转型期间的内地新闻媒体，专业主义话语正在以碎片和区域的形态呈现。[46]因此，《新闻调查》不仅形成了与思想场域固定的资本交换机制，也形成了内部独特的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情怀和新闻专业主义融合的文化资本。
但显然，只要是在体制内生存，就必须接受已有的规则——政治场域文化资本的无处不在，甚至在《新闻调查》出生之前，第一期节目《西古县村纪事》的未通过审查，就已经投下了影子。所以，《新闻调查》的文化资本，呈现出“三江并流”的状态，也因此就注定要面对后来多种力量带来矛盾后的苦苦挣扎。
2.社会资本的变化和经济资本的变化
在《新闻调查》不长的历史上，资本变化的相互影响一直左右着其左奔右突的生存状态。所以，这里把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变化放在一起叙述。
《新闻调查》的社会资本构成同样来自两个场域：政治场域和观众场域。政治场域通过选题审批、节目审查、播出控制来管理自己拨付栏目的社会资本。而观众场域给予栏目的社会资本，则是通过美誉度和收视率来表现的，前者为栏目所看重，后者为广告商所看重。
政治场域对《新闻调查》类子场域控制的奥妙在于，既要给一些活动的空间以避免激化矛盾，又不能使之彻底放开，危及控制；既能让它成为一个政治场域的饰物，又随时可以夹带一些政治场域的文化资本。所以，反映在《新闻调查》节目内容中，人们会发现几种不同资本的“不和谐共处”：节目的前半身是思想场域的文化资本，后半身又会生生地嫁接了政治场域的文化资本，行话叫“光明的尾巴”，否则节目就无法通过审查。
场域资本交换流程中前端社会资本的控制，使得节目内容常常语焉不详和欲言又止，这影响到了后端社会资本的获得。所以，尽管《新闻调查》开播了十多年，虽然在新闻场域内和思想场域内获得了良好口碑，获得了一些象征资本，但却从未在观众场域“生产出轰动效应”[47]，至少表现在收视率上是这样。
而这时经济场域发生的变化，使得收视率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指标。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媒介之间竞争的加剧，央视在2002年开始了市场化的考核机制——收视率末位淘汰。至2003年，央视内部的工作简报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提法，《新闻调查》从此越来越感受到了收视率的压力，如何“讲好故事”，成为《新闻调查》很长一段时间热门的业务研讨。雪上加霜的是，2003年初栏目的首播时间从周六晚的9∶15黄金时段，调整周一晚10∶35，与《开心辞典》《幸运52》等七档节目组成“精品栏目走廊”，并进行收视排名，考核时段内连续末位者将被调整出中央一套，《实话实说》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而《新闻调查》的日子也岌岌可危，竞争收视排名收视率自2.75降至1.08（调整后24期准点播出平均数据），平均每期节目流失观众2000万人，留下的观众不到1300万人。
生存危机对一直蔑视收视率的《新闻调查》是一种陌生的感受，这种感受带来的困惑是重新审视来自观众场域的社会资本：“我们的观众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收视调查表明，《新闻调查》的观众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所以，像《拒绝声讯色情台》这样栏目内部评价非常低的节目，收视率却可以达到5.7%的高峰。“文化人”的“启蒙情怀”，遭遇了“老百姓”的“叫好不叫座”。在电视这个以大众文化为主打的收视率擂台上，《新闻调查》作为“一株名贵的植物”[48]，注定敌不过如野草般疯长的娱乐节目和娱乐态度。在一些编导心中，对观众的感情色彩开始变得复杂。
经济场域的压力导致《新闻调查》选题的变化，2003年9月18日，《新闻调查》围绕着以收视率为第一指标的艰难调整：以有冲击力的题材包装一直坚持的文化资本。首先，确立了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栏目获得收视率的突破口。此后，《阿文的噩梦》《深圳外贸、骗局揭秘》等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开始涌现，《新闻调查》开始迎来一个收视和影响力的高峰；第二，改变了栏目自成立以来的“编导中心制”，实行以三名出镜记者为核心的“主持人中心制”，并分成三个相互竞争的小组，实行新的薪酬考核体系，促进有力度节目的产生。
很快，《新闻调查》在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步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期”，观众场域和思想场域都有了良好反映。但吊诡的是，当一个栏目声名鹊起的时候，也就到了拐点的时候，这仿佛成为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场域的潜规则，表现在电视场域，比如《焦点访谈》在成为“焦青天”之后，开始被要求做大量的主题宣传报道；《百家讲坛》在妇孺皆知之后，被要求讲“党史”；《大国崛起》引发热评的时候，原班人马就被指派按照同样规格生产一部表现政治场域领导能力的《复兴之路》。这一被电视场域领导给栏目做思想工作时称为“看得起你”的青睐，《新闻调查》也不例外，在经过短暂辉煌之后，2004年9月18日，来自有关部门的指示，电视媒体中除了《焦点访谈》可以涉足舆论监督题材之外，其他栏目一概禁止。
虽然“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使它在整体上可以和阶级、党派等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在现代民主和现代法律可以容忍范围内的距离使大众传媒可以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和社会公众的权利享有进行监督，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限制作用”。[49]但以“揭露”为目标的调查性报道，它的舆论监督特性在所有新闻产品种类中最为突出，因此“禁令”的下达，实际宣告了像调查性报道这样在丑恶暴露之前就介入的选题类型，已经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新闻调查》，又回到了“为生存而战，为收视率而战的艰难境地”。在2006年一季度一套的排名当中，《新闻调查》已进入倒数前三之列。制片人不得不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面对日渐丧失的影响力，《新闻调查》不得不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路，在何方？”[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