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1917年4月9日
寄居在修鞋匠家里的人
一片小小的和平绿洲——瑞士，周围却弥漫着世界大战硝烟，因而在1915至1918年这四年里，瑞士也出现了像后来侦探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惊险的场面。在一些豪华的旅馆里，处于敌对状态的几个列强国的驻瑞士使节们见面时互不搭讪，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而就在一年以前他们还很亲密地在一起打桥牌或者彼此发出热情邀请到对方家中作客。而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一闪而过、讳莫如深的人物从这些豪华旅馆的房间里溜出。国会议员、外交人员、秘书、巨商、还有部分戴面纱或不戴面纱的贵夫人们，表面上不动神色，而事实上，每个人都肩负着秘密的使命。
插着各国国旗的高级轿车不断地驶到这些豪华旅馆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下来的有工业家、文艺界的名流、新闻记者、以及那些好像仅仅是偶尔出来欣赏异国风情的人，但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也都各自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和有着同样的目的：要探听到一些重要消息，刺探一些军事政治情报。他们甚至会利用和逼迫旅馆的门房或打扫房间的女仆，让他们帮着去干偷听和监视的勾当。各国的敌对组织在旅馆、公寓楼、咖啡馆、邮局、到处进行活动。所谓的宣传鼓动，一多半是间谍活动；看似友爱，实质是出卖，所有这些匆忙到来的人办理的任何一件公开的事，背后都会隐藏着许多不能公开的告人的事。一切都有人监视，一切也就都有人汇报。不管何种职业的德国人，只要刚一进入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国大使馆就会马上知道，不到一小时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情报人员每天都把或真实或杜撰的大本大本的报告交给那些等候着的外交官，然后由他们转送出去。几乎没有不透风的墙；电话常被窃听；从废纸篓那皱巴巴的碎片纸和吸墨纸的痕迹上捕风捉影地发现一条所谓的消息；在这个群魔乱舞的世界中，许多人做到最后连自己都糊涂了，自己究竟是猎人还是猎物，是出卖者还是被出卖者，是间谍还是反间谍。
不过，在这样的岁月里，有一个人——关于他的报告非常少，或许是因为他不太招摇吧。他既不跟那些官员一样住在高级的旅馆，也不和那些文艺界人士喜欢在咖啡馆里闭坐，他也不去观看煽情的宣传演出，而是默默地和自己的妻子一直隐居在一个钉鞋匠家里。鞋匠家在利乌特河的斯比格尔小巷里，这条巷子古老、狭窄，路面又高低不平，他们就住在一幢三层房子的顶楼上。这幢房子很不起眼，跟城里的其他旧房子一样，屋顶高高耸立，构造还是很结实的，只是由于年代已久和紧靠着楼下院子里那家制作熏香肠的小作坊，屋子已经变得很黑。他有三个邻居：一个是女面包师、另外两个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是奥地利男演员。他平时不爱多说话，所以，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俄国人并且有个很难念的名字，别的也就一概不知了。女房东是从夫妇俩人的穿着打扮和他们每天简单的饮食来判断他们已经离开家乡流亡很久了，而且他们来时也没带来大笔的财产，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赚钱的大买卖。他们俩刚搬来这里住的时候，全部家当合起来还盛不满一个小竹篮哩。
这个人身材矮小，五官并不出众，生活也很不引人注意，处事也非常低调，他不喜欢交际，很少有客人来找他，邻居们极少能和他眯缝的双眼正面相遇，也就很难触及到他那锐利而深沉的目光。但是他平日的生活却相当规律，每天上午9点钟准时去图书馆，在那里阅读一直到12点钟图书馆闭门，然后用十分钟时间回到家中，到12点50分又重新离开寓所到图书馆，下午他总是第一个人到达那里的人，然后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6点钟关门。那些情报人员只会关注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并不会想到沉默少言、孜孜不倦埋头苦读的人往往才是世界革命中最危险的人物，所以没有人会为这样一个住在修鞋匠家里寒酸的毫无特色的人写报告。然而，他在自己的圈子——社会主义者的阵营里，是被大家熟知的，他曾在伦敦一家由俄国流亡者主办的激进小刊物做编辑，他还是彼得堡的某个很难叫出名称的特殊党派的领袖。
不过，他认为社会主义政党里一些最有名望的人的方法是错误的，因此，在谈论到那些人物时，态度有点生硬和轻蔑，又因为他表面看来不太好接近和性格中的不会圆通，所以大家对他也就不太热心。有些时候，他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一家无产者经常出入的小咖啡馆组织聚会，来参加的大多是年轻人，人数一般都是十五到二十个。大家觉得他和那些俄国流亡者一样，喜欢没完没了地喝着茶喋喋不休地争论直至头脑发热，因此，对待这样一位怪僻的人，他们通常采取容忍的态度。也就几乎没有人去足够重视这个体格瘦小、面容严肃的人。在苏黎世，能够意识到这位住在修鞋匠家简陋屋子里的有着拗口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人将会是位非常重要人物的，不会超过三四十人。所以，在当时如果那些在各国使馆之间飞速穿梭的高级轿车中偶尔有一辆车，很不经意地在大街上撞死了这个人，那么，世界上就更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了，既没人会知道他就是乌里扬诺夫，更没有人知道他就是蜚声世界的列宁。
